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经济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

文章通过文献分析和社会观察等方法,分析了罚款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现状,提出了罚款经济中政府部门执法刚性、利益相关者共同性和罚款经济多样性三个特征,指出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行政处罚权缺乏有效制约、市场主体存在违法行为和缺乏维权意识及能力是造成罚款经济的主要成因,得出罚款经济影响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经营方式、自主创新能力和信心。基于此,文章提出了通过立标、造势、借力、固本四方面举措,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论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完善

环境罚款是以威慑功能为核心的环境财产罚,欲准确确定环境罚款数额,需要科学立法和精准裁量的双重保障。现阶段环境罚款组成不完整、数额设定方式不恰当以及裁量基准体系不系统,导致环境罚款"数额低、标准不统一、裁量肆意"。在未来完善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实践中,应以适当威慑为整体制度目标,对现有立法和裁量规则体系加以调整。在立法中,确立包含违法情节罚款和违法收益罚款的环境罚款组成。同时,根据不同环境罚款组成的特征,选择不同罚款设定方式,即以概括式的方式设定违法收益罚款,以数值数据式的方式设定违法情节罚款。在裁量中,运用"二维网格式"裁量基准分格技术构建裁量基准规则,并确立体系化的裁量调整规则。

论参考行政罚款制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规则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12条构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条款,该组规则选择了“基数×倍数”的“倍数计算法”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方法。鉴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具有高度同质性,基于平等对待当事人的要求,确定两种金钱类惩罚性责任之数额的运算规则与计算结果应当基本一致。但现实是二者在考虑因素、裁量区间和设定方式上均存在矛盾,难以实现平等对待当事人的目标。通过比较法考察,倍数计算法尽管广泛存在于普通法系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但却一直未成为通行做法,只是无法采用最优规则之下的权宜之计,并受到较多质疑。在易造成不平等对待当事人之后果及没有特别且充分的正当性基础作为支撑的情况下,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应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原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不宜采用倍数计算法,而是应当与相应行政罚款的计算规则保持一致。

反不正当竞争罚款制度精细化研究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罚款制度存在处罚上下限设计不当和处罚裁量区间过大等问题。为解决该问题,发挥罚款效用,反不正当竞争罚款制度应以实现最优威慑为主要目标。在反不正当竞争罚款设定时应充分运用比例原则,既要考量多元利益平衡,又要兼顾与民事赔偿之间的衔接,避免整体威慑过度。基于此,反不正当竞争罚款制度的优化举措应为:以精细化罚款为优化思路;罚款设定方式改用倍率数距式为主、数值封顶式为辅;罚款裁量时需考虑基础裁量因素、辅助裁量因素和特别裁量因素。

规范行政罚款的基本思路

行政罚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运用极为广泛,如何规范行政罚款,已成为全社会面临的一道难题。规范行政罚款,可在设立、执行、使用环节三管齐下,即在立法层面,将行政罚款设定权提升至法律高度以限制其适用范围;在实施层面,构建强制说明理由制度来压缩裁量空间;在用途层面,透过阻却执法经费化现象背后的利益驱动防止行政罚款目的异化。

行政罚款的适用研究

在我国,行政处罚几乎涉及行政管理各个领域。在各类行政处罚中,行政罚款更是担当极重要角色。本文指出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行政罚款存在的问题,如何在立法与实践中“依法罚款”(如确定行政罚款的适用条件、原则、程序、数额确定方法等),使行政罚款更能够适应时代要求。

我国反垄断法中罚款裁量因素的结构性功能重塑

就法律责任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首次修订侧重责任类型的细化,而对罚款裁量问题的关注有所不足。在责任体系构建完成后,细化法律责任的科学性、合理性问题应提上日程。反垄断罚款制度包含高度复杂的结构和程序,在这一结构中基本裁量因素应发挥初步调整与平衡的功能,政策性裁量因素应发挥合理性调整与平衡的功能。但是,通过对我国2021年以来查处的42起违法垄断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反垄断罚款裁量因素呈现结构性功能缺失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应有的指导价值。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法定裁量因素模糊和“一步式”裁量过程隐形化,因此需要从明确裁量因素适用步骤、细化法定裁量因素类别、确定裁量因素对罚款比率的影响幅度三个方面进行反垄断罚款裁量因素结构性功能的重塑。

外汇管理行政罚款裁量电子化探索

外汇局作为国家行政执法部门,在2021年出台了《外汇管理行政罚款裁量办法》(汇综发[2021]68号),为外汇管理行政罚款电子化裁量提供了基本的规范和标准。2022年8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提出“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将行政裁量权基准内容嵌入行政执法信息系统,为行政执法人员提供精准指引,有效规范行政裁量权行使”。文章通过研究我国现有行政罚款电子化量罚经验,提出外汇管理行政罚款裁量电子化建设的思路及建议。

我国反垄断罚款基数的适用问题研究——以“上一年度销售额”为解释对象

我国反垄断罚款兼具剥夺违法收益和惩戒的双重功能。但“上一年度销售额”作为我国反垄断罚款的计算基准,仍存在解释歧义。区间倍率式的一元罚款结构限定和罚款需兼容“没收违法所得”的制度目的,使得合理界定“上一年度销售额”具有现实意义。以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为指引、以威慑理论为逻辑基础,原则上应将“上一年度”理解为与执法机构作出处罚时在时间上最接近、事实上最关联的违法行为存在年度,将“销售额”理解为“总销售额”。这一界定符合过罚相当原则。但在例外情况下,亦可允许执法或司法机关通过类型化的总结,将“销售额”解释为“涉案销售额”,以纾解个案可能存在的处罚过重之弊。

中美罚款制度若干问题比较研究

执法者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罚款处罚,是各国政府为维护法律尊严而普遍采用的手段,但是,中、美两国在罚款的功能、归属等问题上的做法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可能与两国的政治体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关系以及基础秩序等诸多方面的不同有关系。美国的罚款制度已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中国需要在借鉴其优点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的罚款制度。

遇事就罚款可行吗

近日,四川某地一村民焚烧秸秆被村委会开罚单的事备受关注。当地表示,此举仅是为了震慑、提醒村民不要再焚烧秸秆,实际并未罚款。近年来,部分农村施行焚烧秸秆罚款、不按规定办酒席罚款、乱扔垃圾罚款等举措,旨在通过罚款对村民进行管理。那么,遇事就罚款的做法真的可行吗?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明确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中适用“较低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的通知(川市监规发[2024]2号)

各市(州)市场监管局,省市场监管局各处(室、局):《关于明确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中适用“较低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已经省市场监管局2024年第2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外汇局作出加处罚款决定的实践困难与建议

加处罚款决定在外汇管理行政处罚实务中容易出现偏差,作出决定的程序以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面临一定的困难和争议,学术界和司法机关也有不同的态度。因此,需要进一步辨析清楚相关法律规定,以规范包括外汇局在内的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统一司法机关裁判准则,确保加处罚款决定依法实施,更好地实现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目标。本文在分析了加处罚款决定面临的实践困难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加处罚款决定的操作程序、两次催告应具有相同的法律要求、准确把握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时间点、明确加处罚款减免的条件和程序等建议。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发[2024]19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江西省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工作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关于明确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中适用“较低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第十三条第一款“仅受到通报批评或者较低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自公示之日起届满三个月的,停止公示。其他行政处罚信息自公示之日起届满三年的,停止公示”以及第二款“前款所称较低数额罚款由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结合工作实际规定”的规定,为做好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提高执法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完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相关标准,结合本省实际,现将本省范围内上述“较低数额罚款”的标准明确为:对自然人处以五千元(不含本数)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五万元(不含本数)以下的罚款。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国发[2023]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开展了清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罚款事项工作。经清理,决定取消住房城乡建设等领域16个罚款事项,调整工业和信息化等领域17个罚款事项。

图书馆罚款的法律探讨

图书馆罚款具有合理性,是图书管理的必要手段,但是,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图书馆罚款没有法律依据,不具有合法性。在图书馆罚款中,图书馆与读者的关系不是合同关系,而是一种管理关系,因此,不能把罚款改为违约金。我国法律应当赋予图书馆罚款权。

美国罚款制度及其启示

美国罚款制度极具特色和代表性。在设置上,美国罚款主要由立法创制,采用弹性限额,实行按日计罚。在实施上,美国罚款以民事诉讼为主导方式,以和解作为争端解决的重要机制,以执法经费与私人奖励作为款项用途。美国法的上述设计与探索,对于消解我国当下罚款治理中的罚款设置优化、执罚权分配、争端处理、款项用途安排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论我国反垄断罚款的结构化改革——从一元构造体系走向二元构造体系

反垄断罚款有着一元构造体系和二元构造体系之分。我国目前直接基于涉案产品销售额或总销售额计算罚款的做法,均是典型的一元构造体系,在适用中显现了相当大的局限性。反垄断罚款的二元构造体系始于欧盟,目前已经为国际社会广泛采纳。二元构造体系下的反垄断罚款,既考虑了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涉案销售额,也考虑了与威慑效果有关的总销售额,形成了反垄断罚款计算条款和封顶条款共存的局面,很好地协调了罚款相当性与罚款威慑理念之间的关系。我国反垄断执法将进入新纪元,涉及大型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和处罚案件将越来越多,销售额也将从“初级阶段”的涉案企业总销售额进化到整个企业集团的全球总销售额。此时,明显走两端的直接计算罚款的一元构造体系的弊端就会越来越明显。我国反垄断法应对罚款进行结构化改革,走向罚款计算条款和罚款封顶条款相结合的二元构造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