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创设与再发展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条第1句创造性地规定了第三人责任类型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法律适用时,要结合《民法典》第500条,并准用《民法典》第509条,承认第三人也应当负有合同前的保护义务。第三人责任的成立以违反先合同义务为前提,第三人原则上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在第三人欺诈的情况下,还可能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在刑事追缴、退赔之外也可能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条第2句的但书规则,排除了非真正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以及侵权责任属性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但在体系上仍保持一定的再发展的可能性,第5条第1句规定的第三欺诈人、胁迫人责任可以类推适用到“引发信赖、影响缔约”的第三人责任类型。

数字贸易规则、缔约经验与出口企业加成率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数字贸易规则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愈发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TAPED数据库,实证检验了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扩大进入出口市场的低生产率企业数量、提高企业出口成本及促进高生产率企业之间价格竞争等三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与拥有丰富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的经济体缔约,对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有积极作用;与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较欠缺的经济体缔约,则更有利于中国发挥在国际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进而实现互利共赢。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在降低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地区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如何根据缔约对象的不同特征,精准选择谈判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行政协议缔约信息控制研究

行政协议中的缔约信息较之一般政府信息,在信息所有人、信息收集方式、信息提供范围、形成的信息利益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与复合性。现有法律规制强调行政主体的监管职责,在公开等环节的信息处理要求上存在矛盾。其管理规定不仅倾向长期利用,而且标准模糊,从而与个体的信息自决主张发生冲突。而明确行政主体和缔约参与者的信息控制界限,是缔约信息得到合理处置的前提。因此,需从行政主体信息控制权限、缔约参与者信息自决让渡范围、主张冲突时保障顺序三个争议点入手,系统分析信息控制的实质要求,最终将信息竞争价值、缔约深入程度与公共利益关联度作为界限划分的衡量因素。

工业数据强制缔约制度构造论

工业数据是现代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能否有效流通与汇集,将影响新型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工业数据持有者未必愿意进行数据交易,使得工业数据的价值无法充分发挥。法秩序应借助民法上的强制缔约规则,建立工业数据强制缔约制度,破解数据交易的主观障碍。相较强制性互联互通、强制许可使用和数据爬虫等方式,工业数据强制缔约制度更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能够在满足合法性要求的基础上促进数据流通。当工业数据来源单一或工业数据平台构成关键基础措施时,工业数据持有人原则上不得拒绝相对人的缔约要求。数据交易合同应以合理条件缔结。法秩序可以借鉴专利使用费定价程序来建立一套协商机制,帮助交易双方达成关于合理价格的合意。工业数据强制缔约制度将在充分保护企业合法数据权益的前提下,盘活工业数据流通市场,促进工业数据的高效流通。

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

在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下侵权责任无法周延应对合同订立中的第三人责任问题,缔约过失的责任主体也不应限于合同当事人,构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具有正当性。第三人以其独立的个人行为参与合同磋商,使得合同当事人对其产生特别程度的合理信赖,且在该信赖对合同的磋商与订立施加了显著的影响时,第三人负有保护该信赖的义务。违反该义务造成合同当事人受有损害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应依损害与第三人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确定。第三人与合同当事人均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依二者是否具有共同过错以及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大小,承担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对因合同履行而产生的债务,第三人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IAEA就“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8届会议关于核电的声明

为了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为了避免气候变化若不加以遏制将会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便需要利用一切低碳能源,包括核电。研究证实,只有通过迅速、持续和大量投资核能,方能在2050年实现全球净零碳排放目标。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为,核能是气候变化和能源不安全问题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1世纪初以来,核电已避免了约30千兆吨的温室气体排放。

缔约前允诺的法律约束力认定条件研究

在买卖合同、服务合同、经济合同等各类合同纠纷中,对于缔约前允诺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目前,我国法律对于缔约前允诺的法律约束力并没有明确规定,普遍认为合同文本是合同各方达成一致的具体表述,是双方履行合同义务、维护合同权益的依据。尽管《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确认了在满足特定条件下的缔约前允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尚未确认完备的允诺效力体系,也无法涵盖商业实务中所有缔约前允诺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无统一的裁判标准,可能会产生适用上的困难。鉴于此,有必要结合现有的法律分析框架和缔约前允诺的表现形式探讨缔约前允诺的认定条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第4/3号决定对<关于汞的水俣公约>附件A的修正》的决定

(2024年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批准2022年3月25日由《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巴厘岛通过的《<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第4/3号决定对<关于汞的水俣公约>附件A的修正》。

论网络格式缔约的异化与规制——以数据收集与电子商务中标准化同意的一体规制为背景

同意非真实却有效的反差普遍存在于网络环境,突出存在于个人数据收集场合,法律应当将“告知-同意”纳入网络格式缔约范畴,依托网络格式缔约对电子商务与数据收集等场合中的标准化同意予以一体规制,并涵摄智能合约。点击合同、浏览合同、点击浏览合同三类网络格式合同在拆封合同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并扭曲了传统缔约机制,在能否保障合同自由与同意的真实性上始终伴随着争议。我国互联网业界所使用的网络格式缔约机制存在普遍欠缺,网络格式合同的订立存在严重的利益失衡,消费者受损严重。法律虽应认可网络格式缔约的简化与异化,致使网络同意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相背离在一定意义上难以避免,但传统的合同自由与意思表示真实仍应得到基本保障。为此,应结合传统意思表示理论对网络格式缔约中的要约与承诺进行解释,增设新的要件限制,通过规制与改良网络格式缔约机制来矫正意思表示外观与实质的过度分离,弱化网络同意真实性与有效性的背离,增强消费者保护。

营商环境中诚信机制的私法建设:以缔约为例

诚信机制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该机制主要通过微观层面的交易增信与宏观层面的文化塑造来优化营商环境。建设诚信机制时应当区分事后方案与事前方案,事后方案在实践中因出现滥用、误用与救济失当等弊端,诚信建设的重心应当由事后移向事前。事前失信惩戒主要通过民事法律发挥作用,以缔约时的失信惩戒为例,需发挥我国《民法典》中缔约过失制度的作用,改变缔约时当事人博弈的利益分配格局。此背景下的缔约过失制度应被解释细化:构成层面,诚信价值介入先合同义务与归责原则的判断,守信方的信赖程度与失信方的归责性呈反相关关系;效果层面,缔约过失的赔偿范围拓展至机会利益损失,以实现对守信方的完全赔偿、对失信方的充分惩戒。

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管辖权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基于条约成立,对非缔约国没有强制力。其管辖权启动有三种方式,在实践中,苏丹达尔富尔情势、利比亚情势均由联合国安理会提交,非缔约国科特迪瓦声明接受管辖,检察官才开始主动调查科特迪瓦情势,菲律宾情势被调查时其还是缔约国,孟加拉/缅甸情势中的犯罪“行为”有跨境因素,部分发生在缔约国境内。法院的管辖权可能涉及非缔约国国民,但这些本是由联合国安理会的职权、规约传统机制、对属地管辖原则的解释造成的,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原理。法院的实践发展趋势有一定扩权倾向,有可能与国家主权原则相冲突,对此我国要加强研判,尽可能避免国际刑事法院对我国国民的管辖。

第三人欺诈下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

法律规范从来并不是单独的存在,法条在适用过程中往往以各种方式相关联。缔约过失因其与欺诈在某种效果上的重合,两者如何进行体系化适用涉及学理与实务,有关讨论自原《合同法》延续至了《民法典》。即使认为缔约过失与欺诈的目的、表现形式不同,学者们还是基本赞同了法律适用中缔约过失责任就是欺诈行为撤销后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表现形式。欺诈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法律后果上的交叉,易联系到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以欺诈制度与缔约过失的关系为起点,第三人欺诈情形中欺诈人是否有可能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进而论述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论强制缔约制度

强制缔约是指依照法律规范,对某些民事主体施加的与他人缔结合同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该民事主体不得拒绝订立该合同。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强制缔约予以类型化,有助于深入认识强制缔约制度以及明确我国在强制缔约立法上的不足。强制缔约义务的性质属于民事义务,实质上是先合同义务。强制缔约义务人在违反该义务时应该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对缔约过失责任概念之界定

自耶林于１８６１年系统提出缔约过失责任理论以来，其内涵、外延和适用范围均有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概念重新作出界定。我国有学者认为，“缔约上的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

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几个问题

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几个问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尹鲁先缔约过失责任，作为民法理论问题，其提出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立法例，也为不少国家、地区的民法典不同程度地确立；作为一种造法性的判例学说，业已发展衍进近百年。然而这一问题在我国民事法律基本理论研...

欧共体明示与隐含缔约权力浅析

欧共体在对外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先后占主导地位的明示缔约权力原则与隐含缔约权力原则。关于明示缔约权力,《罗马条约》已有“共同商业政策”等明示规定,其含义通过欧洲法院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隐含缔约权力是欧共体对外缔约的另一重要法律基础,是其缔约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平行发展原则派生于欧共体的隐含缔约权力原则,对欧共体对外缔约活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人缔约过失的责任性质及规则适用

为调整第三人缔约过失行为,《民法典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第6条新增“合同订立中的第三人责任”,但其性质、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存疑,影响归责方式的认定。与此相关,实践中法院的相关判决中也存在归责方式混乱、责任主体范围模糊、可归责行为认定标准模糊、责任形态存疑等问题。事实上,“合同订立中的第三人责任”不同于德国法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其主要发挥界定第三人缔约过失行为之内涵的作用。该项责任并不独立于侵权责任而存在,但在具体认定时应当注意,以所从事法律行为中获得的信赖为交易安全提供担保而获得相对人特别信赖者,方可成为此责任主体。另外,对第三人的责任认定而言,第三人客观上须介入缔约过程并实施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主观上须意识到其行为将对他人产生影响,因果关系的认定应以“信赖”联结。

论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

"缔约上过失问题,自罗马法以来,历经德国普通法迄止十九世纪,向为立法上及学者讨论的重大问题,惟系统的论述,多付阙如。直至一八六一年德国法学硕儒耶林,在其所主编的《耶林法学年报》第四卷发表了《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时之损害赔偿》一文,始对此问题,从事系统的,深刻的,周密的分析。"在我国近些年来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讨论中也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而逐渐激烈,现在缔约过失责任的争议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当“空气妆法”与“大地诗篇”相遇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4K超高清妆造揭秘

2022年11月5日至13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举办,大会在中国武汉设线上线下主会场,在瑞士日内瓦设线上线下分会场。《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是我国首次承办,也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的重大国际性会议及外事活动,是向全球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绿色和平发展理念及全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良好契机,是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湖北故事、武汉故事的重要平台,彰显新时代大国责任、大国担当、大国情怀、大国形象。

缔约过错责任的相关问题研究

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主编的《耶林法学 年报》第四卷发表了"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 时之损害赔偿"一文,提出了缔约过失这一基本概念, 建立了其有名的缔约过失理论。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概念的称谓主要有两种观点。 通说沿用了传统民法上的称谓,即缔约过失责任。新说 则认为,这里的"过失"不仅应包括当事人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