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健全我国罢工立法的思考

经济性罢工和政治性罢工的性质存在区别 ,从劳动法、企业法角度看经济性罢工的性质和作用 ,经济性罢工立法的缺位给我国造成了不利影响 ,参照各国有关罢工立法法例和我国签署的有关国际条约 。

一九三四年开滦五矿工人罢工运动研究

1934年开滦五矿罢工,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工人运动低潮中的一波高潮,在3个月的时间里形成了3次罢工浪潮,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注。此次罢工发生在《塘沽协定》签订、冀东沦为日本势力范围之后,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政府划定的所谓“非武装区”内爆发的斗争,各种势力明争暗斗,使罢工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历史面相。罢工从为改善经济处境所进行的朴素经济斗争,发展成为长远的自身阶级解放而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共的动员、组织和领导,是此次斗争得以催生、扩大和上升的必要条件。

中共在1922年汉阳铁厂罢工中的斗争策略与经验启示

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在武汉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关注对象。早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汉阳铁厂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引导工人觉醒并主动参与罢工斗争。1922年,汉阳铁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罢工,此次罢工充分展现了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中共抓住汉阳铁厂的生产命脉,动员关键部门工人罢工;及时处理工贼问题,团结动员工友;根据当局的“保护劳工”政策,宣传罢工斗争的合法性;借助工会组织,获得支持援助。这些举措呈现出汉阳铁厂罢工的动态过程。汉阳铁厂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的有益尝试,为后续工运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策略借鉴和经验启示。

论我国罢工立法与罢工转型的关系

我国现实型罢工具有劳资性罢工与政治性罢工混合、权利争议罢工与利益争议罢工混合、群体性罢工、谈判前罢工、非法罢工等特点。鉴于现实型罢工的诸多弊端和罢工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避免性,应当积极推动现实型罢工转向目标型罢工,即分别采取措施,促使混合型罢工转向劳资性罢工和利益争议罢工、群体性罢工转向团体性罢工、谈判前罢工转向谈判中罢工。此种转型亦即对现实型罢工的预防。与罢工转型同步且引导罢工转型的罢工立法,其策略要点有:罢工立法的样本以目标型罢工为主;灵活处理集体合同立法与罢工立法的关系;妥当安排集体(群体)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立法与罢工立法的关系;坚持罢工保障与罢工规制并重。

劳动者自发罢工的机理及合法限度

劳动者自发罢工引发了理论界关于其合法性以及是否要让其合法化的争论。一些劳动法研究者将自发罢工简单的称为合法,对罢工合法化问题表现出较为草率的态度。我们应当充分认识罢工的负面效应,由于这是一种破坏性很强的机制,只有对其机理有充分认识,才可能有限度的开放及规范这一领域,而且应当发展替代机制。以国际的视角来看,无论我们是否应当让罢工合法化,工人自发罢工在各国均是不合法的,政治性罢工更是被国际公约所排除。其实,我国的有些做法本没有太大的问题,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缺乏严肃的研究,才使这一问题变得敏感。本文希望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经济罢工权立法的探讨

经济罢工权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的稳定、人权的保障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探讨如何立法规范经济罢工权,限定罢工目的和罢工主体;限定罢工时机和罢工方式;赋予工会或者其他民意代表性的机构组织罢工的权力;维护罢工秩序,赋予合法罢工一定的刑事上和民事上的豁免权;保护罢工参与者的权益;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同时保护资方的合法利益。

安源工人大罢工的历史真相

一九二二年全国闻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李立山等同志的长期准备,在刘少奇、李立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发动起来并取得胜利的。可是,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着“高举”的旗号;把安源工人罢工史篡改得面目全非,他们非但完全抹煞刘少奇、李立三在领导安源罢工中的功绩,而且故意颠倒黑白,捏造罪名。

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几个问题的历史考察

关于李大钊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的作用以及他与吴佩孚、白坚武的关系、参与罢工的张国焘等人的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人数等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甚至盲点。经考察可知,李大钊是早期京汉铁路工人力量的重要培育者和发动者,他利用好友白坚武为吴佩孚高级幕僚的条件,与吴佩孚三次会晤,为京汉铁路工人以及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李大钊对吴佩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未预料到大罢工的突然爆发以及吴佩孚的迅速变脸。大罢工爆发时,李大钊正在武汉;“二七”惨案后,他被迫到上海避难。李大钊强烈谴责吴佩孚的暴行,并因此与好友白坚武断交。张国焘等中共党员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大会,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分别到汉口、长辛店指挥罢工斗争。

传统工匠的近代转型--以1924年徽属旅沪墨工罢工风潮为中心的考察

1924年的徽属旅沪墨工罢工风潮,是旅居上海的徽州婺源帮墨业工人的生存抗争。这一事件折射了传统工匠的近代转型。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墨工斗争的内在动力,积极的利益表达赢得了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工会卓有成效的领导提升了斗争的组织水平。整个罢工过程是艰难的,有关各方的调解是曲折复杂的,根源在于劳资双方间对立和根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1922年中共领导开滦五矿同盟罢工的策略

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开滦五矿同盟罢工的过程中,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采用了多种策略进行应对。在前方的暴力斗争中,党带领工人切断矿方的支援,针对反动武装的不同成分,采取不同措施各个击破。在罢工运动的后方,党积极募集资金援助罢工工人,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声援,在报纸上展开舆论战。

手罢工了

我是一双小手,经常被小主人驱使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拽女生的头发,在课本上乱画,搞恶作剧…虽然我是无辜的,但却总是受到责难。每次小主人受罚被打手,疼的却是我。我又不想捣蛋,为何总是我挨打?我不想再这样生活,我要罢工!

外盘提价顺利 供应国罢工又起

在海外纸浆需求增强的推动下,纸浆供应商的外盘提价进行顺利。之前阔叶木浆外盘在650美元已徘徊了3个月,2024年,3月阔叶木浆外盘顺利提涨30美元,且市场预计第二个30美元也比较顺利。与此同时,市场开始关注2个罢工风险:一是芬兰3月11号开始的罢工,进行到4月7号,期间还波及了工厂生产;二是加拿大可能发生的铁路罢工风险。因此,在下游成品纸价格不强的背景下,原料价格偏强震荡。

我国罢工权立法再探讨

罢工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是一种国际立法惯例,在我国罢工还不是一种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劳动纠纷和罢工事件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前将罢工权归属于政治权利的观念是错误的,它的实质是经济权利;罢工权立法不仅能保障劳动者的正当利益,同时也能限制罢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罢工权立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是反对立法的理由而是要攻克的难题。在我国相关法律中设立罢工权事实上已成为理论界与立法界面临的课题,迫切需要转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罢工权的法理透析

随着罢工事件的不断发生,罢工权开始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罢工主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贯彻利益最大化原则过程中,劳资矛盾未能得到及时解决而形成的劳动者的一种表达利益诉求的经济手段。罢工权并不等于罢工,确立罢工权并不必然导致罢工现象的发生。深入分析罢工权的权利属性,认为罢工权属于公民基本权中的劳动权,因此罢工权应当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为避免权利滥用需要对罢工权进行法律上的限制。

比较视野下中国罢工治理的反思与展望——常态与非常态:积极解决与消极应对

罢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常态,而在现阶段的中国则是非常态。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中西方国家罢工治理的策略不同,因此,在这方面中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但应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实现四大转变:一是在治理态度上从消极回避向积极正视的转变;二是在治理机制上实现从无到有、从虚到实的转变;三是在治理手段上实现从行政手段向法律手段的转变;四是在治理内容上实现从简单的罢工治理向罢工治理、劳动关系治理、政府治理三结合的转变。

罢工权的劳动力权属性研究——兼论罢工权的合宪路径

罢工现象在我国已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劳资冲突,如何确认、设定和保护罢工权来引导和规制罢工行为,达到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既能避免社会动荡,又能达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已成为研究罢工立法问题的关键。以劳动力权作为罢工权权利属性研究视角,把罢工权确立为劳动者的劳动力权的组成部分,应当成为我国罢工立法所采纳的法权理论。

论劳动者的罢工权

在法律上承认和规范劳动者的罢工权,防止非法罢工,不仅有利于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维护,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罢工权不是孤立的,劳动法领域中的罢工权,是劳动者的一项劳动权利,是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劳动者组织工会的权利(团结权)、集体谈判的权利密不可分。劳动者享有法律所保护的合法罢工权。罢工基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局限于劳动关系领域,并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在法律上确立劳动者享有合法的罢工权后,如何保护依法罢工的劳动者的利益是法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劳动者罢工权是否能真正享有的保障。为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劳动者罢工权,但当罢工影响到社会公共秩序的时候,罢工权就应该受到限制。

从“东航飞行员罢飞”案看我国罢工权的立法完善

一提起罢工,人们的脑海里大多会浮现起旧社会工人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进行的罢工运动,但实际上这是对罢工活动的片面理解,那只是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政治罢工。作为经济利益表达形式和劳资纠纷解决途径的经济性罢工,则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必需。规范的罢工是社会的一道"安全阀",不仅不会引起社会的动乱,反而会有助于矛盾的合理解决,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当前,罢工是个不可回避的纠纷解决途径,与其遮遮掩掩,对其打压或放任自流,无法可依,不如完善罢工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罢工行为,使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劳动者罢工权初论

罢工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最早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由工人阶级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罢工现象,但对此却没有明确立法规定。虽然此次《工会法》的修订确了当发生停工、怠工时工会的权利和义务,也只是事后的补救。我国应在《宪法》中把罢工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下来,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罢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