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困难与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后发省域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积极应对才能统筹发展与安全工作。本文通过分析后发省域老龄化的基本特征,进行趋势预测,识别了应对老龄化的特殊困难,进而提出了对策建议。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已与全国平均水平不相上下,且未富先老问题更为突出。未来的社会抚养负担将不断加重,老龄化问题亟需重视应对。然而,甘肃应对人口老龄化也存在特殊困难。

以积极的综合设计话语体系构建老龄文明——《为新老龄而设计:设计赋能积极老龄化的理论与方法》书评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凸显,在文明社会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各种困扰已经迫在眉睫。老龄化社会综合设计研究聚焦于社会民生的多维度影响,强调设计伦理、社会责任和产品形式审美与设计产品对老年人的关怀。而“设计赋能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则将为新老龄而设计的理论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和提高老年人的福祉,与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政策和策略密切相关。

老龄化背景下的青海省“银色产业”

随着医疗科技更新与发展,人口寿命在全球呈现出延长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逐步显现。中国从20世纪初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一直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快的难题。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是青海省“银色产业”发展的背景之一。根据青海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71.94万,人占青海省总人口的12.15%,与2010年相比上升2.70个百分点。

积极老龄化:理念、局限与拓展

积极老龄化理念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主要战略思路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天然正确的政治话语,“健康”“参与”和“保障”是三项主要内容。积极老龄化思想虽然具有诸多贡献,但同样也存在理论构建的局限与不足,表现为缺少供给视角、局限在应然维度、造成消极与积极的二元对立、忽略残病扩张对老年健康的冲击、忽视退休年龄太早下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基于此,积极老龄化理论可以从“健康”“参与”“保障”“责任”和“可持续”五位一体角度进行拓展,进而为中国探寻积极应对老龄化之路提供启发与裨益。

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劳动法实现机制

我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上升至国家战略。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充分实现,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作用,尤其离不开劳动法相应机制予以促进和助力。但现行劳动法制度存在不足和短板,无法有效保障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现,应予以完善和优化。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进而直接掣肘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并保障老年人就业权利,可着眼于劳动者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照达龄前、达龄后与全过程的时间节点,体系化完善促进老龄化战略实现的劳动法机制。针对达龄前劳动者,应完善延迟退休制度,明确延迟退休年龄条件,确立自愿退休机制以及完善相关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以提升民众接受度和认同感,有效挖掘我国质量型人口红利;针对达龄后劳动者,应强化其劳动权益保障力度,通过总结法官集体智慧,统一退休再就业用工关系属性的司法认定标准;针对就业全过程的年龄歧视现象,通过完善立法、健全执法和能动司法等措施回应法律规制需求,并运用积极调控手段解决劳动力市场失灵问题,提升用人单位雇佣老年人的积极性。

生活参与度、健康老龄化与老年人幸福感

推进老年人健康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生活参与”视角下,通过对老年人家务型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数据的分析表明,生活参与能够显著促进老龄群体的健康,但边际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和城乡异质性;生活参与通过健康提升促进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但家务型参与也具有降低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因此,应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而对于家务型参与则应当予以适度的克制,以避免老年人幸福感的削弱。

以功能发挥为中心的健康老龄化行动措施

健康老龄化是应对全球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策略之一。本文系统综述了以功能发挥为中心的健康老龄化行动的原因和措施,以期为我国健康老龄化实践和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人口老龄化视阈下养老资源错配与优化路径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老龄化是我国迈向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新格局与社会新常态。成渝地区作为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地区之一,养老服务资源空间结构性错配问题严峻。基于2010—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单元的数据,运用综合指数模型对社会养老资源水平进行评估,并基于空间自相关、地理集中度、SMI指数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1)研究区域内整体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后期且经济圈发展轴线上老龄人口密度更高;(2)养老资源分配不均衡现象显著且存在空间负相关性;(3)老龄人口集中度与养老资源集中度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与差异,二者互为因果;(4)老龄人口与养老资源存在正负两种错位模式,错位程度等级不同,且2010—2020年间绝大多数城市的错位指数较为稳定,渐趋均衡者占少数;(5)空间结构性错配问题普遍且长期存在,归根结底在于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典型区域养老资源供需失衡。因此,要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融入老龄工作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供需匹配空间格局,构建“物质基础+价值实现”双轮驱动的养老资源供需匹配新模式,实现新时代人口老龄化工作思想观念转型、工作重点转型,推动完善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我国老年人口红利释放现状、路径和对策研究——基于积极老龄化视角

立足于积极老龄化视角,通过与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日本进行比较,分析我国老年人口红利的释放现状,对老年人口红利释放的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老年人口红利释放与积极老龄化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从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即健康、参与、保障角度提出促进老年人口红利释放的相关对策建议。

广西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及类型划分

基于第5、6、7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广西65岁及以上人口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静态指标(构建由老年人口数量、比例和密度组成的综合老龄化指数)和动态指标(老年和非老年人口数量变化),采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法分析2000—2020年广西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人口老龄化类型进行划分。研究表明:(1)广西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桂北地区老龄化程度最严重;(2)老龄化集聚效应迅速增强,但区域差异显著,集聚趋势具有明显指向性,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3)综合运用动静态指标将广西111个县域划分为5个老龄化类型:残留老化型、集聚老化型、自然老化型、稀释老化型和集聚稀释型。基于研究结论,对每个类型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人口老龄化下我国商业长护险的营销策略

健康、参与、保障是积极的三大支柱要素。因此,专业、个性化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拥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2020年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我国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5.44和4.63个百分点。由此,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我国首次将积极应对老龄化提升为国家战略。

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及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检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预测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走势和老龄化的未来趋势,分析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尤其是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中人口结构的解释力不及劳动力数量,但在预测未来时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力更大。第二,总人口会在低方案情况下已步入下降通道,如果总和生育率不快速提升的话,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近50年将持续加深。第三,延迟退休可以减少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提高生育率可以减缓老龄化程度,但在短期会抑制经济增长。延迟退休方案增加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延迟退休实施的力度越大,法定退休年龄越大,对老龄化的缓冲程度越大。如果男女每年延迟退休递增1年,分别最终延迟到70岁和65岁,在一些年份甚至可以完全抵消老龄化的抑制作用。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基于全国消费大数据的实证证据

基于健康资本需求理论将体育消费视作一种健康投资,提出个体体育消费的增长可降低其医疗消费支出的假设;采用2018—2021年全国消费大数据,实证检验个体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结果显示,体育消费占个体年度总消费的比例每提高1个单位,医疗消费占个体年度总消费的比例降低0.203个单位。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有所抑制但依然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对35岁及以上人群的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增强,对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影响效果最为突出。认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医疗负担增加等重大挑战时,需要加快普及对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认知,大力促进全人群体育消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医疗助老服务体系现状及策略研究

智慧医疗发展迅猛,“互联网+医疗”逐渐成为医疗体系发展的主要业态。关注老年群体在信息化时代下就医的触点、痛点与难点,构建适应于老年人就医服务体系,并通过实践来验证成效,全面提升老年人在智慧化高速发展下的就医体验,提升就医意愿。运用服务设计理念制定针对老年人就医的服务流程,弱化因智能化设备及信息化流程繁复在就医中造成的阻碍,创新多种助老的特色服务模式,提供多元化、多模式、更精准的医疗服务,加强老年人医疗保障,优化就医环境,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体系是提升就医体验举措中的必然选择。在给老年人提供优质医疗保障的同时,带来深层次人文关怀,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国的积极老龄化策略:认知转向、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人口问题始终是国家发展面临的基础性、长期性与战略性问题。以规模巨大与进程快速为特点的人口老龄化是我国近百年内将要持续面对的人口新常态。积极老龄化策略是应对这一人口新国情的优选方案,需要从认识面、事实面与实践面出发,厘清我国积极老龄化在理念、内容、价值、主体与模式上的认知转向,研判当前及未来老龄化社会面对的人口形势、保障压力、文化冲突、个人发展等现实挑战,有针对性地从优化多面向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完善保障养老体系、重塑社会爱老文化以及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素养五个面向提出策略措施。我国实施积极的老龄化发展策略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老龄化社会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妇女生育率快速下降,也预示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在一定阶段明显加快。本文回顾了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过程,描述了以往不同时间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口的状况和特点,并对未来50年中国人口和老龄化进程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22—2036年是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2037—2051年进入中速增长阶段,2052—2063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迅速递减,从2056年开始老年人口出现负增长,老年人口数量有所减少。从2068年开始到未来的一段时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会在0附近波动,而且会长期保持下去。尽管老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会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将大幅度减缓,这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和老龄问题带来的压力。总之,未来30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龄问题的关键时期。然而,与“30后”“40后”父母相比,“50后”“60后”“70后”父母现有子女数大幅度减少,家庭养老将难以为继,未来社会养老将面临巨大压力。

我国乡村老龄化现状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与应对

根据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乡村老龄化率为17.72%,先于城市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我国乡村老龄化整体呈现出老年抚养比增速快、低龄老人务农比例高等特征,与国际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乡村老龄人口就业占比相对较高。分区域看,粮食主产区乡村老龄化增幅更多、老年抚养比更重、老龄就业比重更高;全国乡村老年抚养比28.13%,但粮食主产省份达31.28%。通过定性梳理乡村老龄化对农户参与粮食种植及其粮食生产行为效率等的影响,提出积极应对乡村老龄化、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挑战

纵观全球,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具有普遍性和阶段性特征。对中国而言,随着由乡入城人口的地域流动,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不断演变,呈现出“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农村高老、农村弱老”的特征,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积极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问题,需从建设人才队伍、提升人口素质、优化人口布局、提高老年人生产生活质量等方面着手,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城乡全面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人口老龄化对自然利率的冲击——兼论低利率环境中的宏观审慎政策选择

2008年以来,全球货币利率普遍下调,至今难以回调,其中影响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促使自然利率出现趋势性下行,牵引政策利率向下适应性调整。(2)在低利率环境中,“零利率下限”约束挤压中央银行利率的操作空间,导致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用。(3)货币政策框架中设置有目标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压舱石作用,缓解“零利率下限”约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且“信贷产出比”更适合作为金融稳定的衡量指标。这对于深入认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索完善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宏观审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被广泛关注,推进老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研究与建设,有助于实现积极老龄化。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但在实际推进中遇到了种种难题和瓶颈,且缺乏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服务制度体系建设。根据我国老年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路径进行探析,提出未来应从明确责任主体和权责分工、健全运行机制、明确定位、创新服务模式、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建立健全评估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以期为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老年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