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蛳山遗址出土蚌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顶蛳山遗址出土蚌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是篇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论文。文章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对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出土的600余件蚌刀进行了整理和分析。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对贝壳标本有针对性的选择、贝壳的分区及其记录、蚌刀方位的确立、蚌刀的加工工艺、蚌刀形状的记录、测量数据、资料的录入等,这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对今后开展类似研究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研究的结果也值得关注,例如,通过分析发现,顶蛳山古代先民在制作蚌刀时,对材料即蚌类品种是有选择的,材料的不同甚至蚌壳的部位不同,所制作的器物也不同。通过分析还发现,顶蛳山原始居民将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鱼的形象在蚌刀上体现出来,很可能隐含着他们对于鱼类或渔业兴旺的希愿。

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再论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是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为我们提出的有价值的、可以繁荣考古学的研究取向.从近代起,通过实践,学者们已逐步认识到考古学的发展是受人类学的恩惠的.有的学者甚至用概括性的语言——“美国考古学不是别的,就是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来表述两者的密切关系.英国考古学家C.伦弗鲁讲到当代考古学发展趋势时明确地指出:“在过去,考古学单纯地被视为重新发现历史实物的一种技术;进行发掘的目的,只是在于发现和组织一些相互联系的表象描述.用G.柴尔德的话来说,考古学者是‘拼凑过去’.今天,有更多的理由相信考古学正趋向于突破这一点.”“二十年以前,考古学工作一直被认为是‘从实物出发,即注意整理材料;

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根据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成果, 可以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上个世纪 2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到 80年代中期, 是中国文明形成研究的准备阶段。1985年 7月正式出版的夏鼐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 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 使中国文明形成研究进入新阶段。目前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对文明和文化概念的认识, 已基本取得共识, 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这个问题上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取得一致, 在史前城址、早期宫殿和坛庙遗址、贫富分化以及象征政治权力的礼器等方面的研究, 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今后应该加大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 在田野考古工作中要注意改进早期城市田野考古的方法, 对早期宗庙遗址的发掘要慎重, 要充分注意到考古学的局限性, 避免发生常识性概念不清和逻辑推理混乱的错误。同时由于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风浮躁, 在考古学界也有急功近利、不务实际等表现, 都危害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加速器质谱法(AMS)^(14)C测年原理及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一、原理常规的“C 测年方法已为我国考古学家所熟悉.加速器质谱“C 测年(AMS-14C)是8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两种方法测年的基本原理都是依据被测样品中14C 同位素的原子数目因放射性衰变而随时间指数衰减的规律.常规方法是通过β衰变计数,测量一段时间内样品中发生衰变的14C 原子数;而 AMS 方法是计测样品中现存的14C 原子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测定样品中14C

试论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及其方法

通过古代遗存研究历史是考古学研究的宗旨。历史是已经逝去的往事,这往事的内容是无限广阔的,过去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考古发现的遗存小到一粒种子,大到古代都城。根据发现的遗存所进行的研究,其范围也是极其丰富的,有遗存年代和文化属性的分析、遗存功能的确定、古代遗址布局的复原。

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探讨

墓葬研究是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从有了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也就开始了对墓葬的研究.在欧洲近代考古学萌芽之际,人们习惯将发现的墓葬同本地居民的祖先直接联系起来.到了18世纪末,最早进行的一些有计划的考古发掘便是对墓葬的发掘.1864年,只在维也纳的哈尔施塔特墓地就已经发现了近千座古墓.在此之前,汤姆森的助手沃尔赛(Worsaae,1843)在《考古发现与墓冢所反映的丹麦古代史》一文中,第一次用墓葬材料进行了编年,这种编年使汤姆森的三期说真正具备了发展演化的含义,因为三期说最初并非有意识地按进化序列排列,而只是包含了进化或进化论的合理内核.同时,因为当时的发掘技术尚不成熟,象丹麦的贝丘遗址(kichen—midden)和瑞士的湖上聚落那样的遗址不易被发现和发掘,所以20世纪以前对欧洲本土的发掘重点放在墓葬上,对葬制的异同也主要用宗教习俗来解释.

浅谈区域性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以徐州地区汉墓为例

我国的汉代墓葬分布区域广,发现数量多,已经具备了进行区域性研究的条件。进行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既要作基础性的研究,又要在基础性研究之上作相关社会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做到对区域性墓葬的全面研究。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可以推进整个汉代墓葬的综合性研究,进而达到我们进行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文化因素分析法解析——以楚文化考古学研究为例

本文以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为例,回顾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应用领域及成果,并上升到系统的方法论研究。解析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研究步骤,评述各环节研究的得失,在此基础上提出这一方法的研究前景。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贝的考古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牛河梁遗址中采集到了3件玉贝。由于出土层位缺失,其文化归属产生了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种争论性意见。同时,玉贝仿制的宝贝科海贝只生长于水温较高的低炜度海域,由此衍生出的辽西与热带地区的长距离海陆互动以及玉贝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等相关问题,其认识也相当模糊基于此,笔者拟以牛河梁遗址出土玉贝为切人点,对其文化归属、文化交流路径、社会功用等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寄葬”及其对考古学研究的启示

『寄葬』及其对考古学研究的启示陈星灿傅宪国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１９９５年３月，我们赴河南西北部的焦作地区作史前考古调查①。其间，在当地农村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现代“寄葬”风俗。所谓“寄葬”，也就是人死后，暂时被寄放在地上所建造的墓葬，是相对于埋在地下的永...

系统科学思想与中国考古学研究

所谓“系统科学思想”,这里指的是一般系统论关于“系统”的理论及其原则思想.二次大战以来.包括系统论在内的一系列崭新的科学技术与理论逐渐成熟,并对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以系统论为理论依据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在欧美文化人类学界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在苏联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本文将立足实际,就这种理论对我国考古学研究的意义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就教于学界同仁.

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的建立发展

本文探讨了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建立发展的关系,认为壮族史的重建是现代考古研究为之奠定的基础,考古发现还为壮族社会的文明起源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拓宽了壮学跨境跨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广西考古学研究还促进了壮学新研究分支的形成,加强了新时期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如何推进今后壮学的持续发展,层出不穷的考古学研究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体育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联姻”喝彩——推荐一本好书《体育文化考古学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关怀和扶植下,我国的田野考古勘探、调查和科学发掘及其研究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屡有惊人的、甚至是震惊世界的成就问世,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当代的考古学研究已采用多学科、多方位的综合性研究,研究内容已扩大到人类历史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如专题考古,就有民族考古、宗教考古、音乐考古、美术考古等学科的出现.这说明我国考古学在纵横两个发展方向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为各个专业学科在古代文化发展的研究上提供了较可靠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魏、北齐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The present paper deals with the funerary culture of 42 tombs of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Dynasties(534—576)spreading in Hebei,Shanxi,Henan,Shandong provinces.Based on typology study of the chamber construction,wall painting,spirit articles ,and statistics of all the materials,3 elements of main stream funerary culture are analyzed.They originated and developed in and around the capital--Yecheng,and spreaded all over the country owning to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fforts.It was in this period that the chamber construction,wall parnting,and spirit article were integrated in an order to express the occupants existence in this world and the other.

论徐旭生考古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徐旭生对考古学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三:一是"上古三大集团"理论;二是在古代国家形成的问题上,古代中国经历了氏族社会的解体——夏王国的建立——秦汉大帝国的形成;三是任何民族历史开始的时候都是传说和神话杂糅在一起的,掺杂神的传说同纯粹的神话有分别,可在传说中找出历史的核心。徐旭生考古学研究渊源除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对古史研究的热情外,到西方留学经历使其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活动以及国内学者蒙文通、傅斯年对古代民族的划分理论都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理论对疑古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反驳,推动了苏秉琦"区系类型说"的提出,为我们开创了一条通过研究神话传说来进行考古研究的新途径,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进程。

从水下考古来看越南北部贸易港的历史变迁——读《越南北部贸易港的考古学研究——以云屯和舖憲为中心》

国内著名的越南学家于向东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以及在媒体采访和讲座中,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意见：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比较淡薄甚至可谓缺乏。越南东边和南侧面朝南海,海岸线漫长,从与中国接境的最北端芒街到与柬埔寨临边的最西南端河仙,长约3200公里。

走进动物考古学研究——读《动物考古学(第二版)》

动物考古正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内目前还没有一本完整的、系统的动物考古学教科书。伊丽莎白·瑞兹（ElizabethJ．Reitz）和伊丽莎白·维思（ElizabethS．Wing）编著的《动物考古学》讲授了动物考古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动物考古学（第二版）》于2007年再版，增加了1999年到2006年的文献资料以及动物考古学研究涉及的新方法，如利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古DNA研究等，是欧美著名的动物考古学教材。经过我国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共同努力，这本书的中译本已经交由科学出版社于2013年上半年出版，这将极大地促进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本文结合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提炼，希望能够对相关人员有所启发和帮助。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英文版出现的专用名词，本文参照中译本的翻译。

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

本文发表于1975年,其时新考古学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思潮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考古学家们为新的研究目标,从其它学科中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和方法,系统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开始取代文化历史考古学中的关键学术概念和分析单位——考古学文化(当然,系统论作为人类思想领域的最新成果,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而决非仅限于考古学)。并成为考古学理论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论的精髓在于将考古学从立足于器物静态的分析和分类以及编史学的研究,转向对这些器物制作和使用的人类行为和适应环境等多变量互动系统关系的阐释。考古学文化不再被看作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关键概念,而是需要从物质遗存产生的背景和各种因果关系来了解文化的产生和演变,并对考古学研究的概念、方法以及探讨和力求解决的问题做根本的调整。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放弃过去那些无法解决或意义不大的问题,将精力集中到更加便于观察和更加容易解决的问题上。本文通过对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克拉克和弗兰纳里等学者有关成果的叙述,详细介绍了系统论引入考古学的起因、过程和发展,从概念的革新和建模方式等方面,阐述了系统论对考古学研究革命性的影响,以及在人类学、民族学等考古学相关领域内所引起的变革。可以说,现代考古学理论相对于经典考古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很多方面都是引入系统论思维的结果。阅读本文,虽然作者写作的对象是西方学者,中国读者由于对许多背景知识不是很了解,在翻译和阅读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仔细领会其中一些要点,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对系统论的意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为正确认识新疆历史提供实物证据——《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简介

2012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的新著《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此书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出版资助，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书内容包括序言、图表目录、导言、第一章绪论、第二～七章、结语、参考文献及后记。其中第二一七章是主体部分。共57万字，206幅插图，16个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