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翻译文学:教育观念转变的“引擎”

鸦片战争以降,西学翻译和教育变革成为国人呼声最高的两剂救亡药方。对于翻译中伴随的异质性,如何作用于教育转型的进程,进而引领着教育观念的转变,值得寻绎。潮水般涌入华夏大地的泰西文学,促使近代人才观不断位移,各类译著中的西方人物,焕发出别具一格的魅力,为国人树立了一种新型人才“标杆”。西方教育小说中的教师,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教师截然不同的面相,成为形塑崭新师生关系的直接资源。在翻译小说的浸染之下,通俗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并在课堂上下、校园内外枝蔓攀升、花蕊广播。国人的知识结构在翻译文学的影响之下进行重组,中国教育模式得以吐故纳新,新的教育生态也逐渐建构起来。

延安《解放日报》翻译文学副文本功能研究

延安《解放日报》翻译文学副文本包括编译者按语、译者注释、图像、版面布局等多种形式,它与正文本共同构成了文本的有机整体。副文本揭示了编译群体介入并引导读者阅读的具体策略,呈现了从译文选择到报纸出版阶段出版者、编者、译者、读者等各方对话与协商的过程。通常而言,副文本总是与正文保持一致,二者共同在党报上宣传并强化党的政治理念和文艺观念,发挥着引导、教育的功能,为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二者之间不一致时,更为具体地展现了延安时期的文学观念、翻译行为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记录着文学翻译规范的变动过程。

基于读者评论的网络翻译文学评价研究——以Wuxiaworld中的《巫界术士》英译为例

近年来网络翻译文学蓬勃发展,然而评价标准的滞后与缺席严重阻碍了其健康发展。学界多从理论与政策层面探讨网络翻译文学评价相关问题,鲜有学者从网络翻译文学作品的读者接受角度分析网络翻译文学评价标准。本文关注近三年Wuxiaworld中已完结译作的历时变化,以Wuxiaworld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巫界术士》为例,从读者评论角度探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网络翻译文学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对比传统文学与网络翻译文学批评的差别,借此梳理网络翻译文学评价中的关键问题。

新世纪翻译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从《王向远著作集》看王向远教授的翻译文学研究

王向远教授的翻译文学研究遵循从具体实践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原则,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其研究成果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他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有效推动了我国的翻译文学史研究;他系统构建了翻译文学理论体系,为繁荣中国乃至世界的翻译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为世界文学实现方式的翻译文学

当今世界文学研究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涉及到世界文学的内涵问题,而且开始重视世界文学的实现方式。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达姆罗什等人提出的新世界文学概念,国际学者逐渐意识到翻译文学对于实现世界文学的重要作用。其表现为:翻译文学能在全球广泛传播,使本土文学获得国际知名度,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翻译文学由于其本质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参与创作的,可以成为新世界文学和复数的世界文学的现实形态;翻译文学能起到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改变当今世界文学空间的不平等结构。

多元系统理论的整合与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拓展

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创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翻译研究。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下,勒菲弗尔、赫曼斯、苏姗·巴斯奈特等人提出了"改写论"、"操纵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以上理论各有其优点及局限性,翻译文学史研究若孤立地运用以上某一种理论,还不能全面观照和深入分析翻译文学现象,应将以上理论加以整合,使之成为综合性的"系统理论"研究方法,以满足翻译文学史研究的需要。

翻译文学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我怎样写《翻译文学导论》

我国翻译文学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已有的翻译文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包含在"翻译学"中的翻译文学研究,二是把"文学翻译"作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的"文学翻译"研究,三是"翻译文学"的研究,即把"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属于文学研究及文学文本研究,这类研究最为薄弱。要建立翻译文学的本体理论,就不能简单地将"翻译文学导论"置于一般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的框架结构中。必须以中国翻译文学为感性材料,以中国传统翻译文学理论为基本资源,构筑翻译文学的独特理论系统。

市场经济时代的译海冲浪——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探析

浙江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以朱生豪、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浙江学人曾为中国现代翻译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虽历经艰难,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发展了这一优势,并形成了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三大优势和特色:以飞白、吴笛为核心的世界诗歌翻译,以宋兆霖、吴笛、沈念驹为核心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以飞白、郭建中为核心的翻译文学理论探索。

日伪时期南京的翻译文学

因为日本的残酷统治,日伪时期南京的翻译文学,整体上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无论翻译文学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同是沦陷区的上海、北京同日而语。日伪时期南京的翻译文学,期刊上登载的译作数量有限,译者多为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翻译文学的选择带有鲜明的战时体制影响的痕迹。尽管日伪统治时期南京的翻译文学成就极其有限,但只有将之纳入考察的视野,民国翻译文学史才会完整地呈现。

中国存在古代翻译文学吗?

在以中国翻译文学史为题的相关著述中,有学者未经考辨便直接提出中国翻译文学肇始于近代。根据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提出的翻译理论分析可知,这种凭空删除中国翻译文学史古代部分的说法,实乃忽视语内翻译与符际翻译而惟以语际翻译作为研究对象所产生的一隅之说。

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杨苡译《呼啸山庄》在中国的经典化研究

翻译文学的经典化在基于其原作的价值的基础上受到译作、读者、译语国文化语境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需要对作品及其历史背景进行考查。文章拟分析杨苡译《呼啸山庄》与原作和译语国读者的对话与互动,并运用多元系统论描述其在权力因素操纵下的经典化历程,指出该译本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张力是其永葆经典风彩的根本动力,对其进行研究,对于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复杂性的梳理具有借鉴意义。

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

本文在跨文化语境下论述现代性在西方学界研究的历史和最新的进展及其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形成及变异。作者认为 ,现代性在中国的登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中介作用 ,而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以及文学史的重写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方面 ,康有为和林纾的工作是不可忽视的。在翻译文学的直接干预和作用下 ,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同时又迥异于西方文学的独特传统。这是文学史家在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必须正视的一个现象。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现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觉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翻译文学在中国近代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演变

多元系统理论由于指明了翻译研究中各项参数如翻译文学在接受国文学导引系统中的地位,翻译策略,翻译文学对接受国文学系统的影响之间的互动模式而具有相当的文学解释力。以此理论来观照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时可以发现:随着翻译文学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向中心不断演进,翻译策略也由“政治化改写”转向“直译”进而到“萌芽中的异化”。翻译文学的作用也由原来政治理念的扬声筒变成了革新中国文学电源系统的中坚力量。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策略

解殖民是后殖民时代的关键词之一,中国的解殖民化研究经历了从理论译介再到具体研究的过程,但至今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对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研究往往混合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而且专门探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成果十分稀缺。实际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浓厚的解殖民色彩,它主要通过以下翻译策略来达到解殖民的目的:中国文学主体身份的确立、弱小民族以及东方文学的翻译、翻译改写、被压迫阶层文学的翻译以及对传统的回归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文学的独立性。

澄清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中的几个概念

本文对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主要区别,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异同,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比较文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试图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与模糊认识.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应该给它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但 1 949年以来 ,翻译文学却一直成为文学史遗忘的对象 ,这是不正常的。如何书写翻译文学史呢 ?翻译文学并不能独立构成历史 ,翻译文学史应该理解为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史 ,只有在追索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互动中 。

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按照译者的国籍来判定译本的国籍,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但承认翻译文学的国籍的双重性,虽摆脱了二元对立,却没有摆脱二元论。翻译文学具有的世界文学意义是它可以自成体系的理论依据;翻译文学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也为其自成体系提供了恰当支持。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者并立,符合当今学术研究的多元态势。

翻译文学经典研究中的问题与思考

传统认识的因袭性使我们习惯在"外国文学"分类中寻找各国文学的翻译作品,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剥夺翻译文学独立存在的合法性诉求,翻译文学经典因而长期被外国文学经典遮蔽。翻译文学经典化既是翻译文本自身的艺术生命在译入语社会找到适宜生长的文化气候和土壤的结果,也是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在翻译文本中找到可以利用的政治诗学价值的结果。没有译者在艺术再创作过程中的匠心打造所完成的内部经典化,就谈不上译本形成后在译入语社会流通与传播过程中的外部经典化。我们既要看到文学的审美自律,也要看到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既要看到文化对文学经典的祛魅,也要看到它对文学审美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