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批判?何以矛盾?——重读阿道夫·卢斯的《装饰与罪恶》

《装饰与罪恶》是一篇振聋发聩的批判式檄文。本文通过细读文本,并联系其其他文章,同时辅佐以文本产生的语境分析,期望能回答以往研究中未曾谈及的一些问题。本文认为,无论中西方,“装饰”本身都是一个复杂的词语,具有多重含义,既具有文化性、精神性,又具有时代性、物质性。在卢斯看来,文化性是一种确定性、合理性的存在,因此应关注装饰的有机性;而时代性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因此应留给时间进行选择,而不应由设计师主观去介入。也因此,他更刻意强调前者,贬低后者,而坚决反对同时丧失两种属性的装饰。

浅析《罪恶之家》不同人物的道德观

《罪恶之家》是英国现代戏剧家普里斯特利的代表作,是一部西方忏悔体类文学作品。这部戏剧作品呈现了不同年龄段的道德观,对于同一件事的不同反应也映射出了处于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物的道德观。本文根据柏林一家人所属年龄段的不同,将其分为了三类——处于青春时期的希拉和埃里克,处于青年时期的杰拉尔德,以及处于中年时期的柏林先生和柏林太太,以此为基础解读他们的道德观。文章旨在分析此部戏剧中不同人物对待自身罪恶的态度,进而揭示不同年龄段的道德观,并以此来探究当时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性的丑恶。希望本文研究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戏剧的内容,也希望能为研究此剧本的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罪恶与救赎:但丁的《神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哲学解读

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文艺复兴时期的外国文学著作,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便是18世纪一部有关罪恶与救赎的旷世巨作——但丁的《神曲》。这部作品被誉为“人类想象力可以达到的最高峰”,它既是对中世纪文学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文艺复兴的启示和开拓,其以吹响文艺复兴第一声号角的姿态为世人所熟知。

罪恶感诉求与产品类型对善因营销的影响

本文以企业积极开展善因营销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营销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设计不同实验组对罪恶感诉求及产品类型对善因营销效果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强调罪恶感诉求的营销效果更为显著,而且罪恶感诉求与产品类型具有显著交互作用;在善因营销活动中推广不同类型的产品,需匹配适宜的罪恶感诉求方式;当产品类型为实用型时,强调罪恶感诉求方式能收获更好的营销效果;当产品类型为享乐型时,不强调罪恶感诉求的营销方式更佳。

同质异构 异趣同旨——从《红字》、《白鲸》比较霍桑、麦尔维尔的罪恶观

霍桑与麦尔维尔是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上致力于描写罪恶主题的著名作家。以各自的代表作《红字》、《白鲸》为例比较其罪恶观可以发现,它们“同质”即本质是加尔文教的原罪;“异构”:前者为封闭式结构,后者为开放式体系。这样给读者造成了在理解作家罪恶观和文本时不同的审美感受。两位作家对罪恶的探索又异曲同工地反映了他们在层出不穷的社会新问题面前的忧患意识。

消费罪恶感诉求前沿探析

消费罪恶感是消费者因购买行为违反社会规范或个人价值观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常被用于广告情感诉求以影响顾客购买行为和态度。但罪恶感诉求是一柄双刃剑,合理运用需了解其影响因素和适用条件。结合当前最新研究进展,本文首先梳理了消费罪恶感的情绪维度,其次阐述了罪恶感诉求的影响因素,然后介绍了罪恶感诉求的适用条件和情境,最后解析了罪恶感和其他情绪诉求在广告中的综合应用,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消费罪恶感:维度、过程及实证研究前沿探析

消费罪恶感是消费者因购买行为违反社会规范或个人价值观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它是一柄双刃剑,企业或营销者运用不当会降低消费者再购意愿和顾客忠诚,运用得当则可通过广告情感诉求实现营销目的。从消费罪恶感的理论基础:情绪维度、发生时机和类型出发,解析了消费罪恶感从引发到消弭的整个过程,最后介绍了消费罪恶感的影响因素、适用情境、混合情绪等相关实证研究。未来研究方向应对虚拟环境下消费罪恶感、罪恶感强度、调节变量和实证研究方法等做进一步的完善和拓展。

罪恶与清官:说唱词话中的包公

源自宋人包拯的包公这一文学角色,在1250至1450年间曾出现于各体通俗文学作品中。二十世纪以来,有关包公的话本、杂剧和戏文广为人知,屡经探讨。而关于包公的词话直到1967年始在嘉定附近发现,这些词话影印出版之初曾引起过相当的轰动,很多出版物应运而生,但初始的热情消退后,新发现的词话对之后包公故事发展演变的论述影响甚微。词话未受到充分关注虽部分缘于其数量较少,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学界将它们作为较话本、杂剧晚出而缺乏独创性的作品。但有证据显示,现存的话本和杂剧作品常常是晚出的改定本,而词话则相对较早且无明显改订痕迹,我们至少应该将词话视作话本、杂剧同期之作,而非晚于它们。在不少情况下,词话很可能系杂剧之源,而非相反。与通过明代宦官机构钟鼓司传留下来的不温不火的杂剧文本相比,相当一部分词话大胆批判了一个权势和罪恶相伴的世界,它们非常关心包公审判的权力和自主性等问题,而没有一味地赞颂皇帝的统治效力。

《政治罪恶论》与马一浮早期思想

作为"浙学"近现代代表人物之一的马一浮,其学术生命展现出独特性。《政治罪恶论》一书贯穿了他早期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该书译稿的重新发现,补充了马一浮早期思想研究的材料。通过对《政治罪恶论》的讨论,可以回溯其在1903年至1912年间的主要思想历程。1903年马一浮将翻译这部书视为研究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途径,但其间复杂的心态促使他由西学转向中学。1907年他借为该书写序的机会,表达了以西学辅中学的主张,展现出对中西学术关系的全新认识。而在1912年对《政治罪恶论》的重提,使马一浮最终完成了对西学的彻底疏离和对中学的全面回归。在此基础上,马一浮开启了此后延续数十年作为一代儒宗的思想历程。

痛斥罪恶 呼唤和谐——劳伦斯文学创作的主题解读

劳伦斯文学创作的主题,试图以其独特的方式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机器文明对自然环境与人类和谐关系的破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危机和人的整体异化,强烈地呼唤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提出了人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才能获得最根本的可持续发展。

思考与罪恶——汉娜·阿伦特论“精神生活”

受个人经历的影响,阿伦特一生都关注罪恶问题。在她看来,罪恶与人的思考能力缺乏有关联;无思考可能导致作恶,而思考是一种抵制罪恶的能力;思考不断要求人们反省自己,不要轻易接受公认的价值和准则;苏格拉底的"思考"是"思考"的原型,这种思考是内心"我"与"我"自己之间的无声对话,从而产生良知,良知能抵制罪恶。

我国黑恶势力的罪恶行径与治理

黑恶势力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大肆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纠合性违法犯罪组织或群体。其罪恶行径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一是重要成员固定,组织严密,有行动准则和残酷“家法”;二是组织人员和规模发展迅速,其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并且插手政界事务;三是手段残忍,滥杀无辜,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四是向经济领域渗透,依靠暴力掠夺,迅速增强实力;五是寻求“保护伞”,黑白勾结愈演愈烈;六是登上政坛,披着“红色长袍“,大干黑恶势力勾当;七是插手基层选举,培植“代言人”,侵蚀镇、村政权;八是境外黑社会渗透加剧,与境内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犯罪日益多样化和严重化。针对我国黑恶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应采取如下治理措施:一是面对现实,加强犯罪研究,搞好社会治安;二是狠抓“严打”,认真进行总结,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三是狠抓“打黑除恶”的防控工作;四是在全社会形成“打黑除恶”的氛围。只有如此,才能有力地维护当前社会的和谐稳定。

《罪恶之城》系列电影中的男性形象分析

罗伯特·罗德里格兹执导的美国电影《罪恶之城》根据漫画大师弗兰克·米勒的作品改编,影片不仅忠实于原著的内容,甚至在表现形式也贴近漫画风格。在《罪恶之城》系列电影中,正义与邪恶的界限是模糊的,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标准难以判断这里的人格优劣。影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十分成功,其中男性形象尤其值得研究。文章从片中男性形象的分类、塑造男性的漫画式手法、男性形象构建的依据三方面,分析《罪恶之城》系列电影中的男性形象。

罪恶的起源、本质及其和解--阿伯拉尔的意图伦理学及其意义

阿伯拉尔是12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哲学家。他秉承了自教父哲学以来"信仰寻求理解"的传统,主张信仰无理解则空,理解无信仰则盲。在伦理学方面,他勇敢地将基督教伦理学和古典哲学伦理学(尤其是西塞罗的世俗伦理学)结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意图论"伦理学。他秉承了基督教的原罪论和性恶说,但主张这种内在的、本性的恶习本身不一定是罪。罪是后天通过人的意志选择获得的。衡量善恶与否的标准是意图。有三种途径:悔罪、忏悔和补偿,可以实现罪人与上帝的和解。

“花一般的罪恶”——四十年代中国诗坛对波德莱尔的译介

波德莱尔是最具国际影响的法国近代诗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文人学者接连不断地译介他的作品。但人们比较熟悉的是波德莱尔在二、三十年代新诗坛上被译介的情况,而关于他的作品在四十年代中国的传播情况,学术界一直有所忽略。因此,本文通过对于大量原始史料的钩沉和梳理,辨析了四十年代中国诗坛是如何理解波德莱尔诗学的。重拾这一话题的用意不但在于还原波德莱尔在文学史上的本来面目,更欲观察他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罪恶快感”的前世今生——兼论文学区隔与文本等级秩序的崩溃

罪恶快感即由神秘、病态和被扭曲的行为激发的快感,边享受边自责、越自责越享受,乃其主要心理特征。罪恶快感总是涉及文本的等级秩序,涉及对某些文类的歧视,意味着感性与理性、知晓与行动、物质与精神、生理与道德、个人享受与社会规范的分裂。罪恶快感源于精英心态。享受罪恶快感,意味着维系趣味的区隔。现代主义小说没有提供轻松的快感,而是一味训练读者在美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敏锐感受,极力创造所谓的"新感性",忽视了文学应有的快感。后现代主义则使快感有了容身之所,罪恶快感中的"罪恶"由此开始消退,固有的趣味区隔即将崩溃。

“罪恶”的现代诠释:作为现代悲剧叙事的核心——威廉·福克纳作品对“罪恶”的审美呈现

威廉·福克纳作品中表现的多种罪恶,已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特征,也使其常常遭到误解。将悲剧理论与叙事学方法相结合,把作家对罪恶的表现视为其现代悲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既借此与悠久的文学传统相衔接,又赋予其鲜明的现代特征。"罪恶"在多部作品的文本构成中被赋予多种艺术功能和复杂的意义指向,并借此为作家完成现代悲剧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罪恶感和孤独感:玛丽·蒂龙吸毒的心理层面分析

玛丽·蒂龙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自传性最强的传世佳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女性形象。罪恶感的折磨和孤独感的吞噬使她周而复始地堕入吸毒—戒毒—再吸毒的圈圈。在当时的社会、家庭条件下 ,玛丽的一再吸毒实际上是她反抗严酷现实。

王小帅电影中的“罪恶”解读

王小帅导演的影片中有大量罪恶影像的呈现,对这些罪恶影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范畴进行分析。但罪恶的呈现并非视觉感官上的刺激追求,导演通过对罪恶的解构,透过罪恶的个体行为本身,揭示了一个异化的社会和众多被社会异化了的人,以此来思考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归化的罪恶与异化的救赎——论韦努蒂的翻译策略

韦努蒂的翻译观表现为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归化策略以流畅、透明、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导致译者的隐身,抹杀了异者文化的他性。与归化相抗衡的是异化翻译:异化是第三条道路,是精英主义的翻译,是对归化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