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基于内外部资源协同视角

采用2011—2021年中国制造企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内外部资源协同视角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效促进了制造企业的绿色投资,且可以通过促进内外部资源协同进而推动绿色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促进了拥有高风险偏好管理者的企业及非重污染制造企业的绿色投资,对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地区的制造企业绿色投资产生的促进效应更大。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吗?——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

“双碳”目标下的绿色投资: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1+N”政策体系之一的绿色投融资是中国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梳理1990-2021年间收录在Web ofScience数据库和中国知网(简称CNKI)的绿色投资文献,可以展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轨迹、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30年来绿色投资发文量和研究主题与全球有关气候环境方面的重大协议是同步跟进的,切实回应了有关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集中在绿色投资内涵、绿色投资作用机理和应用领域等方面,有关“中国”以及“一带一路”的绿色投资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绿色投资的研究演进过程呈现出从外生性到内生性,从合规性到战略性,从对环境被动的风险规避到主动的社会责任承担和金融产品创新的积极发展态势。未来研究应更多立足国情,加强多学科融合,多维度诠释绿色投资作用机理及发展逻辑,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绿色投资新问题。

制度距离、数字化水平与海外绿色投资效率

制度是对外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数字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厘清制度距离、数字化水平与海外绿色投资效率的关系对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至关重要。基于国家宏观层面数据,深入探讨制度距离对海外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和路径机制以及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在两者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制度距离显著地抑制中国海外绿色投资效率的提高,其传导机制主要是产生外来者劣势、提高知识转移成本以及抑制规模经济;第二,东道国数字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缓解制度距离对绿色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第三,制度距离的抑制作用具有国家异质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为强烈。基于此,中国应加快推进本国制度型开放、搭建跨国数字交流平台、加强风险研判、完善对外投资布局、形成一体化新型海外投资模式、构建中国式标准与规范,从而提高中国的海外绿色投资效率,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绿色投资者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基于2011—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察了绿色投资者的进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引入绿色投资者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机制分析层面,绿色投资者的进入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提高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一是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二是提升外部环境关注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低竞争企业和低污染企业而言,绿色投资者的进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此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投资者以及企业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相关研究。

绿色治理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基于ESG信息披露质量与绿色投资者进入的关系解释

“十四五”规划和“双碳”目标指出,绿色转型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绿色投资者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效益,因此,吸引绿色投资者向企业聚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201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ESG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投资者进入的影响。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质量与绿色投资者进入显著正相关。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信息披露通过缓解双重代理问题、提升企业声誉两条路径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进入后,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缓解融资约束及提升财务绩效。结论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绿色投资者成为企业自觉践行绿色转型理念的重要驱动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投资者进入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融资约束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文章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以2008—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绿色投资者进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进入可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法等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绿色投资者进入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和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并且存在“绿色投资者进入—缓解融资约束—激励绿色创新—促进绿色转型”的链式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绿色投资者进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西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中更加明显。

分析师对环保信息的关注能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吗?

以2012—2022年重污染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探究分析师对环保信息的关注能否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研究发现,分析师对环保信息的关注能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息披露质量和业绩压力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分析师对环保信息的关注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为探索企业绿色投资的驱动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对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可否兼得——绿色投资机构的双重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绿色投资机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既存在股东积极主义的商业逻辑驱动路径,还存在基于社会价值传递形成企业绿色创新激励的独有路径。而这在已有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论证。本文利用我国沪深A股污染行业企业2011年—2022年数据,从双重路径切入分析了绿色投资机构对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论发现,绿色投资机构对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存在边际递增的时滞影响特征。上述结论经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同时,绿色投资机构对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不同产权属性、不同管理层视野以及不同共同机构持股特征中存在异质性特征。此外,绿色投资机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商业逻辑驱动与社会价值传递两种微观机制路径,商业逻辑驱动路径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实现,社会价值传递路径则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绿色溢价与增加投资者关注实现。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企业绿色投资角度出发,选取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董事会人力资本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较高的董事会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检验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对绿色投资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地,基于经济后果的检验发现,在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提升下,促进了企业的ESG表现。研究结论从董事会人力资本角度提供了企业环境治理动机、影响ESG表现的因素证据,也拓展和丰富了董事会人力资本的相关文献。

京津冀地区企业绿色投资的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研究

京津冀地区作为经济重镇,面临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尤其在融资约束下,绿色发展与经济效益双赢成为难题。为了提高京津冀地区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文章创新性地提出一个综合理论框架,将绿色投资细分为技术创新和环保投入两大路径,并深入探讨了融资约束对不同绿色投资路径及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对614家京津冀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系数为-0.214,P=0),而技术创新和环保投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还发现不同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绿色投资路径选择及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基于上述发现,研究为政策制定和企业实践提供了参考,建议政府加大绿色投资政策支持,推动区域合作,鼓励企业灵活选择绿色投资路径,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

绿色投资者持股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环境信息披露是国家监控环境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是外界了解公司社会履责与环境贡献的重要渠道,是助推政府污染防控与绿色治理的重要方式。本文选取2008~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绿色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持股可显著促进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绿色投资者通过降低污染物排放、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来改善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绿色投资者共同所有权越高,绿色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强。

现行消费税、绿色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为实现“双碳”目标,基于2008—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探究碳排放受现行消费税和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消费税未能抑制碳排放增长;绿色投资对现行消费税和碳排放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特别是在华北、华东等强绿色投资区域,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较强;绿色投资存在门槛效应,当投资额超过门槛值,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

契约约束和政府激励下生鲜电商供应链绿色投资合作行为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消费者对线上优质绿色生鲜农产品的巨大需求,构建由生鲜电商和冷链物流企业组成的生鲜电商供应链绿色投资合作行为决策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在契约约束和政府激励下,考虑不同参数变化对双方行为选择的影响。为验证理论的准确性做了数值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双方或单方是否会进行绿色投资,与绿色投资收益率息息相关。系统双方的均衡策略,随着绿色投资收益率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会抑制双方的绿色投资。政府激励能促使双方绿色投资,具体体现为:期初时政府采取绿色投资补贴效果快速显著,政府的绿色投资奖励基金更具可持续性,两种方式协同激励效果最优。研究结果对政府制定激励策略和供应链参与主体绿色投入具有一定启示。

绿色投资者进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以2009一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考察绿色投资者进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进入可以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投资者主要通过推动绿色创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引入外界媒体监督来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这种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低碳企业、获得环保补助较多和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环境治理领域的相关文献,还为引入绿色投资者、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高管环保背景下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而企业绿色投资是绿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目前我国上市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普遍较低。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经历可能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对此,文章以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环保背景下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同时,将总样本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高管环保背景下能够提高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提高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对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金融改革与企业绿色投资:基于激励效应和规制效应双重视角

发挥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与环境规制功能,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国务院试点实施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方案,根据2013~2020年我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显著促进了工业企业的绿色投资,投资方式包括末端治理投入和源头转型投资,这得益于绿色金融改革内化收益的激励效应和内化成本的规制效应。其中:地区绿色金融基础建设对绿色金融改革效果的发挥具有积极影响;在重污染企业和国企中,绿色金融改革促进源头转型投资的作用更强,而在非重污染企业和非国企中,绿色金融改革促进末端治理投入的作用更强。上述研究结论不仅为评估绿色金融改革的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绿色产业结构优化和分类治理战略提供了经验和证据,对企业突破绿色转型的瓶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绿色投资、融资约束与企业财务绩效——来自能源行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投资是实现社会环境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A股能源行业上市公司的统计数据,探索企业绿色投资、融资约束与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绿色投资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融资约束对其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其融资约束调节作用更为明显;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和市场势力强的企业,绿色投资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更大。

中国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以2016—2020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各省份企业绿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并综合运用空间统计分析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时空特征及空间溢出机制。结果显示:(1)全国整体均值偏低,2016—2020年期间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显著提升,变化趋势存在很强的阶段性特征。东部地区效率值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2)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省域间差异较大,低效率省份数量逐渐下降,反之呈增长态势,空间上呈现由西北向东南地区的逐级递增趋势。(3)企业绿色投资效率重心分布在中部地区,标准差椭圆形状趋近于正圆,空间分布格趋向集聚。(4)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性,本地区绿色投资效率提升对相邻地区的绿色投资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不同影响因素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意见,为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环保压力与绿色投资

文章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并考察环保压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从政府和媒体角度测度企业的环保压力,以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频刻画地区环保压力,以外部网络媒体负面新闻数来刻画企业面临的环保监督压力,实证结果发现,当企业的环保压力更大时,即政府报告更多出现环保词频、外部网络媒体负面报道更多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检验经济后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投资的提升有助于正向影响企业未来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