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改工作,于2012年5月23日和24日召开了继承法修改研讨会,对如何修改《继承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应当看到的是,我国《继承法》自198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至今已经27年了,当时的立法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事主体的财产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继承法的现代化工作迫在眉睫。修改《继承法》,就是顺应发展,关注民生,更好地依法调整民事主体的遗产流转秩序。我国民法学者积极参与《继承法》修改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研究中心通力合作,日前向立法机关提交了"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对《继承法》提出了全面的修改建议,表达了民法学者对修改继承法的意见。本刊发表该修正案草案建议稿,以期提出问题,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引发学术上的争鸣和讨论,更好地推动《继承法》的修改工作。

探讨民法中的继承法规定:以遗产分配为例的实证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民法中的继承法规定,以遗产分配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继承法规定的研究,深入了解继承制度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情况,进一步研究遗产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继承法是民法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财产权益以及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通过对继承法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对个体财产权益的保护程度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特别是以遗产分配为例的研究可以更加具象化地分析不同继承制度下遗产分配的现状和问题。本论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民法中的继承法规定,以遗产分配为例进行研究,以期揭示继承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并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意见,以促进继承法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继承方法刍议——以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为视角

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范围内发生了重要影响,指导着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以内容价值评判为基础的批判继承法可谓更具科学性,在今天仍有提倡的必要;抽象继承法在历史上起过对批判继承法的纠偏作用,现在对我们运用批判继承法亦有一定的补充意义,但若将其确立为继承传统文化的指导方法,甚而代替批判继承法,则是不当的。

论继承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在遗产继承实践中，债权人利益受侵害表现为生前侵权、普通侵权和规避侵权三种形式。我国现行继承法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疏漏与不足。要全面充分地保护债权人利益，应对现行继承制度，尤其是遗产范围界定、限定继承、遗产破产及遗产管理等，进行整体改造。

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综述

2012年6月16日至17日,＂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在山城重庆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与西南政法大学共同主办,由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和外国家庭法及妇女理论研究中心联合承办。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代表有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领导、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人民法院的法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继承法制建设回顾与展望

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继承法制建设的历程,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中国继承法制建设的成就与不足,展望中国继承法制建设的未来,可以为继承法学研究提供新的问题和思路,为继承法制建设提供新的目标和方向,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继承法制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继承权益。

《二年律令》与秦汉继承法

根据《二年律令》的材料,秦代已有较完备的《置后律》。睡虎地秦简中的"后"字过去一直被理解为"后子"是片面的。"后"还有"继承人"之意。但《置后律》所规范的继承是一种身份继承即政治权利的继承,其次才是财产的继承。自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出土先令券实物以后,学术界就有关中国古代是否存在遗嘱继承制度展开了讨论,其实,析产分家是古代财产继承的主要方式,《二年律令》中有"先令券书"的条文,可证"先令券书"只是家产析细见证而非遗嘱。

继承法修正中的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对《〈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的展开

我国《继承法》如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得到适当的修正,既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又关系着百姓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透过对时代背景的考察发现,《继承法》必须面对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家庭增加、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等现实问题。《继承法》的修正不仅自身规范体系应协调一致,还应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统一,更需要与我国当代社会现实相适应。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条文的解读,展示了我国继承法基础理论适应时代的变革与制度创新。

论继承法修订应考虑的因素

继承法的修订是民法典分编的编纂工作,应考虑继承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继承法的内容安排须与民法总则衔接,与其他分编协调。总则中已规定的内容,继承法不能重复;应在其他分编规定的内容,继承法不应再规定。基于产权保护和私有财产的状况,对遗产的规定应坚持"凡私有财产均可为遗产"的观念。因私有财产量大且构成复杂,继承法应设立遗产管理制度,规定遗产管理人的确定及其地位。基于现代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继承法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继承权相对丧失的适用。从特留份设立的理论根据和家庭结构的现状考虑,特留份权人的范围不宜扩大到三亲等及以外的法定继承人。继承法修订中应承认后位继承,认可继承协议的效力,承认形式瑕疵遗嘱不能仅因形式瑕疵而无效,确认不同形式的遗嘱具有同等的效力,确定一定条件下当事人可以设立共同遗嘱。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应扩大遗嘱的形式,承认打印遗嘱等形式,对于遗嘱的见证不拘泥于"现场见证",认可以微信等方式予以见证的效力。

对中国现行继承法遗嘱自由过度的反思

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嘱自由过于放任 ,这与婚姻家庭法养老育幼义务不对应 ,与我国宪法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和整个法律体系不谐 ,与中国传统继承法律、家庭伦理道德不符 ,与国际继承立法冲突过大 ,不好接轨 ,有可能损害我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建议修改我国现行继承法 ,给特留份以应有位置 ,这也是与婚姻家庭法相配套的反对“包二奶”

论尊重被继承人意志原则在继承法中的定位

我国现行继承法未将基本原则条文化,学者对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多有讨论,但鲜有将尊重被继承人意志原则界定为继承法的基本原则,更无人论证其于继承法中的地位。自由价值是继承法的根本价值,由继承法的自由价值与本质属性所决定,尊重被继承人意志原则应当为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继承法始终,不仅是遗嘱继承应当遵循的原则,而且是法定继承应当遵循的原则,并且,是保护私人财产继承权原则、继承权平等原则、养老育幼等原则的逻辑前提,在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继承法》修正:体系建构与制度选择

我国现行《继承法》修正,既是民众继承观念变化的要求,也是继承法制科学发展的要求。《继承法》修正,以相关民事制度的完善为基础,以继承机制的和谐统一为归宿,以民众继承愿望的满足为宗旨。继承制度的体系建构,应采总则、遗嘱、法定继承、遗产的处理、附则五章编制;继承制度的立法选择,应关注遗嘱制度、法定继承制度、遗产处理制度的修正与完善,进而实现继承领域的意思自治、权利保障与利益协调。

唐代继承法探析

中华法系被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 ,中国法制作为中国文化的“驰名商标” ,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 ,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折射。唐代继承法创制了自由民身份继承的政治权利转移模式和财产继承的经济权利转移模式 ,卓有建树地吸纳了前代私法精髓 ,开辟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性化立法原则的先河 ,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并为唐代以后历代王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操作的参照系 ,同时也对东亚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对唐代继承法的立法原则、构成要素、基本要义和技术措施进行了法理探析 ,展示了唐代继承法的制度细节 ,也提出了其利弊根源 ,旨在加深对中华民族法文化的研究。

关于遗嘱信托的几点思考——以继承法修改为背景

我国《继承法》颁布后近30年未修订,但是社会背景却发生了深刻变化,继承法的修改迫在眉睫。我国继承法理念上主张遗产所有权直接从被继承人转移至继承人,这种理念下的继承制度有三个方面不足,即忽视遗产的保值增值,忽视遗产的多次转移需求,忽视对尚不存在的继承人之保护。遗嘱信托的特殊制度功能,能够弥补现有继承法的上述不足。我国在继承法修订中应该对遗嘱信托作出明确规定。

遗嘱信托是克服继承法缺陷的工具

继承法是私法中的强行法 ,继承法的这种双重品格决定了其存在固有的缺陷。遗嘱信托具有独特的理论构造 ,可以成为克服继承法缺陷的工具。我国遗嘱信托在成立生效制度上存在的缺陷制约了遗嘱信托功能的发挥 ,为此 ,必须对信托法的相关内容进行适当修改。

宋代财产继承法之“女合得男之半”辨析

"子承父分"和"兄弟均分"是宋代财产继承的基本原则,非户绝之家的女子除可获得适量"嫁资"外,一般别无财产继承权。面对复杂繁多的民事财产诉讼,宋代司法强调兼顾"法理"和"人情"。在父母双亡,女招赘主管家政,而子孤幼,或原已招赘婿继承家业,父死后,母又别立继养子的情况下,实施"女合得男之半"的继承法。如无亲生子而有养子,在不影响"子承父分"的前提下,也可参照遗嘱继承法,使在室女获得部分遗产作为嫁妆。

家族企业继承法律制度研究

“富不过三代”不应是家族企业的宿命 ,继承法律制度应当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其它国家的长子继承制不同 ,我国的继承制度有着更为平等的性质。这种平等的做法对家族成员来说可能是公平的 ,但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却是极为不利的。为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 ,本文认为 ,首先家族企业主应有效利用继承法的既有规则 ,用遗嘱或企业继承计划安排好“身后事” ;其次 ,对作为遗产的企业 ,在分割问题上应采取一些灵活性做法 ,以保障家族企业的整体性和可持续发展。

民法典视角下的继承原则重构——兼评杨立新、杨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

囿于继承法同时具有身份法与财产法、任意法与强行法等多种不同维度的法学属性,客观上决定了以调整财产关系为主的民法基本原则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继承法。鉴于继承法未来将纳入我国民法典体系的需要,这种制度内在价值的冲突要求继承法具备独立的继承原则以起到制度衔接协调功能与规则解释补充功能。在对我国现行《继承法》修订时,有必要以成文法形式列举"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继承权男女平等"、"养老育幼与照顾病残"、"互谅互让与和睦团结"以及"权利义务一致"五项继承原则,而这五项原则也是指引《继承法》补充完善以及制度创新的立法依据与价值追求。

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新论——兼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就如何对待中国哲学遗产问题提出了被称之为"抽象继承法"的观点。自这一观点提出至60年代初期,曾引起中国哲学史界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尽管也得到少数人的同情理解和肯定,但大多数人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和立场。7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不断就冯友兰的这一主张进行重新讨论和认识,在基本肯认这一观点和思想史意义与理论创新价值的同时,又指出其所存在的局限;冯友兰本人对自己的观点也进行反思,一方面承认其中有些提法欠妥,另方面仍然坚持这一基本主张。这里主要从方法论角度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进行重新认识,以推进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以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并简要阐发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