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生效后对我国罪名体系的影响与应对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兼顾各方利益、凝聚全球共识,为打击与预防网络犯罪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权威的规范框架,也反映了我国维护网络主权的底线立场。从刑事实体法角度分析,为推动未来《公约》的有效实施,有必要比照我国现有的刑法罪名体系,对《公约》总则的部分条文与第二章规定的具体罪行进行逐一检视,并结合我国“违法-犯罪”二分的立法体例,从教义学阐释与规范更新的双重视角,探索落实《公约》要求的具体路径。

刑事罪名删除理念的提出与路径应用

在积极主义刑法观主导下,我国刑法罪名数量大幅增加,并有进一步上升趋势,却很少进行刑事罪名的删减工作。这与同样在积极主义刑法观主导下的德日等国在加强立法增设罪名的同时,又不断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进行罪名的删减,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刑事罪名删减工作发展不足,与我国当前的刑法理念和刑事立法观念有较大关系,但其不应成为我国刑事罪名删除工作发展的障碍。刑事罪名删除理念的提出与适用有其价值和意义,以必要性、类型性、协调性为原则,通过删除竞合条款、无效条款、不协调条款、无法益侵害条款以及不合时宜条款来贯彻刑事罪名删除理念具有可行性。

融合行为词的罪名预测多任务学习模型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依据案情描述预测所属罪名成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案情内容术语专业,描述言简意赅,而现有方法却往往依赖文本特征,忽略了不同案件相关要素的差异性,缺乏对案情行为词要素的有效利用。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提出一种融合行为词的罪名预测多任务学习模型。首先,由边界识别器生成行为词跨度,提炼出案情核心内容;其次,通过构建行为词的结构特征预测所属罪名;最后,将行为词识别和罪名预测进行统一建模,通过共享参数的方式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通过构建行为词识别和罪名预测的多任务数据集进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识别行为词任务的F值达到了83.27%,罪名预测任务的F值达到了84.29%,与BERT-CNN模型相比,分别提高了0.57%和2.61%,验证了该模型对行为词识别和罪名预测的优势。

类罪名否定论

学界通说认为,类罪名是某一类或某一章犯罪的总名称,是概括某一类犯罪本质特征而形成的罪名。其实,任何犯罪都是具体的,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和罪状的犯罪,因而也没有所谓的抽象的类罪名。刑法分则中的章名、节名是犯罪类别的名称,不能视为罪名。类罪名的提法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徒增罪名外延的混乱,国外的刑法学理论中也没有类罪名的提法。为明确起见,犯罪类别的名称宜由"……罪"改为"……的犯罪",以与具体的罪名相区别。

基于胶囊网络的多标签罪名预测

针对罪名预测任务中存在的数据不平衡,罪名预测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提出了基于胶囊网络的多标签罪名预测模型。使用双向门控循环神经网络与卷积神经网络的并行混合模型提取胶囊网络的初始特征,即提取数据的时序特征和语义特征,提高胶囊网络提取初始特征的能力,然后使用动态路由进行迭代运算提取深层次的空间的信息;在损失函数中引入权值信息,解决因数据不平衡而导致的低频数据训练不足的问题。仿真结果表明,相比其它经典深度学习模型,上述模型有较好的罪名预测效果,能够解决数据不平衡与罪名预测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兜底罪名竞合解释的科学性构建

兜底罪名竞合问题,研究的是同一不法行为构成兜底罪名还是构成非兜底罪名的选择问题。兜底罪名的法益涉及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社会秩序,与刑法分则所在章节的其他罪名具有法益同一性。兜底罪名竞合应当以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二分为前提,反对“大竞合论”的笼统适用。以行为单数联系结果为竞合具体判断标准,可以增强对其法益集体性的保护。兜底罪名法条竞合的复杂性体现在对独立竞合以及包含竞合的区分,兜底罪名想象竞合的肆意性源自对竞合的定位不清以及对重罪选择的标准争议。兜底罪名竞合解释的科学性构建,可以从竞合形式一致性、竞合事实符合性以及竞合价值融贯性三个角度出发。

论作为兜底罪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随着网络产业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数量逐年上涨,由此引发对该罪名立法设定与司法适用广泛而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批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兜底罪名的见解层出叠见。为规范该罪名的现实运行以及释放该罪名的内在价值,我国应立足该罪的本质意涵,肯定该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本质,科学看待其兜底罪名的性质特征,重新审视过往对于兜底罪名全然否定的标签,明确该罪的积极意义。在立法设计方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网络犯罪非接触性、去地域性以及分工离散性的特点,以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支援为核心要旨,体现“围点打援”的犯罪打击策略,实现对网络犯罪本身的治罪和治理,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策略方面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方面,首先,应当保障罪名适用的处罚正当性,精确罪名的可罚性等价程度,实现罪名处罚的正当性;其次,应建立定罪量刑的归类模型,对行为定罪量刑进行归类分析,构建使法秩序得到统一的结构模型;再次,应规范不同层级罪名适用条件,拒绝随意化与扩张化地认定犯罪;最后,应准确把握明知要件的适用条件,防止帮助行为自身类型化特征不足而诱发的罪刑法定原则危机,充分释放该罪在信息网络犯罪治理中的积极价值,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作为独立罪名的袭警罪之实践效果及规范适用——基于1701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涉袭警行为的1701份裁判文书,发现暴力袭警独立成罪后案件数量得到有效控制,手段加重犯惩治力度提升,部分达到从严打击袭警行为的效果。但是,袭警罪犯罪构成缺乏统一认定标准、基本犯量刑轻缓,与立法目的之间存在龃龉。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即法律法规适用不清、“暴力”和“人民警察”概念内涵不明、司法裁量差异较大。为达到袭警罪立法的教化和预防效果,袭警罪的规范适用应当秉持“双重法益”和“核心法益”标准,使国家权威法益置于最优顺位;明确区分“执法权”主体,合理限制“袭击辅警”的入罪空间;进一步细化袭警罪的“暴力”层次,避免刑法用语的依附性,为袭警行为出罪预留空间,并通过普法和优化警情处理机制等社会措施强化人民警察的事前防护能力。

袭警罪的入罪标准与罪名关系考察

袭警罪作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名,及时回应了社会大众对严惩袭警行为和维护警察权威性的呼声。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环境特点,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应该为复合法益,主要保护法益是人民警察的执法权,次要法益是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与保护法益相适应,在司法实践中,要避免袭警罪的适用扩张倾向,成为新一代“口袋罪”。因此,要严格把控和正确理解袭警罪的行为对象、“正在执行职务”以及“暴力”的含义。同时,也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保持刑法谦抑性,对情节轻微的袭警行为做出罪处理。明确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以及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关系,规范罪名适用。

罪名确定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具体的犯罪,但没有规定犯罪的名称。为了方便司法实务,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刑法公布之后便以司法解释的方式,颁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颁布了《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分别给具体的犯罪确定了罪名。由于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对于个别法条确定的罪名存在冲突,后来“两高”便不再各自为战,而是以联合制定的方式连续发布了六个关于罪名的补充规定,使刑法中的罪名实现了统一。由“两高”来确定刑法罪名的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名确定制度。

融合类别先验Mixup数据增强的罪名预测方法

罪名预测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司法领域的代表性任务.该任务根据案情描述和事实预测被告人被判的罪名.由于各类罪名样本数量高度不平衡,分类模型训练时分类器易偏向高频罪名类别,从而导致低频罪名预测性能不佳.针对罪名预测类别不平衡问题,提出融合类别先验Mixup数据增强策略的罪名预测模型,改进低频罪名预测效果.该模型利用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与结构化自注意力机制学习文本向量表示,在此基础上,通过Mixup数据增强策略在向量表示空间中合成伪样本,并利用类别先验使合成样本的标签偏向低频罪名类别,以此来扩增低频罪名训练样本.实验结果表明,与现有方法相比,该方法在准确率、宏精确率、宏召回率和宏F1值上都获得了大幅提升,低频罪名预测的宏F1值提升达到13.5%.

再论罪名变更的法理基础及其模式选择——刑事一体化角度的思考

在法院能否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以及如何变更起诉指控罪名的问题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立法上的差别和理论上的分野。我国目前在程序设计上对法院的罪名变更权缺乏制约,理论界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也都值得商榷。我国罪名变更制度的建构,应当立足于我国特有的法文化传承和法治土壤,应当建立以四要件犯罪构成模式为基石并与诉因制度相整合的“诉因制度本土化”模式。

《尚书》中纣王罪名的叙述策略探析

《尚书》中有十一篇文本涉及对商纣王罪行的叙述和记载。不同篇目中,在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场合下,不同的表达者出于不同的目的,给不同的接受者叙述纣王罪名,其叙述有相同之处,体现了共同的内容指涉和话语背景;更有诸多鲜明的差异,反映了每位叙述者各自特殊的叙述意图。其特定的对话语境和话语意图,决定了其叙述纣王罪名时会采取针对性的表达方式和话语策略。

商业贿赂罪:从学理罪名向法定罪名之转化——兼论中国刑法商业贿赂罪的立法设计

商业贿赂犯罪以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损着中国社会的市场竞争秩序。商业贿赂罪目前尚仅为一个学理罪名。中国刑法通过现行刑法公务贿赂犯罪、业务贿赂犯罪的规定对商业贿赂罪规制的模式不仅缺乏合理性,同时也难以实现刑法应有效能的最大化。由商业贿赂罪犯罪客体、主客观要件及罪刑配置模式的特殊性所决定,有必要将之设计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商业贿赂罪从学理罪名向法定罪名的转化,有利于中国贿赂犯罪刑事规制体系的完备。

简易程序的“指定辩护”模式——以罪名体系为视角

简易程序中存在重罪(3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一旦被定义为冤假错案便会严重损害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然而法律援助律师参与率差强人意,作为补位的值班律师又存在诉讼权利不清、角色定位不明、辩护权缺失等问题。通过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中的罪名进行分类,在罪名体系的视角下探索“指定辩护”模式,为“刑事辩护全覆盖”提供新的路径。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罪名适用探讨——以野生中华蟾蜍的非法交易为例

办案中发现,目前部分危害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已经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犯罪网络。在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制度确立后,为斩断利益链条,应对非法猎捕、运输、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并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目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用途、行为对动物资源的危害程度、在犯罪链条中的作用等方面适用恰当的罪名。尤其对分散收购者,不能对其上游作机械地理解,应结合交易中食用和药用的双重价值进行全面评价。

诉判同一与变更罪名

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有最终确定罪名和适用罚条的权力。但是 ,法院的这一权力应当受到控审分离、不告不理、辩护原则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并不得迳行做出恶化被告人的处境的判决。本文对法院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和罚条问题作了比较分析 ,并阐明了我国法院在刑事判决中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和罚条应当遵循的规则。

论罪名生成的方法

罪名个数通常应以法条为基本单位,一条(款)一罪名是基本类型,一条(款)数罪名和数条一罪名是例外。罪名与行为类型存在对应关系,有些司法罪名引发质疑就是因为误解了立法规定的行为类型。罪名用语通常取材于罪状,引用罪名、截取罪名和借鉴罪名划分依据是罪名用语对罪状的依赖关系。其中,截取罪名易出现偏离文本、抓错实质的问题。罪名的体系性意味着既要协调好罪名间的关系,也要兼顾整体罪名群的特点。协调性的操作要求结构的一致、用语的统一、内容的呼应。罪名的生成应在科学方法引导下展开,如此才能实现罪名的概括、准确。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罪名梳理与划分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罪名占我国刑法中全部罪名的近四分之一,而历次的刑法修正多围绕该类犯罪进行,使其罪名数量不断地扩充。以罪名确定为视角,可以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105个罪名进行全面的梳理与细致的类型划分。划分的标准包括确定根据、行为的单复、犯罪主体、罪过、条文、罪状以及核心语词等。不同的类型划分对罪名确定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八)(法释[2024]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二)》,现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作如下修改: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刑法修正案(十二)》第三条)的罪名由“伺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修改为“伺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