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史的多个面相

国际考古学界一般把1859年作为人类现代考古学真正诞生的年份,其标志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即“进化论”正式发布。这表明现代考古学既与自然科学有着深刻的关联,又具有人类思想革命的伟大意义。在我国,多认为现代考古学出现于1921年,受雇于中国政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池县发现了仰韶文化。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发展走过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今巍然屹立于世界考古学的群峰之中而毫不逊色。回顾和关注考古学史对我们正确把握考古学的学术创新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笔谈)

考古学传入中国后经历了百年发展历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无论是中华文明探源、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的建构,还是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手段的发展、考古学与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等若干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具体的实践。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考古学学科评议组霍巍教授、赵宾福教授、陈洪海教授、韩建业教授、孙庆伟教授等五位成员围绕“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这个话题进行笔谈,以期引起更为广泛的对话与交流。

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演变与嬗变——以青海宗日遗址为中心

青海省海南州宗日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宗日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这几种考古学文化在宗日遗址上展示出演变、进化和嬗变三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模式,为我们了解考古学文化的进程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宗日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都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定居文化,所以呈现出碰撞、融汇和适应的包容关系;而卡约文化替续齐家文化时,由于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故显示出暴力的对抗和革命的关系。

伏羲文化与考古学文化对证探论——以渭河上游为中心

伏羲传说是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重要内容,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不能以“科学”“严谨”的名义对伏羲传说加以简单的否定。在古史传说体系中,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代表着我国史前氏族社会的发展,文献、民俗和考古学资料共同说明,黄河中上游地区是伏羲氏族活动的主要地区,特别是渭河上游天水地区丰富的伏羲遗迹、传说,与该地域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等在空间上相互重叠,为进一步开展伏羲传说与考古学文化对证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相关研究中,应当首先对伏羲传说材料进行深入辨析,甄别真伪,建立传说的文化谱系,与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对证研究。根据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傅家门、圪垯川等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渭河上游地区以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为主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或为伏羲提供了可信的考古对证资料,其间可能存在着原初的“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应当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中国天文考古学刍议

天文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是古代天文史学的物化表征。该学科不仅为天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物质材料,还为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证据。本文探讨了中国天文考古学的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并对学科的发展路径和体系建设提出了看法与反思。

社区考古学:概念与实践

作为学术概念的“社区考古学”,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但对其准确定义的探讨至今尚无统一认识。但无论如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家已经形成一些与此相关的基本认识,比如:社区考古是公众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考古离不开“社区”和“考古”双方(或多方),“社区”是考古工作开展的情境,考古是“社区考古”这一概念成立的核心纽带。几十年来,如同公众考古学一样,社区考古也存在理念和实践2个向度的不同步发展。

功能冲突论视域下先秦冲突的军事考古学观察

科塞功能冲突论可为以古代军事遗存及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军事考古学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在简要梳理其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从先秦冲突的原因、影响和调控诸方面切入,探讨其对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启示,以期深化古史研究及认识当今面临的问题。先秦冲突爆发的原因可主要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大类,其中物质性原因主要与各方对资源占有和(或)使用的规则存在异议有关,不同的异议可能会影响冲突的模式和新规则的制定,神权因素在早期社会和国家形态的冲突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先秦时期冲突和角逐对华夏文化圈、早期文化共同体以及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有着较显著的激发作用,但其形式上的暴力性、残酷性和复杂性也在日益增长,春秋战国以降尤其如此。冲突双方的会盟誓诅、和亲、质物交换等敌意替代、转移或释放机制可一定程度地调控冲突,但往往因未彻底解决核心矛盾难以取得稳定长效,特别在神权和王权逐渐淡出盟誓核心后。而一些对外冲突的原因中,不排除存在因统治者不愿或不敢直面自身内部矛盾,试图将敌对情绪转移至外部的可能,属于激进极端的敌意替代举措,未及矛盾根本。在军事考古学研究中,应始终坚持和平导向,以史为鉴,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学科支持。

《李学勤文集》:关于出版与考古学、历史学的内在联系

首先祝贺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了这一套思想深邃、内容厚重的《李学勤文集》,约1000万字,30卷册,覆盖了学术领域的六个方面,不可谓不宏大;编纂历时八年,尤其在此期间,先生仙逝,新冠病毒肆虐,不可谓不艰辛、不持久;省委宣传部全程关注。

考古学如何重建上古史

中国考古学的古史重建主要采取“二重证据法”,用考古材料印证文献记载。考古学文化是用来分辨古代族群和政体的关键概念。就当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范式而言,这种将两类证据简单对应的做法已经难以胜任这项任务。考古学文化是整理材料的一种方法,而古史重建需要一套与之有别的方法。这是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多学科探索,以重建上古时期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这种古史重建不再是编年史学的补充或延伸,而是像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那种整体史。秘鲁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的国家探源,以及埃及统一的考古学探索两项经典案例,为我们提供可借鉴的他山之石。

医针实物遗存的医学考古学解读--兼论中医对民族医学内容的影响

中医学与民族医学中普遍存在针刺法的治疗手段,不同地域与时段的考古发现中,医用针具逐渐增多,以已确认的医针遗存为参照,从医学考古学角度科学识别和深入解读民族医用针具成为可能。结合考古学研究方法、中医针灸学知识及民族医学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民族医学文化中的医针形制存在一些地方性特色,这与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医疗理念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脱不开干系。中医理论及中医九针体系对民族地域的医药文化构成了一定影响。民族医学的医针选用因病症的地域性而存在差异,中医九针体系则最终实现了不同医针功能与医疗技术的整合。该命题的设置与研究实施,有望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文化经典与学术信息为大众所知晓,从而共同推进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保护与弘扬。

夏鼐对中国考古学术语的贡献

夏鼐是中国考古的奠基人之一,涉猎广泛,著述丰硕,学术成就极高。学术界已发表了很多研究夏鼐学术贡献的文章。本文从术语这个新的角度,详细深入地阐释了夏鼐在改译、引入、命名、定义、辨析术语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考古学与美术史的思想交汇——评尹吉男《知识生成的图像史》

尹吉男《知识生成的图像史》讨论的是与“物”相关的历史,本文对该书绪论提到的“一般图像”“物的实在性”“真伪观”三个概念进行辨析,表明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与实践是“知识生成”方法的重要来源,也揭示出美术史创造性理解与考古学还原性理解的差异。“知识生成”的方法展现出美术史作为一个学科对于其他人文学科的意义所在。

基于工业考古学的矿业遗产空间特征研究——以甘肃省阿干镇为例

为厘清矿业发展与区域建设之间的联系,构建矿业遗产整体研究路径,本文以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阿干镇为例,引入工业考古学理论,对其矿业发展与矿业遗产空间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遗产特征进行剖析。研究表明,阿干镇城镇空间演化进程与矿业发展周期呈高度相关性,符合矿业城镇“缘矿而建,矿衰则败”的一般特征。矿区周围由于地形、资源、交通等因素影响,形成了“混合型”“环绕型”“串联型”“分离型”4种产居模式,影响城镇聚落的形成和发展;矿区空间的布局,受地形和矿业生产流程的双重影响,多采用带状布局形式;同时,城镇内的矿业建筑景观遗产以矿区为中心,呈现出“广泛分布,局部集聚”的分布形态。鉴于这种联系,保护策略不应仅局限于对部分典型遗产的保护,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方法。因此,本文提出“景观生态修复—空间整合—整体保护—区域协同”的整体化保护策略,旨在实现对阿干镇矿业遗产的全面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论考古学视域下希腊艺术的亚非基础

古希腊与亚非文明的关系研究历来是学界的焦点,以往的研究侧重从语言、宗教、文化视角来凸显希腊文明的兼容并蓄。本文以考古发现的物质材料和跨地域艺术交流为线索,对希腊艺术的亚非基础及所遵循的历史传统展开讨论,证明希腊艺术不是文明的突变,它是古代亚非艺术传统脉络下的延续和创新;提出希腊奇迹不是美学乌托邦,而是归因于不同文化碰撞下对传统规则的发展,且以自身特色化的结论,追溯古代亚非文化对希腊艺术精神的影响。

社会史视角下书写考古学史刍议——从《殷虚发掘员工传》的史料价值说起

研究视角的转换,能够激发旧史料的新意涵,拓展旧问题的新面相。在学界已较为深入地从学科史、学术史视角书写考古学史的基础上,有必要借鉴社会史视角,进一步拓展考古学史的书写视野,充分发掘《殷虚发掘员工传》等文献中有关考古民工记述的史料价值,具体而微地考察考古学与近代社会间的互动。

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历程、研究方法和展望——以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为例

如今,中国的科技考古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对国内外科技考古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对现阶段科技考古的特点、科技考古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也缺乏深入探讨。为此,本文以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为主线,在回顾国内外科技考古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现阶段科技考古的特点以及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最后对今后如何开展科技考古研究进行了思考。

新中国的考古学发展与远古史撰述

考古发掘材料和研究成果,为建构中国远古史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国家各方面建设方兴未艾之际,中国考古学得以全面发展。考古学者在不断反思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内涵时,历史学者也表达出他们对考古材料价值、考古学作用、考古学与古史建构之关系等方面的认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撰述,开始使用考古学上的文化遗存及遗物来丰富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叙述内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界对中国远古史的重建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可视为中国远古史撰述与考古学成果相结合的成功尝试。

福柯知识考古学视野下的针灸人文研究启示与思考

福柯知识考古学对知识生成的分析与考察为针灸人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启示及方法提示。通过构建—解构—重构的考古学方式探讨针灸知识的生成及理论化是考察针灸话语实践、按照既定秩序和规则探寻针灸知识表达形式的有效方法。将知识考古的方法应用于针灸人文研究进行思路检视及方法探讨,是对针灸学科理论研究的自省,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路径,呈现不同的思考视角,扩大研究者的科研视野。

知识考古学思想及其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示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思想以“话语”和“陈述”为关键词,对知识起源进行批判,对话语裂缝予以关注。以刊载于5种综合教育类CSSCI期刊(2017-2021年)的抽样文章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教育研究领城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体系。但从知识考古学思想视角检视我国教育研究现状,发现存在继承吸收下的思维鈍化、数据赋能下的人文性隐没、宏观研究热潮下的微观研究式微等问题。知识考古学思想注重批判性反思,关注人文价值,聚焦微观和边缘,能为解决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思路。

“发掘”里的中国考古学

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通过地层学方法有序地揭露出来,专业表述中称其为“发掘”。可是,我们为何会将“发掘”一词与考古发掘紧密关联在一起?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自从近代考古学思想传入中国以来,不止公众对考古发掘的表述莫衷一是,学界也在考古简报、报告、研究论文中使用过不同的词语表述考古发掘活动,如“发掘”“挖掘”“采掘”“开掘”等。随着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统一使用“发掘”的规范正式确立,公众也渐渐接受了“发掘”一词背后的科学内涵。考古发掘表述从混乱到统一的过程,是中国考古学科学化道路上的一道印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