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视角下数字时代的“编辑权”体系新探——从“编辑权”与著作权的关系谈起

我国“编辑权”诉求始于经营权对“编辑权”的侵夺,在数字时代愈发迫切。当前,国内“编辑权”研究已深入“编辑权”的权利内容,但学界与业界仍无法就“编辑权”的若干基础范畴达成一致。文章从与著作权关系的角度指出,“编辑权”的本质即编辑权益,包括著作权和法益两部分:编辑著作权包括一般作品著作权和特殊作品著作权;编辑法益则由编辑创造性活动和职责性活动产生的利益构成。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法益处于快速变动与发展之中,因此,数字时代编辑法益的认定,须综合考量编辑的独立利益、编辑类型化的主体以及编辑界限化的客体三个核心要素。

解析编辑权与经营权之盈虚消长

为了对西方媒介组织的运作了然于胸,并以此为我国媒介运作提供“它山之石”,则必先廓清编辑权与经营权之进退消长。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方法论,系统梳理了西方媒介编辑权和经营权之运动、变化和发展。认为,百余年来,西方媒介的编辑权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对于经营权的优势地位,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不断侵蚀着编辑的自主权,媒介运作逐步由公众利益向商业利益倾斜。

新出版环境下编辑要有明确的“编辑权”

从2001年浙江摄影出版社的范达明先生提出"编辑权"至今已经10年有余,出版业在体制上经历了改制、在技术上经历了数字化,编辑的工作内容更丰富、责任更重大。编辑的责任是调节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表达权,具体来说就是"动议权"、"修改权"、"转型权"和"把关权",编辑的这种权利虽然和著作权完全不同,但同样需要法律规范的保护。

著作权语境下的编辑权

编辑权并非法定专有权利,但编辑权的行使与著作权存在着交叉关系。在著作权语境下,编辑修改权、专有出版权与版式设计权三种邻接权同属于编辑权。另外,编辑可根据作者的授权获得著作权,或依编辑权行使过程中形成的独创性表达享有著作权。数字出版时代,编辑与读者的身份不再固定,而是可互相转化,提供存储功能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也开始承担编辑角色。当网络用户上传的内容涉及著作权侵权时,网络服务提供商行使编辑权的行为无疑会影响"避风港原则"的适用。

“一种动态的理想 ”——编辑权的历史之光

什么是编辑权?编辑权是指在私人办的新闻机构中,雇员和老板之间,在政府办的新闻机构中,雇员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总编辑和编辑部应享有高度的自主权 [1].它强调编采人员在报业组织内部享有免于报业所有者控制的自由和免于政府直接控制的自由.

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编辑权”的效力

“五四”时期是新旧文化碰撞抗争、中西思想融合激荡的年代，其重要现象之一便是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北平《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和北平《京报副刊》等四大副刊的应运而生。它们之所以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摒弃曾在中国大行其道、风行一时的鸳鸯蝴蝶派作品，

浅谈美国媒体的编辑权

近年来,美国媒体上虽有不少反思、揭露性报道,也出现了一些与政府不一致的声音,媒体编辑权的空间似乎较为充分。但是,在收益最大化原则、政府干涉和激烈的竞争面前,新闻专业主义显得颇为无力,编辑权随着媒体的垄断有不断缩水的趋势。美国媒体编辑权空间缩张的真正动因。

从编辑权看媒体公信力的构建

媒介公信力是指传播者的可信度，“是公众对大众媒介的社会期待与媒介实际表现之间契合程度在公众心理上的反映”。“它来自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与信心。客观可靠的媒体内容是生发公众信任的不竭源泉，也是确保媒体获取公众信任的关键。

编辑权与著作权、经营权的冲突与协调

编辑权的概念众说纷纭,它对外受到著作权的制约,对内受着传媒出版经营权的挤压,为了促进传媒出版业的发展,我们需要保护著作权,尊重编辑权,同时我们需要超越商业利益而建立独立的编辑权。

纸媒独立编辑权的困境及出路

编辑权概念源起及编辑权运动历时近一个世纪的编辑权运动,是西方媒体组织内部关于新闻自由主体资格归属的争夺运动。1919年日本报业职工首先提出争取编辑权的问题,1947年日本报纸发行人和编辑协会做出报社职工有权利和义务不报道与公众利益相抵触的事的决议。①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报社兼并之风大起,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有的老板在出卖报刊所有权时对编辑业务横加干涉。

“三没”、“三不”和编辑权——《读书》杂志1993年第2《期编辑室日志》

陈原先生以望八高龄,连续为文35篇,成《记胡愈之》一书,记这位出版界前辈的前辈的胡愈之先生往事。陈作的写法是“没有顺序,没有章法,没有造作,不是传记,不是评论,不是历史”。三个“没有”。

新记大公报对早期编辑权和经营权两者关系的处理

大公报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办的新记公司接办后,办报方针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家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民营报纸,其经营管理、立论方针、人才培养,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学术编辑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界定、根源与治理

学术编辑的“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学术编辑的学术不端行为是在学术论文投稿到出版的全过程中,违反公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学术编辑的学术腐败行为是在学术论文投稿到出版的全过程中,不正当地利用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学术编辑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究其根源:思想上是敬畏学术之心丧失;品性上是利己主义动机;经济上是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制度上是编辑权监督与惩戒机制缺失;导向上是学术评价与职称评审机制不合理。为此,应重塑学术编辑的敬畏学术之心,正视学术编辑的合理欲求,构建具有威慑力的惩戒机制,构建制约与监督编辑权的法规体系,并广泛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

貌似合而神实离——琐议著作权与编辑权的纠纷

以著作权与编辑权的种种纠纷为主线,通过对两者的社会关系、法律界定以及现实状况的阐述,表达了只有将编辑与作者的界限分明、权利明确,才能实现和谐共赢局面的观点。

论《新青年》编辑权的改变对其分化的影响

本文以周氏兄弟、钱玄同和陈望道在《新青年》分化时期的通信为核心史料,考辨《新青年》分化过程中编辑权的改变,对《新青年》同人分化的影响。《新青年》从八卷一号开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控,但多保留旧面貌,并向北京同人继续约稿,这是陈独秀和陈望道商议一致的做法。北京同人从此失去了对《新青年》的决策权、编辑权,仅留下发稿权。本文认为,编辑权的改变进一步促成了《新青年》同人的分化。

河清海宴会有时——关于学术期刊维护著作权益的若干思考

学术性期刊界(尤其是高校学报界)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作者向期刊投稿,有的作品发表不仅不能获得报酬,还要预先向期刊社交纳一定的发表费(版面费)。产生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很多,但无论是因为评职、晋级或完成任务而用金钱换来提前发表作品的回报,还是从西方社会移植过来的办法,用目前的著作权法理论观点来衡量,都是和著作权立法的主旨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