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墓志所见唐翰林学士承旨崔汪事迹补考

崔汪,唐昭宗朝翰林学士、承旨。其入翰林院事迹,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均有考论。然而,由于资料缺失,崔汪入院、出院时间、在院期间职官变迁等,阙疑者甚多。今据新见崔澄《唐故太子宾客崔公墓志铭并序》,结合传世典籍考定崔汪约大顺二年以兵部郎中充翰林学士入院,旋加知制诰、承旨,历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尚书右丞、兵部侍郎,于景福二年十月稍后出院。在院时间,前后约三年。又,据出土石刻,亦可以考定崔汪家世、生卒年、入翰林院前及出院后的仕历、其文学影响以及墓志撰者崔澄事迹等。拈出此等,以为附论。

五代翰林学士略考

五代时期的翰林学士,承唐而启宋,各项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延续与变革。五代的翰林学士虽然由于新的侍从秘书产生而地位相对降低,却仍不失为重要的中枢秘书,为宋代翰林学士的显贵地位奠定了基础。同时,其向正式朝官演变的趋势也愈益明显了。

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以杨亿为中心

宋真宗崇儒好文,眷遇词臣,其在位期间,共任用翰林学士22人。学士人员在地域分布上重北轻南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他们在政治活动中主要分化为两个团体,并涌现出了杨亿这样文学与气节领袖文坛、垂范后世的杰出词臣,翰林学士的政治风概为文坛带来士风与文格的重要变化。在颂美功德与缘饰礼乐的时代气氛中,以馆阁翰苑为中心,博学多闻的诗坛群彦聚集酬唱,完成了由白体向昆体的嬗变,呈现了"盛世"之音的气象与格调。杨亿以清忠鲠亮之气发于翰墨吟咏,首变"文格"与"诗格",一洗唐末五代芜鄙卑弱之气。

宋代翰林学士承旨述论

翰林学士承旨最早出现于唐宪宗永贞元年,在宋代并不常置。职能是代皇帝起草诏命、参与机要,犹如天子家臣,职显位宠,多备位宰执。在宋代专制君权加强的过程中,翰林学士承旨凭借其特殊的地位,推波助澜不少。

宋太祖朝翰林学士述论

宋太祖朝任用翰林学士共八人,权直院一人。他们大多为旧朝词臣。其中除后蜀欧阳迥外,又皆为由后周入宋的中原人。他们入宋后大多已至生命的中岁和晚年,对于政治与文学,难以保持足够的热情和活力,也缺乏自觉的词臣意识和独立品格。严格地说,他们大多尚不能称为宋代作家,而是由五代向宋初过渡时期的翰苑词臣。太祖创业垂统,翰林学士润色典章仪制,太祖对翰林学士的态度因其才行不同而或尊重,或鄙夷,大体上体现了他重儒学、首德行、轻文学的用人观念。

论翰林学士与中晚唐政治

唐代翰林学士正式确立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它的出现在唐代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中唐以来,翰林学士逐渐成为士大夫们步入最高权力中枢机关的一条捷径,在唐代中晚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一。

金代翰林学士院与史学关系之演变及其影响

金朝中后期,翰林学士院频繁且长时间地承担纂修史书的任务,翰林官员逐渐成为修史的的主要承担者,至金朝末年,翰林官员兼史职已经形成了惯例。同时,由于统治者的有意排斥,金朝后期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日趋下降,与中枢政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越来越多地承担修史任务则是其疏远政治的具体表现。元初建立的翰林国史院,从制度、机构和职能上将翰林学士院和国史院合二为一,完成了金朝中后期以来翰林学士院的这一发展趋势,翰林机构转变成为一个以修史和草词为主要职务的普通文翰机构。

唐代翰林学士与新乐府辞的创作

唐代新乐府辞有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那就是翰林学士;创作新乐府是翰林学士的一项职责;这一职责的形成与翰林学士个人素养和工作环境密切相关;李白、白居易等人在任翰林学士期间所作的新乐府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翰林学士院与皇权的距离:金末益政院设立的制度史意义

金末哀宗时期于内廷设立的益政院,是皇帝重要的中枢顾问机构,同时也是哀宗改革弊政、敦崇儒术、重用士人的重要表现。而益政院的职能及其官员群体的构成,说明它其实是取代了唐宋时期翰林学士院的中枢顾问职能。益政院的设立,在制度上说明了金后期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日趋下降,以及其与皇权之间的明显疏离状况。

《长恨歌》与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转任考

白居易任职盩厔县尉仅一年半即转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由低级官吏升任清望朝官,这一快速升迁的经历不同寻常。一般认为白居易是因讽喻诗创作而为宪宗所发现并召入翰林的,但白居易此前只创作了十几首讽喻诗,也并无讽喻诗创作的自觉意识,不可能因讽喻诗的创作受到提拔。他在任职盩厔尉时期因创作《长恨歌》而名动天下,此诗所展示出的文学才华及其题材与宪宗本人关注点的契合,才应是白居易被宪宗发现并提拔的真正原因。

出土墓志所见唐翰林学士黎斡考

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之《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以及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等研究成果,唐玄宗朝至唐哀帝朝翰林学士,已考者二百三十馀人。然,可考者尚存。本文据出土墓志考得黎斡一人。黎斡至德初应诏入仕,做过短期的左骁卫兵曹参军,至德末,以太子通事舍人充翰林学士,约上元元年,迁荆州时出翰林院。出院后,历江陵少尹、京兆尹、刑部侍郎、桂管观察使、兵部侍郎等。德宗大历十四年,赐死。

中国最早两位翰林学士考——吕向、尹愔传论

中国古代翰林学士,开始设置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正当盛唐之世.自此之后,历宋、元、明、清,翰林学士一直有很高的社会声誉.直至1901年,正当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之后,清朝廷还于6月5日下诏令,称翰林院为"储才重地"(《光绪朝东华录》).在唐代,翰林学士为文士参预政事的最高层次,很值得研究.据现有史料,唐代翰林学士可考知者约二百余人,其中有不少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本文为最早的两位翰林学士立传,既拟纠正史书中的某些误载,又想从这两位学士经历的考述中提供值得思考的历史文化现象.

宋英宗、宋神宗朝翰林学士与治平、熙丰诗坛——以王安石为中心

宋英宗、宋神宗朝任用翰林学士共36人。熙宁、元丰人才之盛,堪比庆历、嘉祐。王安石文章节操都堪称"真翰林学士",他对翰苑制度之变革,翰苑词臣之任用,翰林学士之政治职能,都给予直接有力的干预和推动。熙丰时期不同政治力量间的角力与学术思想的交锋也导致文学群体的分化,在王安石及其新党把持熙丰政坛、文坛话语权的情势下,旧党翰林学士陆续被贬退,"乌台诗案"毒化了自由活泼的文学生态。由于文学的政治化、边缘化以及政治家和文学家身份的分裂,使熙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中心的汴京诗坛并没有成为诗歌创作和传播的中心,熙丰诗坛呈京城与地方独立分散形态。元丰年间,新党学士王珪、蔡确、章惇、王安礼、张璪、安焘、李清臣等人围绕王维山水画的一组题画作品,为探究新党学士群体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

唐代翰林学士述论

唐代翰林学士源于汉代待招,一经形成便对唐代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唐后历代王朝所沿袭。作为皇帝的高级秘书和私人顾问,唐代翰林学士的甄选具有特殊的素质要求。他们位高权重,发挥了朝中其他秘书乃至重臣都无可比拟的重要功能。尤其是唐代晚期,随着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特别倚重的政治力量,为维护皇权而与宦官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唐代的皇宫秘书机构和秘书──翰林院和翰林学士

唐代最高统治者为限制中书、门下省的职权，起用翰林学士作为新的秘书官员，形成新的秘书机构──翰林院。随着皇帝的选用益重，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号为“内相”，参掌大机密。翰林学士是唐代后期中枢决策中举足轻重的职官，而学士承旨之职尤为重要。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唐文宗朝翰林学士

在大和五年(831)宋申锡事件前后的大和年间的翰林学士有着不同的群体特点,而在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后的大和年间和开成年间的翰林学士的群体特点也不尽相同。在宦官专权背景下,唐文宗朝翰林学士进行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同时,产生了复杂的心境。唐文宗朝掌握政治权力的还是宰相和宦官,翰林学士虽为唐文宗的近侍之臣,却还是要以朝臣尤其是宰相的身份才能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宋代翰林学士的宿直制度

宋代翰林学士的宿直制度有一套严密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宿直、儤直、宿直的员额、锁院等方面,但有的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儤直的现象较为多见,从宿直的员额看,至南宋时不少是一员独直。学士院的锁院极为严密,有着具体的规定。直接禀承帝王旨意与接受中书熟状,翰林学士草拟制麻时,都得锁院。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唐宋学士院及翰林学士别称考

唐宋时期学士院及翰林学士有众多别称。本文从金门玉堂、北门与北门学士、蓬莱瀛州、鳌山、金銮坡五个主要方面,对学士院、翰林学士的别称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