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审视——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视角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迄今为止,联合国安理会召集了七次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这些公开辩论既是对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回应,又是适应新情势的结果。全球气候治理危机、安全概念扩张、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争夺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促使联合国安理会召集气候安全公开辩论。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影响深远,应当辩证地看待全球气候治理安全化趋势及其深度政治化。虽然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公开辩论提供了探寻改进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思路,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治理缺乏国际法基础。依据《联合国宪章》第24、25条规定,一旦全球气候安全风险发生,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则具有国际法上的正当性。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造法介入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可以维护国际气候变化法的权威性和强化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约束力。

联合国安理会制度有效性的考察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是衡量国际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从制度的功能到制度效果的研究轨迹,通过对2000-2005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所处理议题的分析,利用设定的评估方法,考察联合国安理会职能运行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它目前职能的发挥是复杂的,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性的议题中安理会的职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制度有效性较差,而在冲突后的和平建设和全球性议题上安理会相对可以发挥比较充分的作用。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造法的国际法思考

随着所应对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日益复杂,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在决议中创设具有普遍性的新的国际法规则,即决议造法。基于《联合国宪章》中部分规定的"隐含的授权",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客观需要,安理会既有的决议造法实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应当得到肯定。但是,由于安理会决议造法本身与国际法基本制度相悖,并且,国际法院亦无法通过司法审查对其进行必要的制约,因此,安理会决议造法并不得任意地进行,而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的新变化——以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为例

为打击索马里海域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8年以来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认定"索马里近海和公海上的海盗活动已对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决定授权会员国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此次授权使用武力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诸如"和平威胁"概念的宽泛化趋势,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方式的规范化,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主体有所扩大,对国家主权的尊重有所加强等。这些变化都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制度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中小国家多边外交的逻辑——越南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分析

联合国安理会常常是“大国行使权力的舞台”。其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其拥有“大国否决权”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非常任理事国并非一种摆设,其不仅对常任理事国具有一定的制约,而且在安理会的日常运作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2020—2021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越南不仅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推动东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巧妙地将南海问题嵌入联合国平台,借此推进其利益的实现。本文认为在非常任理事国职位上,越南综合运用国际机制赋予的制度性权力和关系网络派生的关系性权力,通过设置议程、执笔文件,以及集体行动和借用大国等方式塑造国际舆论偏好,约束限制了他国的行为。在世界权力架构加速分化和重组的背景下,大国应密切关注中小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新动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大国,都应当保持高度警醒,管控好分歧,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促进国际组织发挥和平、合作的正面作用。

论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弃权的原因

1990年伊拉克侵占邻国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授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动武的678号决议。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该决议案投了弃权票。其真正原因主要是678号决议包含对伊拉克动武的内容有悖于中国力主和平解决国际危机的一贯立场;安理会在授权动武时缺少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采取强制性军事行动的前提条件;中国不能接受美国将中方支持678号决议与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紧密挂钩的做法;海湾战争扩大化势必会影响作为伊拉克最大债权国之一的中国的经济利益。总之,中国政府慎重决定弃权,绝不是偶然的。

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与既得利益国家的次优选择--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的政策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联合国居于主导地位,是现有秩序下的既得利益国家,面对新兴地区大国和区域联盟扩大安理会,增加安理会代表性的要求,美国将做出何种选择?本文根据美国外交档案,探讨了美国在1962—1965年间围绕联合国安理会扩大的问题采取的政策。这一个案例表明,既得利益国家面对变革要求很可能作出次优选择,接受损失最小的变革。

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

《罗马规约》重申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规定了联合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经费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的管辖,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另一种手段。从这些方面看,国际刑事法院和安理会的关系具有兼容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安理会是一个政治机构,而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纯粹的司法机构,安理会在行使《罗马规约》规定的司法参与权时,会导致其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冲突的发生。

WMO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阐述气候变化威胁事件分析

安理会针对气候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主题举行了公开辩论会,首次邀请了世界气象组织(WMO)就气候与极端天气等问题向安理会成员进行情况介绍。通过对安理会有关气候变化主题历次辩论会的解读分析,表明WMO的表态陈述让涉及气候变化问题的透视和解析更具科学性,是联合国其他部门难以替代的。

联合国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与中韩关系新课题

联合国安理会因为朝鲜第四次核试验通过了第2270号决议。韩国是朝鲜半岛局势当事国,中国是重要利益攸关国,中韩围绕第2270号决议的合作对于半岛局势走向至关重要。两国都同意针对朝鲜第四次核试验进行严厉制裁,不同的是韩国希望全面制裁,中国则坚持正常的经济领域与民生领域应排除在外。朝鲜半岛无核化仍是中韩两国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下一步两国合作应围绕引导朝鲜积极面对第2270号决议、暂停美韩联合军演、避免"萨德"入韩、积极支持中朝关系稳定、推动停和机制谈判等五个方面展开。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司法审查机制的构建——以国际法院司法审查为研究视角

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决议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构建国际法院司法审查机制变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实践中也出现了多主体对安理会决议的间接审查,严重削弱了安理会的权威。国际法院虽然没有正式承认其有司法审查权,在实践中已经表示出对安理会决议合法性的高度专注和担忧,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司法审查。相比之下国际法院主体上更适格、管辖范围与安理会更为接近,构建国际法院司法审查制度更具可行性。

从否决权的使用看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影响力的变化

联合国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是一种消极的权力,对否决权的使用虽然可以维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却体现出该国不足以在这一机制内获得足够的支持。否决权的使用作为一种制度开放性条件与美国相对实力地位的变化共同构成了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影响力的因果关系。相对实力的变化使得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的影响力发生变化,而否决权的存在使得美国可以在实力相对衰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保住自己的核心利益。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力大体经历了从关键性的到实质性的再到关键性的影响的过程。

小议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为适应战后60年来国际社会已发生的巨大变革,联合国安理会应当进行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遵循合理性及合法性原则:应有助于提高安理会的代表性;应有助于提高安理会决策的民主性;应有助于提高安理会行动的效率;应有助于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的团结;改革的理由应相当充分;应符合现行国际法规范及《联合国宪章》。因《联合国宪章》缺乏确定哪些国家能够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规定,故这一问题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不应在现有规范的框架内进行表决,而应当进行充分的国际协商。

联合国安理会扩大改革的中国因素

1965年8月31日,第一个《联合国宪章》修正案生效,它标志着亚非拉为代表的国家在联合国发起的扩大安理会成员国的改革成功。这是迄今为止联合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的安理会扩大改革,而且中国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中的作用

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尤其是与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被认为是各国政府和学者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本文从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入手,依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相关规定分析了安理会在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指出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应该是在维护法院的独立与公正的前提下彼此协调,通过运用政治手段和司法手段达到最有效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刍议

近期以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安理会改革是一个涉及各国利益的重大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当慎重从事。同时,对这样一个问题也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世界各国的意见,使安理会改革能够真正起到改进联合国工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

论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

通过对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关系的法律定位分析,阐述了安理会在情势提交,调查、起诉,侵略罪认定以及财政方面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司法的不良影响,建议限制安理会的司法参与权,进行财政改革。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之争

所谓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是指表决联合国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时，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即否决票）都会使这个议案无法通过的权力。但弃权不被视作是否决。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决议发展史论

随着伊朗核问题的持续升温,依据《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重要责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决议确立的"外交努力与制裁"双轨并行模式有助于协调主要大国立场,敦促伊朗加大核计划透明度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决议制裁色彩的不断加深和国际社会对伊朗核活动性质认知存在差异,安理会决议的不足之处也将不断显现。

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阿富汗委员会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受制裁实体名单的通知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外发[2002]2号文件谅悉。 2002年1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390号决议,决定加强对塔利班、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制裁,对安理会1267委员会认定的有关个人、集团、企业和实体采取冻结资产、旅行限制、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 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列入安理会根据第1267、1390号决议颁布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名单,对其实行冻结资产、旅行限制、武器禁运等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