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对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重要手段,对各行业的低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1年中国各省份、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显著提升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这一提升可通过技术创新、建筑业能源结构转型等作用机制实现,其中介效应值为0.015和0.046。鉴于此,需建立更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更明确的交易规则和市场机制,以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农业绿色发展事关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系统性、全面性绿色转型。日前,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3》(下称《报告》)显示,2015年至2022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从75.19提升至77.90,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多维度持续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成效显著,科技创新有效支撑农业绿色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农业特色产业绿色发展路径

特色产业绿色发展需要立足全产业链,用历史的、全局的、立体的、辩证的思维做好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布局规划,在产业链协同发展、产业链同构性再生、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上把握重点环节,找准绿色发展存在的短板弱项。围绕种养结合、农工结合、农旅结合、农能结合等关键举措,做好循环融合生产,促进绿色生产增效。紧抓土壤生态治理保护、农药化肥减量、农膜回收利用、畜禽粪污处理、秸秆资源化利用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加强绿色生产急需技术研发和引进集成,促进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培养服务绿色发展的技术人才队伍,发挥科技对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快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种植、加工、营销等产业链过程,赋能农业绿色生产,推进绿色转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生产组织化程度,构建法规体系,完善财政、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发挥好市场引导作用,推进绿色品牌创建,建立起特色产业绿色发展的保障措施。

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双碳”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绿色金融作为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为农业绿色转型升级不断赋能。因此,研究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绿色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数,进而应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绿色科技在绿色金融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中起到中介效应;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仅存在区域和维度异质性,而且具有依赖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据此,应从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强化科技引领、推动绿色金融差异化发展、灵活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入手,提升绿色金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效果。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从软治理到绿色发展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旨在探讨职业教育如何助力乡村振兴,从软治理和绿色发展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本文分析了职业教育在乡村软治理方面的作用。通过职业教育,农民可以获得实用的技能培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此外,职业教育还能够培养创业人才,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其次,本文探讨了职业教育在乡村绿色发展方面的路径和策略。通过聚焦绿色产业培训、强化绿色意识教育、加强实践教学与社会合作、支持创业和就业发展以及提高教师专业素养,职业教育可以为乡村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最后,本文对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优化职业教育课程设置、加强校企合作和促进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等建议。总之,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推动乡村软治理和绿色发展,职业教育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与绿色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其显著特征和突出品质。中国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应地从生态赤字缓慢扩大期、生态赤字快速扩大期、再进入生态赤字缩小期、局部生态盈余期,未来将转向生态盈余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低碳转型、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特色制度体系创新等方面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基础性问题,结构性压力、根源性压力、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为此,中国必须坚持长期主义,避免短期机会主义,坚持绿色增长,追求绿色发展的长期价值,并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即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统筹推进,整体推进与重点攻坚协同并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双向发力,多元参与与协同治理并行不悖,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紧密结合。

空气质量改善能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吗?——兼论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厘清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推进。从医疗和防御性支出、规避行为以及劳动生产率等视角阐释了空气质量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理论机制,并使用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其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改善会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这一结论在使用逆温天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更换空气污染物指标、考虑空间自相关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该作用通过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条渠道产生;此外,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空气质量,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从而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内涵,按照UNEP方法和DPSIR模型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陕西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包含的41个县(市、区)为样本,对其2011—2020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APIO模型研判其可持续性特征。结果显示:各三级指标对绿色发展贡献度差异明显,关键自然资本指标在研究期间变动微弱且贡献度较低,绿色发展主要靠经济发展带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呈现低层次的绿色发展水平和不稳定的生态保护效果;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水平高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但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基准模型、门槛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可能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来看,研究期间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是工业实现绿色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2)从分地区维度来看,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就效应大小来看“中部>东部>西部”;(3)目前数字经济主要作用于工业资源利用和工业增长质量方面,对工业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尚不显著;(4)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技术门槛特征,当工业技术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效应会更为强劲;(5)数字经济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市场化水平来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影响。因此,要因地制宜以人力资本、能源结构、市场化水平为路径发挥数字经济的引擎作用,同时着力提升工业技术水平以更好实现数字经济的绿色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对试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PSM-DID和S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本文选用2003~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ETP)为出发点,用生态效率测度绿色发展水平,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实证检验了CETP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CETP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2)CETP产生的创新效应对绿色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3)CETP对周边试点城市产生了显著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非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业保险、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保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从农业保险影响农业规模经营、产生增收效应和环境效应入手,采用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业保险通过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保险是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并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保险助推农业绿色发展的中介机制;多维环境效应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对农业碳排放、农业化肥面源污染有重要影响;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和农作物种植规模较高的地区,农业保险更有利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由此,提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优势、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建议。

“双碳”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挑战及路径选择

“双碳”目标的提出赋予了农业绿色发展新内容、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的特征可以揭示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基础。农业绿色发展与减排固碳存在理论和改革实践两方面的逻辑关联。“双碳”目标指明了农业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减排固碳和低碳转型是当前引领农业绿色发展的抓手;在相关重点领域更需注重低碳与绿色协同发展。“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面临多目标协同性不足、多主体治理格局未形成、低碳科技水平较低以及配套制度不完善等挑战,需将“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遵循问题导向原则,探索相应的转型路径。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城市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实施路径

针对流域生态城市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趋势,在阐释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理论渊源和发展进程的基础上,从理论维度和现实维度辨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明确了“双碳”目标下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立足于流域生态保护,分析了当前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的三大瓶颈因素,提出了流域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经济转型。

数字乡村建设、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绿色发展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东部次之,但对中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持;农业农村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加强数字乡村建设,重点支持信息化技术和金融科技发展,同时加快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新时代十年中国绿色发展之路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该研究基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总结回顾了新时代十年中国的绿色发展历程;从绿色发展体制机制、生态环境质量、经济绿色转型、绿色低碳生活、全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出发,直观展示了新时代十年中国的绿色发展成效;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和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为导向,提出新征程上深入推动绿色发展的优化路径。绿色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懈探索下形成的全新发展模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其内涵包括经济“绿色化”和绿色“经济化”两个方面,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的十年间,中国多措并举完善治理制度、多维联动推动环境共治、科学有力实施治理手段、多管齐下提高治理效能,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新时代十年来,中国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全局性改善,经济绿色转型取得重要进展,绿色低碳生活成为新风尚,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绿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把握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征程上继续推动绿色发展,必须切实增强系统观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形成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机制,正确处理5个重大关系,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推动中国绿色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辩证关系与实践路径

随着整体生产力的进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新质生产力本身也是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融合发展推动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加速转换。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明晰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辩证关系,梳理两者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结论发现,这对于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融合形成的绿色新质生产力也推动着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进而反作用于生产力,畅通绿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从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培养发力推动整体经济转型升级。

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4—2020年中国省级样本数据测算农村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QAP模型实证分析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发展水平差异及其原因。结果表明:尽管农村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均处于发展推进期,但目前两者并未达到最优耦合状态;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水平差异经历“缩小-平稳-增大”的过程,缩小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都是解决耦合不平衡的关键;政府调控水平、运输邮电水平以及外贸开放水平差异是造成各省耦合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科技水平的差异化有利于缩小各省耦合度的差异。据此,建议由地方政府牵头将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农业农村发展,打造高效高质寄递运输网络,健全农产品国内统一大市场体系,并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其所倡导的新技术、新能源和新产业,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能够有效赋能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蕴含深厚的逻辑机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向度是其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是其实践基础,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高度契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进程。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新途径、为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新动力、为解决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新方案。实现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需要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动力支撑,以绿色经济政策体系为重要抓手,以绿色产业壮大为实践指向,以绿色能源发展为驱动力量,通过科技助力、政策支持、产业适配和能源革新,有效拓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基于金融约束缓解的视角

在农业生态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而作为新型金融模式的数字普惠金融,是打破农村金融困境的有效工具,已经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此,论文利用中国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金融约束缓解的视角,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分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各区域间的农业绿色发展差异较大;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4.从农业重要性角度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且其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中,均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从区域差异性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沿东部、中部向西部递减,且其均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来促进东部和西部的农业绿色发展。为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进程,论文提出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缩小区域“数字鸿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绿色发展效能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