承包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中解除权与收回权的冲突及协调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规定的解除权与《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38条规定的收回权关于是否消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效果,存在明显冲突。价值层面,涉及稳定承包关系和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理念冲突。规范层面,其本质是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在调整同一法律关系时适用顺位的冲突。解除权优先说、收回权优先说抑或择一说并未解决问题。依现代法律观念,解除权与收回权冲突及其协调应置于公私合一的体系中,确定“私法主导、公法补充”与“公法主导、私法补充”两种适用类型。对于连续两年以上弃耕抛荒的事由,应限缩解释为预期违约而解除合同的情形;对于改变农地用途的事由,则应限缩解释为在改变农地用途且满足特定条件时而无偿收回的情形。

土地经营权入股立法的反思与展望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以入股等方式流转,在政策与法律层面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迁过程。土地经营权入股在立法中得到确认是“三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有利于在流转中更好地实现土地经营权的价值。土地经营权入股现行立法表达不规范、不统一,且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冲突,导致立法预期的实现受阻。以立法的基本原理来审视,立法用语不规范只是表面现象,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不明才是立法困境的根源,对入股所致不利后果的担忧则进一步导致适用难题。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以租代转”、“名为入股、实为出租”现象表明,既有立法并不能有效满足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需求,反而徒增解释与适用的混乱。为了弥合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认知分歧,保持相关立法之间的协调,实现“三权分置”的立法目的,有必要在立法中统一相关表述,明确规定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移除土地经营权承载的不必要负担,让土地经营权真正成为“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进而以“作价出资”取代“入股”。

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股东出资、保本投资与配套制度

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应定性为股东出资行为,以公司法为基础,完善股东出资、法人运行与配套措施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股东出资方面,应限定出资标的物范围,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制。在法人运行方面,为农民股东优先配置可转换的、可累积的及可参与嗣后分配的优先股以基本实现其“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目的;为农民股东配置优先股赎回权、清算优先权与股份回购保险以基本实现“保本退出”目的。在配套措施方面,国家应灵活运用宏观调控措施以改善农业弱质性问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破除农民失地失业困境。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信托流转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创新性地将土地权利重构为“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多层结构,其中放活土地经营权并加速其流转是实现“三权分置”制度目标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信托制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所有权与利益分离、信托财产独立性、信托目的有限性、信托管理连续性等极具创新价值的基本法理。利用信托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能够在土地权利多层结构中实现三权主体利益并约束其行为,提升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推动农地经营管理集约化和规模化。必须回归信托制度本源重新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地信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托公司、农户担任信托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从充分发挥农地财产属性的角度围绕土地经营权设立信托;立足于农村农业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大环境,以实现农户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一步细化受托人义务;结合我国物权登记制度进行信托财产登记,从而保证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稳定性。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能够在确保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充分实现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促进农村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为我国持续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要素的优化配置

发轫于“两权分离”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已迭代为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土地经营权被立法确认为民事权利,有利于破除土地经营权以信托方式流转的法律障碍。但是,既有土地经营权信托要素配置存在失衡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信托主体资格错位、土地经营权转移标准不明确及信托目的定位模糊等方面。信托要素的合理配置是促进土地经营权信托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完善土地经营权信托相关制度的重要手段。应遵循是否有利于保障农户的土地权益、是否有利于彰显信托机理的功能优势及是否有利于克服信托实践中“市场失灵”的基本准则,从厘清信托主体资格、构建土地经营权信托登记制度及将信托目的重塑为社会性目的等方面着力,对土地经营权信托要素进行优化配置。

农地经营权属性如何影响规模经营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常州市1532个规模经营户样本数据,采用两阶段估计策略,实证分析农地经营权属性对规模经营者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经营权债权属性占优时,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完整性相对较低,规模经营户更倾向于采取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农地经营权物权属性占优时,农地产权稳定性、完整性较强,规模经营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概率反而较低。此外,农技培训、农地经营规模、参与农业经营组织与农业保险等经历对农地经营者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促进作用。据此,建议采取农地经营权属性分类引导的耕地质量保护激励措施,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与耕地质量保护协同发展。

再流转中土地经营权的登记效力规则研究

再流转中的两种土地经营权在登记能力、登记效力上采区分原则。再流转阶段,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经营权承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规则而采登记对抗效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应解释为未登记可以对抗恶意第三人以及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必要条件为已登记,登记对抗效力表现为登记公示相较于其他公示方式的优先性与相对公信力,占有使用及向发包人备案作为认定第三人善意的实质调查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再流转须“经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为管理性规定,同时暗含登记连续性的目的,采登记生效效力的形式正当性在于此类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物权变动在实证法上的相对独立性,进而适用不动产物权公示的原则性规定,实质正当性在于通过市场机制高效利用农村“四荒地”土地资源的价值取向。另外,可结合此类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特殊规制目的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信托:土地经营权抵押权实现方式的创新

折价、拍卖和变卖不适合作为土地经营权抵押权实现的方式,现有的其他方式也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信托是土地经营权抵押权实现方式的创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可行。作为抵押权实现方式的土地经营权信托的设立须经抵押权人同意,以抵押权人为唯一或第一顺位受益人,并办理信托登记。受托人的权利应有所限制,即受托人不得将土地经营权以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给他人;应允许信托合同对受托人的分别管理义务另行作出规定,细化受托人谨慎管理义务的要求。应设置专门的信托监察人对受托人经营管理农地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权分置”视野下的农地经营权登记

从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实施起,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性质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尤其是承包权与经营权权属之间的比较。物权性质的农地经营权不仅能保障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而且可以真正发挥农地的财产性及保障性功能。从农地经营权性质、功能,以及中国土地政策发展来看,农地经营权登记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并不冲突,应颁发不动产登记证书以及适用首次登记。

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隐性失地风险与制度应对

担心失地是制约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重要因素。基于制度文本和实践纠纷的解析,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失地风险主要为隐性失地风险——虽然在法律上享有收回土地的权利,但实际上难以收回、有效利用。其主要成因包括入股合同的约定欠周延,农地流转和土地股份组织制度衔接不足,政府投资建设的农业设施的处置规则不明,以及农地纠纷解决机制效能不高。在风险应对方面,不应固守单一的组织法视角,而是需要坚持系统性思维,综合施策予以现实应对,重点包括强化合同治理提高入股合同的周延性,深化农地流转和土地股份组织制度的衔接,健全政府投资建设的农业设施的处置规则,以及构筑更加便捷高效的农地纠纷调处机制。

代际传承视域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研究

基于中国传统家文化,农业经营将长期以家庭内部代际传承的方式进行。农户仅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形式主体,实质主体是分包土地时的农户成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是相对合理的农地权利代际移转方式。然而,受制于制度惯性和思维惯性,目前司法裁判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基本持否定态度。《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民法典》等均落实了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政策,规定了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设立长期的土地经营权,作为财产权的土地经营权可以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允许继承人可以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和将来所有的收益,可以依法取得法定的长期土地经营权。最高人民法院还应当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基于法定事由进行分割。时机成熟时,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

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法典表达述评及其体系化解释

我国《民法典》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基本规范,需要结合“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目标进行体系化解释。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应采纳“二元说”。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或者再流转未向农地所属集体经济组织备案的,不影响土地经营权流转或者再流转的效力。但土地经营权的再流转未经承包方书面同意的,该流转行为无效。土地经营权向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的,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许可,该流转行为亦无效。是否登记取得权属证书,应不影响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物权性土地经营权可以进行抵押,债权性土地经营权可以进行质押。其他方式承包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可以部分参照适用家庭承包语境中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规则。

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类型化研究

土地经营权属性争议与土地经营权登记之间并非毫无联系,前者的清晰厘定是后者规则阐释的前提。根据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目的和法律规范解释,在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下,应承认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和其他方式承包产生的土地经营权为用益物权。但也不能否定农业经营者订立债权性土地经营租赁权的可能性。在类型化思维下,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首先区分为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登记和其他方式承包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登记,两者构成不同的登记制度体系。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经营权设立登记和抵押登记应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再流转时参照土地经营权设立时登记规则。其他方式承包产生的土地经营权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独立性,其设立登记和抵押登记应采用登记生效主义,不宜直接参照适用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登记规则。

权利主体演进视角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研究

现行法律制度并未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关于该问题形成了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学说。以农户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主体与现行法律体系不协调,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目标,使司法裁判不易统一,也背离了当前农业农村的发展目标。在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可继承性基础上,划定继承主体范围、完善继承后的续期制度、建立继承后的退出机制并明确土地征收补偿款的继承方式,从而构建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机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是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农业现代化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土地流转意愿、土地流转程序及土地流转监管等方面仍受到制约。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保障措施,以期通过这些策略和保障措施,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

“三权分置”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机理、模式及对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当前,农村金融理论、政策和实践层面均有所创新,但农村金融的抵押担保难题仍未能有效解决,而破解农村金融抵押担保难题的重点就在于解决农地抵押担保问题。本文以农村金融机构信贷供给方作为切入点,分析“三权分置”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内在机理,并基于三家试点县(区)农商银行的业务实践,比较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四种主要业务模式的特点及适用性,同时指出制约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的主要因素。针对有关制约因素,本文从农地经营权流转机制、抵押物价值评估体系、风险分担补偿机制、抵押物处置机制等维度提出对策建议。

出租车经营权质押的法律定位及适用规则研究

为明确出租车经营权作为质押客体的法律定位与适用规则,本文通过对实践中的裁判分歧进行分析,明确了将出租车经营权解释为在一定期限内的出租车经营收益可作为质押客体。出租车经营权质押在公示时应采取登记生效主义,登记机构在统一前可适用习惯;质权人实现质权可以采取一般规定与直接收取相结合的方式。

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客体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经营权可以设立融资担保,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设融资担保的客体存在争议。从规范层面入手,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两项权利,后者可基于包含关系成为融资担保的客体,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土地经营权担保价值通常体现为土地流转价格,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设担保时价值较稳定,但在土地经营权人设立担保时,担保价值取决于其是否支付流转对价,影响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政策的实施效果。土地经营权人可以约定方式将土地上其他财产一并纳入担保财产范围,对融资担保客体进行适当扩张,增强融资担保设立的可行性。

乡村振兴战略下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成为激活农村土地资源、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实践中,土地经营权流转涉及的法律问题多样且复杂,影响着流转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基于此,文章聚焦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流转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了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的土地经营权性质模糊,流转方式不规范,登记制度也存在缺陷。为改善这一状况,提出了明确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规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完善土地经营权的登记规则等一系列对策建议,旨在明晰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定位,规范流转程序,并完善相关登记制度,从而保障各流转主体的权益,促进乡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困境与出路

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作为一种新兴流转方式,可在激活农村土地要素和提高农民经济利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良好条件。当前,我国许多地方开展了土地经营权信托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土地经营权信托法律关系主体资格不明确、登记制度不完备、监管制度不完备等法律问题。对此,应通过明晰土地经营权信托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完善土地经营权信托登记制度和土地经营权信托监管制度等途径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