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与聘礼:一个学术史的简单回顾

针对近年学界逐渐有人开始讨论嫁妆与聘礼的问题,文章利用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总结出几种主要的理论成果:继承说;福利说;劳动价值说;竞争说;家庭意图说;财产转移说。每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各自的田野基础,本文不着重讨论这些理论背景。尽管学者对嫁妆与聘礼的看法差异很大,但他们还是站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之上,即二者在给出妻子集团和接受妻子集团之间的姻亲关系的建立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茶礼”与“聘礼”

茶曾是中国传统婚礼中重要的聘礼，谓为“茶礼”。本文考察了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我国众多民族和广大地域普遍存在的茶礼习俗；认为茶礼的形成、盛行与延续，与周代以来婚姻聘礼融入的人们对婚姻的美好期望和求吉心态相一致，这是茶礼风行的最根本原因；指出聘礼虽导致了婚姻论财陋习的出现，但不能忽视聘礼的社会意义而将“聘娶婚”等同于“买卖婚”

由聘礼仪程论季札观乐的性质

季札观乐,出于聘礼仪程。鲁襄公不享季札,由叔孙穆子主飨。以叔孙穆子对礼乐的精通和坚守,季札请观周乐,必合乎聘礼规格及仪程。故叔孙穆子使乐工演《风》、《雅》、《颂》,乃出乎飨燕礼之乐宾环节的"无筭乐",采用"为之歌"则依照"房中乐"的弦歌方式。而季札"见舞",则出乎鲁之时禘礼。故今本《诗经》的次序,实本于鲁乐工演奏次序。

礼俗的社会性表达——宁夏西海固回族“高价聘礼”现象的人类学观察

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出现高价聘礼现象,西海固回族社会亦是存在着高价聘礼现象,理解西海固回族高价聘礼现象需将其放置于乡土中国的特定语境,既要看到聘礼本身为一种带有博弈性质的财产转移,同时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和婚姻市场中稀缺资源的竞争,导致了西海固回族高价聘礼的出现。高人情伴随高价聘礼出现,客观上起到了困境中经济互惠互助的功能。

略论春秋列国聘问施报之不平衡与聘礼的衰亡

春秋时代,诸侯聘问之礼虽仍不失为“交邻国之道”,却已经不再是当初提倡的“礼尚往来”的聘礼了,嬗变为不平等的聘问外交。聘问施报的不平衡使得小国对大国形成一种贡赋关系,而且小国对大国的贡赋已经成为小国沉重的经济负担。随着小国积贫积弱,聘礼也就越来越成为重负,传统意义上的聘问之礼也因此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藏族婚姻中嫁妆和聘礼的民族学解读——以青海河湟地区为例

嫁妆和聘礼是缔结婚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青海河湟地区藏族婚姻中嫁妆和聘礼习俗的实地调查,运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就其存在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

春秋时期齐鲁聘礼初探

春秋时期进入大争之世,周王室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各诸侯国之间的聘问取代了原来的诸侯向周王室的朝聘,其中又以邻国之间的聘问为多。本文以保存周礼最为完善的鲁国与居于霸主地位的邻国——齐国之间的互聘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将齐鲁两国互聘活动分为春秋前期、春秋中期和春秋末期三个阶段,并分别对其中涉及的主要聘问活动进行分类和概括,指出齐鲁之间的互聘具有阶段性、目的性和不平等性等特点。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

霸伯盂铭文所记西周朝聘礼补论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17出土霸伯盂铭文所记西周朝聘礼是周穆王制礼的重要金文依据,笔者曾就霸伯盂铭文所记西周朝聘礼进行过详细考证。本文就前论未及者略作补证,所补论者有如下几项:其一,霸伯盂铭所记朝聘礼第二日伯老摈传王命之后,行享聘之礼时言“遣宾”与首日行礼之时所言“延宾”有所区别,第二日正礼伯老代天子行事,“遣宾”强调伯老身份尊贵、霸伯身份相对较低,与《仪礼·特牲馈食礼》宗人“遣宾就主人”所陈礼义相类。其二,霸伯盂铭两度赠贿玉(命圭)皆言“原贿”,“原贿”强调赠贿玉(命圭)之时谨敬的仪容,可与《仪礼·聘礼·记》《论语·乡党篇》所记执圭之容对读。其三,霸伯盂铭文所记首日之礼与《仪礼·聘礼》的私觌之礼更为接近,翌日正礼参用《仪礼·觐礼》和《仪礼·聘礼》二礼的礼程,这种礼程安排,既符合伯老摈传天子之命、申明君臣之义,又顾及了伯老、霸伯的宾主情谊,反映了周人周顾大义和人情的礼制精神。

聘礼现象的历史考察与文化内涵的演变

聘礼是中国婚姻六礼之一,但最初是作为一种政治外交仪式而存在的,通过一系列仪式传达统治阶级的某种意识形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聘礼成为婚姻仪式的重要一环,也成为两个家庭建交过程中物质交换的代名词,对物质内容的要求超过了仪式。

春秋聘礼微探——以《左传》、《仪礼?聘礼》及《礼记?聘义》为核心

礼乐文明构建了先秦的政治秩序与文化生态,但礼并非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恒久存在,其产生、稳定与衰亡都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因此,作为文本层面的礼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笔者经观察发现,《仪礼?聘礼》的文本在仪节上多能于《左传》记事中得到证实,但行礼的主体却有着明显差异;《聘礼》的精神在于“礼尚往来”,而春秋时期的诸侯聘礼,却多成为以弱事强的外交手段。由此或可推知,《聘礼》文本的形成,确经过了儒家学者的理想化编写。

聘礼现象的文化透视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订婚时都要送聘礼,主要是男方向女方父母表达对女儿的养育之恩。聘礼有多种形态,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消费结构、经济类型和传统文化特征。聘礼是一种包含着多重文化意义的象征符号,能体现不同的使用价值、社会价值和象征意义等社会文化功能。

哈萨克族婚姻习俗之高额聘礼问题分析

聘礼是缔结婚姻关系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可以是现金、牲畜、衣物、家什等等不同种类的物品。娶亲必先交付彩礼存在于许多民族之中,是一种很常见的求亲方式。但在哈萨克族的婚姻习俗中,较之其他少数民族,其聘礼数目巨大、种类繁多,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已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婚约聘礼返还问题的法律思考

基于传统的订婚习俗,当事人在订立婚约时给付大笔财富的现象在我国广泛存在,而因婚约聘礼返还所引起的民事纠纷也日益呈上升的趋势。婚约聘礼返还问题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安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亟待解决。

“无聘不成婚”:聘礼与唐代社会

聘礼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重要体现,与其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风俗习惯息息相关。唐代社会的聘礼数量总体上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从皇室到庶民,不同阶层聘礼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尽相同。聘礼是唐代婚姻结成的必要条件,唐人讲究“无媒无聘不成婚”。唐代社会中聘礼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象征性意义,亦有着其独特的作用。在这种重视高额聘礼的风气之下,社会上适龄的男女得不到及时的婚配,从而扰乱了正常的婚姻秩序。

农村聘礼的异化与治理——基于微治理的视角

聘礼实践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人类缔结姻亲、建构家庭的重要条件。然而,近年来农村社会聘礼出现了异化现象,高额化严重偏离了聘礼的本质,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过皖北W村的个案分析,我们发现高额彩礼已经造成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的解构,具体表现为以家庭关系为主的家庭秩序的解构以及互助互济的家庭福利的解构。为使得农村的高额彩礼回归聘礼的本质,实现家庭日常生活的常态化重构,本文试图从秩序、福利两个层面建构一个由“宏”至“微”的多主体治理体系,从而缓解农村高额彩礼对和谐家庭生活带来冲击.

《仪礼·聘礼》中的邦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仪礼·聘礼》一篇记述国君派遣使节到其他诸侯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具体礼节。聘礼属五礼之宾礼,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为求得生存、发展乃至于进行争霸战争而展开的邦交活动。先秦时期的"邦交"有别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概念,但就其邦交思想来看,又与近现代国际间的外交思想有相通之处,例如在聘礼施行过程中的"假道""迎送""燕(宴)礼"等具体礼仪规范与当代外交礼仪就有很多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聘礼中所蕴含的礼宾有序、礼尚往来、重义轻利等原则无一不对当代国际交往中的外交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的邦交思想和智慧,对今人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环境仍有启迪作用。

色达牧区的嫁妆和聘礼——川西藏族牧区的人类学专题调查之一

结婚送礼是世界上许多民族所共有的一种习俗。在我国，男女订婚或结婚时，男家向女家送的货币或财物就叫聘礼．有时又叫彩礼或财礼。在人类学的书本上，有时用聘金(briden weath)这个词来界定新郎或其亲属送给新娘本人及其亲属的作为礼品的钱财或物品。与此相反，嫁妆(dowry)则是女子出嫁时从娘家带去的各种物品或货币。

试论聘礼和嫁妆在当代婚姻中的意义

婚姻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聘礼和嫁妆又是婚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聘礼甚至成为婚约确立的标志。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聘礼和嫁妆在含义和种类上也发生了变化,以至成为两个家庭交往的物质交换代名词,但它们仍然是当代婚姻仪式的重要一环,对于建立长久、和谐的姻亲关系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