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会电子化中股东平等原则的规范构造

出席股东会是股东行使自身权利、治理公司事务的基本路径。委托代理人出席或书面表决等方式系原《公司法》认可的股东现场出席股东会的合法替代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均存在不足。鉴于实践效果上电子化表决在提升参与度和确保表决真实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新《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召开电子股东会,进一步提高了股东参与度并克服了传统的两类替代方式的弊端。该规定是对实践中已广泛采用的股东会组织方式合法性的确认。然而,新《公司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充分考虑到电子股东会制度可能引发的股东知情权行权差异和潜在的股东不平等问题,也并未对上述问题以及电子股东会可能发生的程序瑕疵、系统障碍作出针对性的预防和救济规制。实施电子股东会的公司应当保障不同参与方式的股东均可以充分行使权利,制定电子股东会决策程序瑕疵、出现系统故障时的预防和救济措施,以全面有效发挥股东会应有的功能。

双重股东派生诉讼的理据重述

保护少数股东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任务之一,以单一制公司为规制对象的传统公司法上,股东派生诉讼是少数股东对抗多数股东压制、防止管理层专断的有力武器。但现实是,企业集团复杂的控制关系和层级结构超出了股东派生诉讼的规制范围,母公司少数股东频现因子公司受损而遭受损害却无法救济的窘境。在此背景下,引入双重派生诉讼以补缺公司法,已成为优先选项。双重派生诉讼的制度理据向有争议,需要系统的理论反思,以拓宽现有规范的理论视域,挖掘其制度潜力。具体可以从股东权缩减与股东权穿越的双重视角证立双重派生诉讼的必要性、正当性,借此强化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的理论体系。

如何有效遏制大股东侵害企业?

思维上的谬误,行为上的自利,法治上的薄弱,导致大股东侵害企业的情况屡禁不绝。改变这一公司治理顽疾,现阶段更现实的做法,是需要强化外部治理机制,推动制度安排趋于完善、监管效力极大提升。在包括上市公司的中国企业中,大股东侵害企业的现象比较普遍。以2024年为例,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通报或者处罚了多起股东违规案件,例如威创股份遭大股东掏空、ST摩登等9家公司被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大额资金、安通控股对大股东违规大额担保。

新《公司法》中的股东出资义务

新《公司法》以强化股东出资义务为导向,对公司出资制度进行了修改,新增了董事会核查和催缴、股东失权制度以及加速到期制度。这些新增制度在实践中如何适用,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股东违反出资义务需要承担补足和赔偿责任,其他股东和董事也可能承担相应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期限利益保护之边界省思

2013年《公司法》采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后,股东期限利益之概念应运而生,关于股东期限利益的保护与限制亦出现诸多争议,司法裁判过程中如何理解和适用股东期限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则也存在混乱及矛盾之处。针对认缴制与股东期限利益产生资本信用缺失的现象,包括商事信用公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等制度得以建构,但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妥善解决。要解决上述疑难,不得不重新审视认缴制语境下股东期限利益保护规则之适用边界,从而进一步明晰股东期限利益实际上仅为股东之间的约定利益。股东期限利益若受到侵害,可请求其他订立合同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但股东之间有关期限利益的约定对公司及其债权人原则上不具有约束力。

股东权利行使基本问题规范研究

2005年《公司法》修订,股东权利始成为法律概念,但学界研究不足。股东权利从理论上可以被尝试性地定义为公司股东对公司依照法律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公司法上的民事权利,股东权利行使则可以被尝试性地定义为公司股东为实现股东权利而依照股东权利内容和范围实施的民事行为。类型化股东权利行使是深入研究公司制度的基础,可以探索性地类型化股东权利行使为股东权利直接行使和股东权利间接行使等不同种类。据此,在公司法上规定股东权利直接行使、股东权利间接行使等内容,界定公司组织机构等制度,增加公司法规范的可操作性。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明确股东压制的产生条件、本质和侵害客体,宜将股东压制定义为“股东滥用表决权侵害其他股东权益的行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的规定存在不足与进步:第二十一条股东压制一般性救济规则难以适用且提供的救济措施单一;具体救济规则中,广大受压制股东始得请求公司收购股权以退出公司,但股东压制情形下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明,司法解散请求权规则无法适用于股东压制救济。进一步完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首先应于法律解释层面确立股东压制概念,使一般性救济规则发挥认定股东压制和统筹救济规则的主要作用,而后针对性完善具体救济规则:明确股东压制情形下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取消股权收购请求权规则中滥用股东权利主体的限制,增加收购主体,删去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的情形;明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包括股东压制。

数字经济背景下股东积极主义制度创新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5G等前沿信息技术与经济的广泛融合,信息化技术也逐渐应用于公司治理领域,显著推动了我国股东积极主义的现代化转型。基于此背景,本文深入探讨了电子委托书征集、远程投票以及电子投票等数字技术如何促进股东积极主义的发展变革。通过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本文揭示了数字技术在推动股东积极主义以及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关键作用和价值。这一研究不仅强调了数字经济下的股东积极主义在现代公司治理中的应用前景,也为国内外的治理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洞见与解决方案。

母子公司框架下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证成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通过扩大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范围的方式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规定。侧面反映出我国对该制度引入的趋向性。但在母子公司运营模式已经常态化的今天,在法律层面上仍然缺乏与其匹配的制度,同样,在实务中也仍存在诸多法律适用的困境。因此,研究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理论和实务上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成为目前争议焦点为背景,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本土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期待从制度层面上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股东至上 臻美自我——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探讨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收益的战略管理职能越来越突显出来。作为上市公司应强调股东利益至上,长期关注的应是在公司战略框架下,股东权益能否得到有效表达与保护。这个合理利益机制的土壤就是完善的公司治理、稳定的生产经营、合规的信息披露、资本市场的运作以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连锁股东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了吗——基于ESG履责视角

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ESG实践的动机与能力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通过提升财务资源冗余、缓解企业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及提高管理层薪酬水平促进企业ESG表现,产生资源效应、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成熟期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企业以及碳排放量较高地区企业的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社会环境方面,连锁股东与儒家文化呈替代效应,与法律制度呈互补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在分散持股策略下对企业ESG表现有更好的促进作用,且其促进效应能够提升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资产配置效率和创新产出水平。本文从ESG视角探索了连锁股东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上市公司ESG实践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政府鼓励或监管连锁股东提供了经验支持。

连锁股东与企业战略定位:差异化竞争抑或趋同管理

本文采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企业样本考察连锁股东与企业战略定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连锁股东会显著提升其持股上市公司之间的战略差异度,表现为对差异化战略的偏好。机制检验发现,连锁股东主要通过加强信息交流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升企业战略差异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差异化战略的推动能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异质性分析发现,当连锁股东为机构型和战略型及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时,连锁股东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更强。截面分析发现,企业内部环境更稳定(上期未经历亏损或业绩下降及当期财务状况良好)和所处行业竞争更激烈时,连锁股东对企业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和战略变革的推动作用更强;面对宏观营商环境的变化冲击,连锁股东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在疫情前后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对战略变革的提升作用在更稳定的营商环境下(疫情前)更强。本文是对连锁股东经济后果与企业战略影响因素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为如何改善战略决策提供了基于连锁股东层面的有益参考。

连锁股东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

ESG作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引起了广泛关注。连锁股东作为市场重要参与者,对企业ESG表现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水平及内部控制质量进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即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信息效应及治理效应;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连锁股东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较高的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的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参考。

大股东减持影响战略激进度吗?

企业通过维持适当的战略激进度以实现稳中求进,进而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重点议题之一。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大股东减持和战略激进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代理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减持能够提高战略激进度,减持比例越大,减持后的战略激进度越高;同时,代理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差距和高管团队稳定性在大股东减持与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管理者为男性的企业、管理者学历较高的企业、两职分离的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中,大股东减持对战略激进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了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深化了有关大股东减持经济后果的探讨,为企业所有者作出科学决策、防范战略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金融发展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企业不仅要注重经济增长,也要重视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文章以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且这一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金融发展能显著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结果对丰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提供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股东出资、保本投资与配套制度

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应定性为股东出资行为,以公司法为基础,完善股东出资、法人运行与配套措施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股东出资方面,应限定出资标的物范围,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制。在法人运行方面,为农民股东优先配置可转换的、可累积的及可参与嗣后分配的优先股以基本实现其“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目的;为农民股东配置优先股赎回权、清算优先权与股份回购保险以基本实现“保本退出”目的。在配套措施方面,国家应灵活运用宏观调控措施以改善农业弱质性问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破除农民失地失业困境。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影响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吗?

以2008—2020年国有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数据构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指标,分析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倒U型关系。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股权层面的混合,更要考虑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比例的合理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高金字塔层级组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国有企业中的上述关系更为明显。该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动非国有资本融入内部治理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外商投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升级:董事会中心主义走向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法律瓶颈及其突破

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在外企三法的逐步确立有其历史成因,且利弊参半。就规范属性而言,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是倡导性规范,而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是效力性规范。《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意味着外企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终结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复兴。董事会中心主义否定了股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地位与资本多数决规则,不利于充分保护控制股东的合法权利与投资信心。而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有助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股权文化,鼓励投资兴业。不过,存量外资公司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在五年过渡期内面临着转型僵局,因此,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宜细分为四个阶段,并设计相应的规制策略。2024年12月31日是外企确立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最后时点。若董事会逾期未作出修改章程的决议,任何股东均有权启动股东会决策机制、推动公司治理模式变革。此前,股东也有权直接激活外资公司的股东主权与股东会职权。市场会失灵,监管者与裁判权不失灵。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客户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关系客户对此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显著降低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而客户的治理能力能有效弱化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揭示了客户治理效应的存在。基于影响机理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治理效应在低现金持有水平、过度投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影响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过程中,客户治理与产品市场竞争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治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对此,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治理与监督机制,加强客户资源管理。

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

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是维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方面。基于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非控股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投票数据,研究发现:(1)非控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率越高,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效应越显著。公司数字化转型强化了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的公司治理效应。(2)非国有企业和法治环境水平高的公司会强化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的公司治理效应。(3)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通过发挥治理效应抑制控股股东“掏空”和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进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具体表现为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公司关联交易的显著下降和高管薪酬粘性的降低。研究结果拓展了非控股股东的公司治理效应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