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配套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研究述略

2005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等城市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重点,正在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目前国内关于综合配套改革的主要观点,包括综合配套改革的内涵及其特征;综合配套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设定;以及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若干对策及思考。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运行及前瞻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区域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集聚辐射作用、结构转换作用、经济拉动作用和体制示范作用。为更好地发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应建立创新型的管理体系；构建自发制度创新和企业创新的发展环境；建立试验区内产业和企业的集群战略；构建试验区创新系统，创建“学习型区域”。

试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正在为国内外所关注。它的提出顺应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体现。本文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现实背景分析入手,阐述其具体的内涵、本质及其特征,并结合区域发展实践,提出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具体目标。

电工电子实践教学综合配套改革的探索与实施

文章介绍了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电工电子实践教学综合配套改革的研究与实施情况，对如何有效地开展实践类教学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并为一般院校开展此类改革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参考模式。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功能区设置与管理体制考察:上海浦东与天津滨海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发展,以功能区为主要载体。选择合理的管理体制,对于促进功能区开发开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透过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两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功能区设置及相关管理体制的演变,梳理二者特点,对比其异同,折射出在不同阶段,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应其功能区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安排,有其必然性,亦存在诸多个性化因素。这为未来新设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功能区设置及相关管理体制安排,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湖北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2002年以来,湖北省进行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对策进行补救:逐步实行“县政乡派”体制;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成果法制化;完善以钱养事、以事养人制度;创建有效的社保体系;积极化解乡村债务等。

对成都试验区及四川省级试点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情况的初步分析与思考

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重大政策措施先行试点,其意义非常重大;四川省选择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区的地级市作为省级试点市,这对推进四川整个区域统筹城乡工作的开展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试点地区担负着"先行先试,超前探索"的历史重任,机遇和风险并存。本文就成都试验区及四川省级试点市开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进展情况、特点、试点中初步发现的问题以及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等做出分析和思考。

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厦门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可行性研究

厦门市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厦门特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同时也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先行的探索。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原有特区政策的普适化,特区发展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体制创新任重道远,迫切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争取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无疑是厦门乃至整个海峡西岸经济区未来发展的一次难得机会。因此,厦门必须把握自身优势,发挥特区发展的先行优势和特色,把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一项重大的发展战略来看待。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区与制度的空间演化分析

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是为了促进滨海新区及天津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推动环渤海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发展,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模式。这就要求在理论上不仅要考虑到技术、制度的因素,也要考虑到空间的因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模型的影响。具体研究空间因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影响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空间作用,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方式和区域发展模式,为在全国范围内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崭新的思路和视角。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改革模式的异同点分析

在界定和解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的基础上,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改革模式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基本结论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种制度变迁内生化的变革模式,具有制度变迁累积创新传导机制。

统筹城乡与均等化公共服务创新路径研究--以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为例

本文从统筹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路径的背景和理论基础着手,从破解城乡二元发展现实难题的需要、市场失灵与公共产品理论、加强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论述了均等化公共服务创新路径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以成都市为例,对成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以及成效进行了详细地梳理,指出了其在均等化公共服务建设过程中创新点。最后,借鉴成都市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创新做法,提出了四川省统筹城乡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

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及难点问题研究

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基本经验包括突出政府主导地位、突出民生导向目标、统筹规划城乡建设、合理布局城乡生产力、实施渐进式改革等。改革试验进一步深化的难点在于"土地换户口"、"农转非"人员补偿标准差异、金融体系不发达等。通过土地权益改革、户藉改革及金融体制改革,才能很好解决以上突出问题。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风险评价与预警机制研究

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是推动地区协调平衡发展的支点之一[1]。国家综合配套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先行先试"权。试验区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先行先试"可能会引发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与冲突,造成试验区的"不稳定",妨碍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的顺利进行。文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风险评价与预警机制进行研究,并就试验区的风险应对与风险防范提出合理的建议。

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基于演化阶段及实现机制的视角

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的动态演化实现机制分析,其创新过程呈现从制度输入、制度发展、制度成熟到制度输出等四个阶段,每阶段其动力主体及实现机制各有特点。基于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不同阶段,对策建议是:清晰界定"先行先试权",创新地方立法机制,保证制度创新动力输入;理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协调机制,促进制度输入有效推进;制定试验区工作的导则和评估方案,确保制度创新过程有效合理;创新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制度创新动力由"外"而"内";发展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职能,形成全社会创新创造氛围。

综合配套改革与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

文章首先对综合配套改革的含义进行界定,通过比较以往改革模式确定综合配套改革的新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分析其辐射效应及其极化效应。基本结论是,首先要在增长极内构建制度长效累积创新机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畅通的环境以实现制度的有效扩散,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模式选择

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经济特区的比较．（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经济特区的相同点（1）改革目的相同。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经济特区，还是在现阶段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改革的突破口，通过局部的试验和总结，把成功的经验逐步推广到全国，均体现了共同发展的目标。

建立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初探

本文在充分剖析"新特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实施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选择原则,并对实施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如何进行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进行了探讨,为国家和地区推进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提供参考建议。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解释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涵义深刻,设立背景与以往改革模式明显不同。其作为制度内生的增长极发挥相应作用的基本前提是足够货币资本的投入。构建的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辐射效应及极化效应表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要构建制度长效累积创新机制,更要建立畅通的环境以实现制度的有效扩散,要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产业功能区及其管理体制解构:天津滨海与重庆两江

产业功能区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优质资源的主要集聚地,集中了区域内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其管理体制直接决定着产业功能区的发展效益和发展质量。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功能区发展及其管理体制设置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差异。通过对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功能区发展及其管理体制的比较可以得到启示:产业功能区定位是对中央赋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定位的细化;产业功能区承载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历史使命;产业功能区发展应结合地区要素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产业功能区不同发展阶段应选择不同的产业功能区管理体制。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的系统设计

本文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客观定位我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实现目标,设计了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思路,并对我国如何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