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是如何证明两个正义原则的?

哲学家需要对自己的哲学理论给与证明,而证明是一件比提出理论更困难的事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于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而且还在于他对正义原则提供了有力证明。罗尔斯为其两个正义原则提供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证明:在《正义论》中,他主要使用“原初状态”的观念来进行论证,这种证明强调两个正义原则的理想性,并且带有契约主义的性质;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更依赖“重叠共识”的观念来提供论证,这种证明重视正义社会的稳定性和可行性,从而带有某种历史主义的性质。罗尔斯的证明不仅对其正义原则给与了有力支持,而且也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证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罗尔斯到赫费:正义论证的范式转换

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标志着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正义性讨论中的回归,也引起了西方政治哲学界的持续争论。德国政治哲学家赫费对罗尔斯正义理论及其论证方法的讨论与批评值得关注与重视。他通过正义论证范式的转换,发展了当代正义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他从罗尔斯对经验的规范的正义讨论转换到对导致法和国家伦理学消失原因的批判,从语义学上讨论了政治正义性的根据,论证了政治正义性的界限与内涵;从罗尔斯的分配性正义转换到交换性正义,论证了从基础哲学层次讨论政治正义性问题,就是要用交换性正义来取代分配性正义。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较详细的论述。

主观利己抑或有限利他:罗尔斯的人性观及其伦理反思

人性问题不是罗尔斯《正义论》重点论述的内容,但对人性的界定与使用,却为其整个正义理论的走向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把原初状态下的人性预设为两个特征:一是人性冷漠而理性利己;二是人性有限利他。这看似矛盾的人性观,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理想契约环境之下的论证需要。从西方人性传统和文本逻辑上看,罗尔斯的人性论依然倾向于自利目的的利己性而非利他性。虽然罗尔斯的利己人性观在满足分配正义的论证上有其合理性,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差别原则在现实中难以落实。因此,反思罗尔斯自利与利他两种人性设计的本义,也为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违反正义的利益是没有价值的——罗尔斯关于正当与善关系的三个命题

在正当与善的关系上,罗尔斯提出三个紧密相关的命题:优先、同余和互补。罗尔斯正义理论以古典效用论为主要批评对象。后者是一种目的论,主张正当是极大化的善。前者是一种道义论,主张正当优先于善,简称优先命题。按照优先命题,正当不以追求最大的善为目的。最大的善,只是人类活动的偶然结果,不是受到正义原则规制的制度和法令的合理目标。罗尔斯也主张正当与善有同余关系,简称同余命题。按照同余命题,正当与善是兼容的,公平正义与理性善好是同余的。罗尔斯还表示,正当与善具有互补关系或相辅相成关系,简称互补命题。罗尔斯从互补关系来解读差别原则,主张合乎正义的善是多多益善的。优先命题是罗尔斯对古典效用论的超越,同余命题是罗尔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超越,互补命题则为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性提供了论证,是对伯林价值多元论的超越。学术界一般重视优先命题而忽视另两个命题,误解罗尔斯关于正当与善的关系理论,进而误解整个罗尔斯正义理论。

皮氏罗尔斯顿菌感染患者42例临床特征及菌株药物敏感性

目的研究临床分离获得的皮氏罗尔斯顿菌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菌株药敏试验结果,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23年12月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就诊的皮氏罗尔斯顿菌感染住院患者,分析皮氏罗尔斯顿菌的临床特征及药敏试验数据。结果10年内共分离出罗尔斯顿菌属80株,其中非重复皮氏罗尔斯顿菌42株(52.5%)。42株皮氏罗尔斯顿菌中,64.3%分离自男性患者;分离自痰、导管、血、咽拭子、引流液标本的菌株分别占38.1%、28.6%、19.0%、4.8%、2.4%;临床来源科室分布以重症监护科病房(ICU)占比最高(52.4%);感染患者例数随年份先升后降,之后呈小幅波动,各科室感染患者例数随年份变化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皮氏罗尔斯顿菌对多西环素、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米诺环素等药物具有较高的敏感率,敏感率为78.3%~90.9%;而对复方磺胺甲口恶唑、头孢唑林则完全(100%)耐药,对氨曲南、黏菌素、头孢替坦、妥布霉素、阿米卡星、头孢他啶、庆大霉素同样具有较高的耐药率(80.0%~97.4%)。对21种抗菌药物在不同年份间的耐药率变化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皮氏罗尔斯顿菌主要来自ICU,感染人群以成年男性居多,从痰和导管标本中分离出的菌株最多;菌株呈现多重耐药,应注意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变迁,加强细菌耐药动态监控,指导临床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实施早期有效治疗以改善患者预后。

痰标本中检出皮氏罗尔斯顿菌1例

本文报道了一例后循环缺血老年患者院内感染,痰培养出皮氏罗尔斯顿菌的病例,同时进行了相关文献复习。该患者为一名61岁的男性,被诊断为后循环缺血合并肺部感染,转入重症监护室后细菌培养中发现呼吸道样本中存在皮氏罗尔斯顿菌。经过详细的临床和实验室评估,确认了皮氏罗尔斯顿菌感染的诊断。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接受了美罗培南治疗方案,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本案例强调对于老年重症患者容易出现皮氏罗尔斯顿菌感染认识的重要性,临床医生需要加深对皮氏罗尔斯顿菌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治疗方案以及预后情况的理解,检验医生应提高病原学检测水平,提高皮氏罗尔斯顿菌检测的阳性率。

正义作为道德如何可能——休谟与罗尔斯正义的道德根据思想比较探析

休谟与罗尔斯都是在非形而上学的背景下回答正义的道德根据问题的。一致的正义环境假定构成他们正义论的出发点,情感主义的理性观是他们根本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他们正义论的道德根据的追问,可以发现两种正义论的内在关联和不同的局限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对同情和正义感在正义论中的地位的澄清与确定。通过对正义环境假设的适当修改不但可以较好地回答正义的道德根据问题,而且可以明了两种正义论的一致性。休谟和罗尔斯的正义论各有侧重,但可以互相补充,体现了西方非形而上学正义论发展进程中可以互为环节的两种解释方式。

论桑德尔“反优绩主义”中的错误以及罗尔斯的方案

优绩主义被视作当代社会最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和文化信条之一,是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桑德尔推进了对优绩主义的既有批评,认为优绩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内含的一种“成功伦理学”,精英阶层视自己的成就为应得,进而催生傲慢,导致了败者的怨恨,破坏了社会团结,使得寻求共同善的政治成为不可能。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挑战“精英的自满”,不能祛除傲慢与怨恨的优绩主义式的心理结构,因而无法彻底克服优绩主义。在此基础上,桑德尔提出了他遏制自满、平息怨恨的反优绩主义方案,即“拆掉分类机器”和“恢复工作尊严”。但是桑德尔在理论上混淆了“傲慢”与“自满”、“怨恨”与“嫉妒”,其实践方案与人的自我价值感为敌,贬抑品格和意志的价值,在自尊、激励、稳定性三个主题上存在严重缺陷。与之相对比,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既可避免优绩主义的弊病,也为所有成员的自我价值感提供支持,是超越优绩主义的更合理进路。

“马里布冲浪者”之争——罗尔斯与范帕里斯论基本收入的分配正义

范帕里斯是基本收入的首倡者和捍卫者,长期为基本收入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范帕里斯早期为基本收入辩护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然而,范帕里斯的这种理论努力在1987年遭到罗尔斯以“马里布冲浪者”为例的拒斥,而后陆续就基本收入的分配正义问题形成了著名的“马里布冲浪者”之争。罗尔斯的“马里布冲浪者批判”,表明了他对政治共同体中社会成员之间公平的合作体系的重视。范帕里斯在随后的著作中回应了罗尔斯的批评,从“最大最小化”真实自由到共享礼物的社会机制为基本收入提出辩护。这场“马里布冲浪者”之争,体现罗尔斯与范帕里斯分配正义理论预设了不同的社会想象,对于批判思考分配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阿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方法论的批判

阿马蒂亚·森把罗尔斯研究正义问题的方法论称为先验制度主义,并在理论构建和实践维度上对这种方法论进行了批判。森认为,先验制度主义选择的正义原则的非唯一性构成了其理论的不可行性;按照先验制度主义的要求,人们在作出公正判断的过程中根本不考虑任何焦点团体之外的观点,这种具有封闭性的判断有程序上的褊狭性、焦点群体的可塑性和排他性;先验制度主义方法本身并不能对各种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公正的方案进行比较,对于令社会变得更加公正而言,先验制度主义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从森对先验制度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及其论证思路中可以看出,罗尔斯对正义原则唯一性的相关回应并不能反驳森的相关质疑;用《万民法》中的理论亦不能成功破解先验制度主义具有的封闭性难题;用先验制度主义的方法对公正社会的设计,与现实社会中与正义问题相关的政策、战略或制度选择迥然不同且相距甚远。森对先验制度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推进现代正义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发展,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全球正义问题以及正义原则多元性与唯一性的再思考。

罗尔斯以契约论建构制度正义的普遍价值和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运动提出的社会正义制度建构的深刻问题。他以原初状态下的原始契约来论证正义原则的合理性,并对功利主义作了深入的批判,从而复兴了规范性政治哲学。契约论是一种假想的前提,它作为一种解释手段,在理论阐述上成了论证自然权利、正义原则等基本政治法律观念的出发点,具有普遍性的品格。社群主义者批评正义的平等自由原则所适用的订约的个人是不受目标约束的自我,但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没有把自我当作完全独立于目标的独来独往的自我,而是指出自我优先于目标,永远是自我与目标的关系中能动的方面。罗尔斯先验制度主义的进路深入阐述了正义制度的构成和建立,通过立法将其建立并付诸具体实施,显出其普适性的价值和意义。

差别原则与共同富裕:罗尔斯与马克思的正义观之辨识及融合

天赋与出身、运气与努力的区分已成为贫富差距研究的基本前提,消除后天社会运气的影响,承认天赋差别的合理性,建构敏于努力、钝于运气的社会正义观念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由此审视罗尔斯与马克思正义观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两者之间的深层关联。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旨在调整个人天赋差别导致的不平等,建构影响个人选择和努力的公平社会结构。马克思的共同富裕理想聚焦于改变资本主义阶级差别的不合理性,同时承认社会主义基于天赋差别之上的按劳分配原则的限制。罗尔斯和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论都关切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利益,体现了平等主义的价值承诺,蕴含着个体之间基于互惠合作关系形成的命运与共的人类共同体观念。

公民友谊如何证成公共理性?——基于罗尔斯公民身份理念的再考察

在罗尔斯对公共理性最后的解释中,他指出该理念的作用是把政治关系确定为一种公民友谊。在此背景下,最近一些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该想法,并主张公民友谊是公共理性的规范基础。然而,此观点面临“无效证成”的指控,因为公民友谊同时也能为非公共理性社会提供证成。对此,依据罗尔斯的公民身份理念,公民友谊的核心应当是信任的纽带。维系这种相互信任要求公民共享关于合理理由的评估标准,以确保他们的观点具有可及性,而公共理性本质上就是这种可共享的评估标准。这种基于公民身份理念的再考察能够回应“无效证成”的指控。

罗尔斯顿的生态佛教思想探析

罗尔斯顿的生态佛教思想是20世纪美国佛教生态化的产物,是罗尔斯顿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独特思考。罗尔斯顿的生态佛教思想实现了“佛性论”、“因陀罗网”隐喻等佛教哲学思想与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互释,从而完成了从尊重动物到尊重植物,乃至尊重物种的证明,其从深层次上解答了西方伦理学“是”与“应当”二分的难题,但罗尔斯顿的生态佛教思想也因沿袭了美国“生态佛教”比附式的研究模式而陷入曲解佛教生态哲学意涵的泥潭。

罗尔斯人权观的扩张主义属性:基于对《万民法》的分析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阐述的人权观几乎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权理念绕不开的理论。他的人权观在道德权利的推理中可能导向现实的乌托邦,在实践权利的逻辑下可能导向扩张主义。扩张主义是诸社会不情愿接受的一种结果,但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扩张主义的产生既有人权观内在张力的作用,表现为道德上人权的认同度、中立性及相互尊重在政治性上的不合理运用,在现实依据上是人权在域内和域外社会的地位的变化以及缺乏维护人权的实质性惩戒;又有作为达成人权一致性的宽容原则本身的难度以及宽容的限度所产生的弹性空间。分析表明,扩张主义是延伸自由主义正义原则的范围并维系自由主义主导性的一种手段,在理论和现实中都可以找到证成的依据。

罗尔斯正义两原则的均等主义悖论

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由于把“不均等”与“不义”混为一谈,将自愿自律地提倡高尚德性的差别原则当成了与自由原则相类似的强制他律的正义原则,结果落入了用德性压倒正义且由此导致不义的均等主义悖论,这集中体现在他认为从自然禀赋等偶然运气中获益是道德上不应得的见解上。由于隐约察觉到了这种悖论,他晚年拒绝把差别原则推扩到“万民法”或全球正义领域,但依然不肯纠正正义两原则的致命漏洞,结果陷入了自败困境。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反思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是实践发展与历史文化结合的产物,该观点强调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试图以资本主义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和改造各类文化。罗尔斯作为当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其有关正义理论的论述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如此,罗尔斯对国际正义理论的论证在话语体系和观点表达上潜在地遵循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在万民社会的划定、万民法的证成以及非理想状况的解决中都始终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不仅存在着诸多逻辑漏洞,还为西方社会的国际特权与国际霸权提供了辩护。鉴于此,当前的国际正义理论亟需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结合关系平等、行为判断、动态分析三个维度的内容可以有效增强国际正义理论的可信度与可行性。

古今正义观之变——柏拉图与罗尔斯正义观比较研究

柏拉图与罗尔斯分别伫立于古今政治哲学的两大巅峰。柏拉图提倡的正义原则分别为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二者之间相互对应,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罗尔斯提倡的正义原则是一种公平的正义,探讨的正义范畴是社会分配制度上的公平与平等。他们的思想受时代限制呈现出一些差异,但仍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本文旨在比较二者正义观的基础上探究古今正义观之变及其带来的启示与意义。

共同富裕理论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超越

面对贫富差距、经济发展问题,分配制度既要做到公平的分配,也要做到效率的提升。罗尔斯正义原则和共同富裕理论均体现了对这两个问题的有益探索,两者措施有相同之处。同时,共同富裕理论又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注重贫富差距、注重精神财富、注重共商共建共享四个方面超越了罗尔斯正义原则。对两者辩证地加以分析以有助于认识当今国家关于共同富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西方社会契约论逻辑思维与正义构建——基于霍布斯、洛克、卢梭传统社会契约与罗尔斯契约论的分析

契约共识是否一定是正义?传统契约论将自然法与人类契约共识作为正义,而罗尔斯则抛弃传统社会契约,采取康德式契约,将高度抽象后的共识作为正义,展现了西方将契约共识作为正义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向充要条件的发展过程。尽管契约论内部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们均采取将人抽象化的方式,只重视时间推演的一维推演,忽略了各国具体历史背景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和文化等空间“特殊性”,试图构建纯粹“普适性”理论。作为思想家个人思维中的共识与正义,这种标准应当由各国人民依靠实践经验进行评判。本文通过对西方契约共识理论与正义的关系的分析,揭示契约论的异同和不足之处,这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结合本国国情,推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