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权行为述要

国家机关行为分为职权行为和非职权行为。职权行为和非职权行为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职权行为是与狭义的非职权行为相对应的，狭义的职权行为是与广义的非职权行为相对应的。职权行为与非职权行为既有同一性，又有相异性；同样，广义的职权行为与狭义的职权行为也有同一性和相异性。职权的设定和分配是职权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机关职权的设定，既涉及到国家权力的配置问题，也涉及到立法权的问题。国家机关职权设定方式有纵向设定和横向设定。国家机关职权分配形式主要有内部工作机构之间的分配、职务分配、特殊分配。

传销范围的重新界定及查处职权配置的优化——基于《禁止传销条例》修改的思考

传销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历经了允许、限制到禁止的演进历程。面对当下传销与直销的纠缠及其多层级直销、不同类型分销经营模式的复杂,尤其是数字经济下新型网络微商的出现,修改《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被立法部门提到日程。基于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禁止传销条例》修改有必要通过刑法及其相关规定、解释来重新厘定传销的边界范围,确保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衔接,保持法秩序统一下对传销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在传销性质界定上,应限定其范围,保持与直销新营销模式的协调;在治理方式上,实行由刑事治罪与行政治理并重向倚重行政治理转变,赋予行政执法足够的治理措施,改变现有冻结等措施向司法机关申请的规定,赋予其紧急止付等新的行政措施;在职权配置上,对诈骗型传销、经营型传销以及网络传销等新类型优化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督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查处职权,构建重罚传销组织、领导者和约束积极参加者的梯度性规制体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推进协同治理传销有效机制的建设。

网络社会警察职权的拓展与调适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入,警察职权不再仅限于物理空间的执法,而是必须在新的网络疆域内重新定义、确立和实施。这种变革体现在警察职权在网络空间的有效延伸,在打击犯罪和维护公民权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能力提升,以及警察职权行使的社会化透明度增强等方面。公安机关亟需通过制度创新来科学引导决策权力,以灵活应对快速变化的网络环境;强化制度韧性以重构执法权力的高效执行体系,确保在打击网络犯罪时不滞后于犯罪手段的演变;借助严格的监管规范确保监督权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从而实现对警察职权的整体调适,以期在网络社会下更好地履行治安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有效保障网络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安全秩序。

论“执转破”职权启动正当性危机的应对——基于比例原则的视角

依职权启动“执转破”程序是公权力对私权的干预,其职权运行理应保有一定限度。2022年《强制执行法(草案)》设置的“执转破”职权启动模式因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行而存在过度干预倾向,或将导致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受损以及司法资源浪费,使“执转破”启动职权面临正当性危机。基于依职权启动“执转破”程序“权力-权利”的法律关系结构,比例原则为“执转破”启动职权限缩提供了独特视角,在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的审视下,应明确职权启动应以当事人拒绝适用“执转破”为前提,并以债务人清偿能力穷尽做为职权启动的积极要件、破产无意义或负收益作为职权启动的消极要件,同时探索构建破产简易程序及“执破联通”信息化平台以提高程序运行效率。

论授益行政行为职权撤销的除斥期间——以《行政程序法》制定为视角

职权撤销是按照依法行政原则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消灭,属于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行为。对于具有持续性法律效果的授益行政行为,毫无时间限制的职权撤销,将对其构建的法律关系网的稳定性及所涉利害关系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职权撤销的期限在性质上属于除斥期间。出于维护法律秩序安定性、规范行政权、避免私方利益遭受更大损失以及避免“过”与“罚”严重失衡等考虑,授益行政行为职权撤销宜设置除斥期间。通过比较研究,出于不同规范功能,除斥期间宜采用短期限与最长期限相结合的方式。短期限采用主观起算标准,以行政机关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作为期间起算点;最长期限采用客观起算标准,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为期间起算点。因相对人欺诈而行政行为违法的,职权撤销除斥期间只宜设定短期限。

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更好行使职权

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人大机关组织建设的有力举措,充分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街道办事处在小区业委会换届选举中的职权行使

住宅小区几乎容纳了我国大多数的城市家庭,是城市社区重要的组成部分。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业主自治主要是基于小区物业管理的自治,具体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建立自治组织、确立自治规范,管理本区域内物业的一种基层治理模式。高效的业主自治,能发挥业主的公共精神和民主意识,有效组织业主及住户承担小区公共事务、履行公共责任,促进小区的和谐幸福。

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融合背景下我国行政审判模式的重构

在全球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大行政审判模式融合的大背景下,我国现行的强职权主义行政审判模式日益显示出其与生俱来的弊病而不宜继续沿用。未来行政审判模式不应是单纯的职权主义模式或当事人主义模式,而应吸取两者的优势之处,选择职权—当事人主义模式,并按照此种模式对我国行政诉讼有关制度进行重构。

滥用职权罪客观行为的判定

刑法条文对滥用职权罪客观行为要件作出简单罪状式的规定使得理论上对何为"滥用职权"认识很不统一,这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其把握上的模棱两可。这种模糊认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可能导致随意出入人罪。滥用职权罪可由不作为构成,超越职权的判断无须具备"本权"相对应,可以认为行为人具有一般的职务权限并且其超越职权行为利用了其应有的职权的便利进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即可认定为"超越职权"。不作为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同,应当准确区分不作为滥用职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不同。

庭审实质化压力下的事实认定过程——兼论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

庭审实质化改革意在祛除事实重构对案卷的依赖性,要求裁判者依据庭审证据形成裁断。职业法官受限于较低的心证水平,其所承担的事实发现压力上升,参审职权改革后,人民陪审员可以起到补充单一视角、检测异常裁决和分担审判责任的压力消解作用。在二者共同进行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可分为三人庭中创造型的“积木模式”和七人庭中引导型的“拼图模式”。依据模式不同,前者应在同职同权背景下更专注人民陪审员的参与程度,完善分阶段的法官指引;后者则应在分职分权下重视对人民陪审员的引导,细化问题清单,同时重构评议规则。

论行政误用职权

行政误用职权是被行政法学界忽视了的一种变态的职权行使行为,它的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对行政职权的错误运用,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它存在于真空地带行政事务处理、职权交叉性行政事务处理、利益对立的相对人赋权、冲突规则选择、法律援用等行政执法行为中。针对行政误用职权的特征和表现,本文探讨了行政误用职权的原因,提出了行政立法权合理划分、行政职权的定性与分配、行政法规范的操作技术改进、行政主体法律认识的提高等对策。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专业协助职权的实现困境及纾解思路

独立董事的特别职权中,最具特色的是有关专业协助的规定,但是该职权在实践中鲜有发挥。为纾解独立董事行使该职权的困境,宜赋予独立董事必要情形下聘请外部咨询机构和审计机构的独立签约权,丰富独立董事的救济手段,给予独立董事行权的资金保障、外部平台保障和行权环境保障。为预防独立董事将专业协助职权作为责任减免的形式工具而滥用该职权,宜要求独立董事审慎行使该职权,赋予独立董事对信息的合理信赖权,同时引导上市公司理解和配合独立董事行使专业协助职权,允许上市公司在章程或者其他自治文件中对外聘的中介机构设置合理的门槛或限制条件。

论婚姻登记瑕疵的职权纠正——评梁某某诉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确认案

登记机关依职权纠正有形式瑕疵的婚姻登记有利于兼顾私法自治与依法行政两方面的要求。梁某某诉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确认案的实质争点在于婚姻登记的瑕疵能否适用职权纠正。依职权纠正有瑕疵的行政行为是依法律行政原则的要求,可以在现有法秩序中证立。类比撤销判决的形成力,职权废除瑕疵行政行为的同时可能需要履行重作义务,才是完整的纠正;类比情况判决制度,职权纠正权要受利益衡量的约束。离婚登记仅是私法行为的生效要件,系私法确认性行政行为,废除存在形式瑕疵的离婚登记并不会导致已消灭的婚姻关系复活。本案二审判决以法安定性约束被告的职权纠正权,值得商榷。

行政执法职权下放的实践与探索

乡镇是基层治理的主要阵地,行政执法职权下放对于连通基层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执法权限和人员向基层乡镇转移,亟待将各级主管部门的专业化、规范化的执法队伍移植入乡镇基层。文章从水务部门行政执法职权下放的角度出发,提出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过程中存在的难点与重点,为基层水务管理部门提升水行政执法能力提供经验与借鉴。

滥用职权罪两种具体行为表现形式专论

滥用职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根据滥用职权罪的定义而确定的本罪外延,属于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的内容。学界对超越职权是滥用职权行为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对其概念也进行了界定,但对超越职权的内容和特征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待深入探讨,如对这一行为是否应该以职务权限为基础,存在"限制论"与"泛论"两种主张;无权限超越职权行为也是争议焦点之一。而职权范围内故意不正确行使职权的行为是滥用职权行为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它专指滥用职权罪中与超越职权行为相对的职权范围内的故意违反规定而行使职权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概念、定义和特征都有待界定。

行政职权之处分研究

传统上认为"行政职权不可处分"的观点,实质上与行政权、行政职权的属性存在冲突和矛盾。在行政法理论和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着行政职权处分的情形,而且意思自治、不确定法律概念、实质法治主义等理论和现代法治实践的客观需要,都为行政职权处分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了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力。

被滥用的“滥用职权”--行政判决中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语义扩张及其成因

学界通说认为,1989年通过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滥用职权"审查标准,其涵义是滥用裁量权。但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人民法院案例选》上刊载的行政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并未采纳这一学理观点。在法定职权、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程序要件的判定中,法官普遍使用了滥用职权标准。甚至在不少案件中,法官还将其泛化理解为"违法"。滥用职权标准之所以会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根源在于该标准本身存在缺陷。一方面,它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中的其他审查标准之间的划分标准并不同一;另一方面,"滥用职权"的规范涵义又极易与其日常涵义发生混同。为克服上述缺陷,应将滥用职权标准修改为"滥用裁量权"。

试论机长职权——以刑事司法职权为基点

机长职权最早是沿袭船长在反海盗中的权力,而随着民用航空运输的发展,机长职权自身的技术性、行政性以及刑事司法性三大特征日趋明显。结合机长职权的特征,在刑事诉讼视角下将机长职权的性质定为一种"二元二次特殊的混合式刑事司法职权"。现阶段有关机长职权的规定存在缺失,应对其进行立法改革,立法改革的内容包括明确机长职权的实体性权利、程序性权利以及权力救济等。

浅析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为重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统治权的权力机关,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是保障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机制,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的核心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主要还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职权和行使职权的方式改革创新的结果.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面临着的一些问题与挑战,并提出有效的办法,推广一些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人大制度,发挥人大的应有作用.

法院院长职权结构优化论——基于《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衔接的考量

法院组织理论与诉讼原理具有深刻内在联系,从《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相衔接视角考察我国法院院长职权的层级结构,可以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大陆法系普遍认可法院院长具有适度的司法行政权,并以不侵害审判核心事务行使为前提。就我国现实而言,法院院长职权重塑的逻辑前提是审判业务与司法行政事务科学分类。对法院院长职权应划分为审判职权、司法行政职权。在审判职权行使方面遵循与法官同权原则,限制院长程序性决定权,确立院长审案分案的一般规则及动态调整机制;司法行政职权则应保持谦抑,开列院长司法行政职权清单有助于预防权力跨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