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脱贫户收入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基于3856户脱贫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脱贫户收入影响因素,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应用实地调查法、OLS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异质性角度分析影响脱贫户收入增长因素,通过对Y省3856户脱贫户的调查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教育和健康水平高可有效提升家庭收入,其中健康因素影响更大;劳动力迁移与脱贫户收入体现出极显著相关性,工资性收入是脱贫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迁移距离越远对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回报越高,但对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损耗也越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区县就业技术培训效果较非重点区县更好,但整体而言与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呈现反向变化的因果关系,原因在于培训内容与劳动力需求出现错配,就业技术培训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技能型人力资本提升是未来投资的重难点。此外,不同性别和民族的脱贫户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人力资本收入回报的差异。基于此提出要提升就业技术培训质量、强化健康帮扶、引导转移就业和分层分类帮扶等措施促进脱贫户可持续增收,助力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脱贫户返贫风险识别及防控长效机制构建

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虽然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由于脱贫质量不够稳定等因素使得脱贫人口存在着返贫风险,严重阻碍了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程。因此,本文有效识别返贫风险类型,构建乡村振兴战略下返贫防控的长效机制,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秦岭山区脱贫户生计韧性评价及其障碍因子——以陕西省蓝田县为例

准确测度山区脱贫户生计韧性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可为理解新时期脱贫户生计状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借鉴。以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蓝田县为例,根据环境禀赋、家庭资本、个人能力的层次结构构建蓝田县脱贫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采用TOPSIS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比较分析了不同地形区、不同脱贫时间、不同生计策略下脱贫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蓝田县脱贫户生计韧性指数均值为0.531,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具有较高水平生计韧性的脱贫户仅占14.81%,3个维度层中环境禀赋均值最高,个人能力是脱贫户生计韧性的短板;(2)不同类型脱贫户生计韧性存在分化特征,河谷阶地区脱贫户、早期脱贫户以及自主经营性和务农主导型脱贫户生计韧性较高;(3)影响各类型脱贫户生计韧性的障碍因子呈现趋同态势,劳动参与、技能培训、务工地点、耕地和林地面积、家庭年收入是阻碍蓝田县脱贫户生计韧性提升的主要因素。针对不同区位条件脱贫户生计韧性的障碍因素,从政府和农户2个层面提出了蓝田县脱贫户生计韧性提升的对策。

西藏脱贫户脱贫稳定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农户职业分化视角

确保脱贫户稳定脱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基础,研究脱贫户脱贫稳定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生计资本理论为指导对西藏385户脱贫户进行脱贫稳定性评价,考察了农户职业分化(纯农户、非农户、兼业户)下的脱贫稳定性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是西藏脱贫户中兼业化成为常态;脱贫户的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规模、成员健康状况等在不同农户中分化明显。二是脱贫稳定性指数均值为0.365,整体偏低,主要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偏低。三类户中非农户脱贫稳定性指数最低,兼业户最高,纯农户居中。以自然断点法分类,有17.92%的样本处于不稳定型脱贫,其中非农户此比例最高(32.26%)、兼业户最低(12.45%)。三是参加技能培训频次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对三类户的脱贫稳定性都有显著影响:农户所在村庄距最近县城距离和是否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纯农户和非农户脱贫稳定性有显著影响、交际能力高低和获取借贷可能性对兼业户和非农户有显著影响;农户住房类型和家庭劳动力数量仅对兼业户有显著影响。建议:继续稳妥推进易地搬迁,做好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农户各项技能培训,引导参与产业项目;提供支农惠农信贷帮扶,创新转移收入支付方式;加强自然灾害预警预报,提高应灾抵抗能力。

农村脱贫户返贫风险测评——基于临沂莒南样本数据

对脱贫户进行返贫风险识别与测评,从源头上防止返贫的发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文章选取临沂市莒南县4个村的脱贫户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德尔菲法构建返贫风险测评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返贫风险测评体系的各级指标权重,对样本脱贫户的返贫风险进行了测评。评估结果显示,样本脱贫户整体返贫风险较低,乡村产业的发展对降低返贫风险有重要作用。文章提出了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加强对脱贫户家庭健康状况的监测等措施,以期对脱贫户返贫风险进行全面防控,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易地扶贫搬迁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抑或加剧?——来自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例证

易地扶贫搬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部分脱贫户仍存在较高的脆弱性,这将是中国减贫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依据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系统评估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有何影响及如何影响,并剖析区域、安置方式、搬迁时间及生计策略的差异性作用。分析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对脱贫户生计脆弱性产生改善效果,此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地区差异、安置方式与搬迁时间的交互项、生计策略对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降低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多样化和个体志向水平是易地扶贫搬迁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机制,而家庭收入多样化的中介效应更为突出。本文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优化、扶贫工作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及防控——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C县为例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C县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层次分析法、熵权法、模糊综合评价对返贫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C县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返贫风险的评价值分别为2.784 4、1.965 5、2.540 5、3.559 0、1.861 2,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风险是造成脱贫户返贫的主要风险;脱贫户的返贫风险等级为中等风险,返贫风险的综合评价值为2.588 3;研究发现,C县存在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主导产业发展不成熟、土地流转难度较大、基层组织发挥作用不充分、帮扶责任人的管理不够精准、帮扶工作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有待提升、脱贫户社会融入不足、返贫监测预警工作不完善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一是提升内生动力,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二是加强产业规划,提升产业后续帮扶力;三是强化基层组织引领,引导发挥先锋作用;四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帮助农户融入社会;五是落实预警机制,完善返贫监测系统。

我国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户返贫阻止路径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我国虽已消除绝对贫困,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贫困问题仍旧突出,由于原深度贫困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其脱贫成果存在不稳定性,脱贫户返贫风险较高。通过分析我国原深度贫困地区的地理和自然环境特征、脱贫户内生动力、地方政府乡村振兴的工作进展情况,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我国原深度贫困地区返贫阻止的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承德市重点地区脱贫户和易返贫致贫户现状调研及分析

目前,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和边缘人口致贫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时期的关键需求。本文聚焦丰宁县S乡四个贫困村的脱贫户和易返贫致贫户,从乡村人口类型、年龄结构与老龄化、文化程度三方面开展调查,发现该乡此两类人群存在老龄化严重、受教育程度低的问题,并提出重视老龄化问题,构建完善社会支持保障体系,打造多样乡村养老机构,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激励青壮年返乡就业、创业与定居等建议;同时,国家及各级政府应向乡村教育倾斜财政资金、资源与政策,试点乡村十二年义务教育。这对解决返贫致贫问题、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稳定实施具有积极意义。

脱贫户对乡村振兴建设有更高满意度吗?

基于农户参与视角,利用2020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采用Oprobit模型实证考察脱贫户身份对乡村振兴建设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脱贫户对乡村振兴建设的满意度显著低于无脱贫经历的农户,且主要体现在生活富裕维度;机制分析表明,脱贫户满意度相对较低,主要是其较强收入风险感知、较高资金约束程度与较低主观经济地位认同所致;异质性分析显示,较短脱贫年限和较低收入水平能够增强脱贫户身份的负向影响,而较小家庭抚养系数与较好个人健康状况则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据此,建议稳定脱贫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健全精准化帮扶长效机制,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产业扶持力度,着力提升脱贫人口对乡村振兴建设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脱贫户返贫风险的动态识别——基于南疆地区脱贫农户的微观调查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视角,将脱贫户脱贫风险的动态识别指标进行整合,并从识别规模和识别精准度两个方面考察其识别绩效,并选取脱贫攻坚中成果突出的村庄展开微观调查,运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可持续生计水平越低,则脱贫户返贫风险越高,反之则越低;脱贫户路径依赖性越强,则脱贫户返贫风险越高,反之则越低;利用可持续生计和返贫风险两维度指标,返贫风险越大,则脱贫户纳入识别绩效(程度、规模)越大,反之则越低。根据结论进行监测机制设计,进一步完善返贫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从而提升“主动式”识别与动态监测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合作社带动脱贫户增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X县的经验数据研究

作为我国基层农业领域的集体型经营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性”,在带动脱贫户增收上具有天然优势。研究基于X县的实地调研数据,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脱贫户增收的影响因素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并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用Eviews10计算解释变量对农户增收水平的影响,并结合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能力同业务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脱贫户自身存在的文化程度低、要素资源少等问题制约其参与合作社事务的能力。因此,提出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拓展产业链;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机制,加强利益联结;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脱贫户的风险共担机制;加强对脱贫户的教育培训,拓宽增收途径等几种完善路径,以期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助力脱贫户增收的实际效果。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及其动态风险研究

精准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已成为后扶贫时期我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选择生计资本和代际可持续性两个关键属性构建了生计可持续性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五类,将后代教育作为代际可持续性评估要素。在此基础上,采用全国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课题组于2016—2017年分三次进行的大规模微观农户入户调查数据,构建BP神经网筛选计算出可持续生计24项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对各贫困地区可持续生计指数的预测结果表明:甘肃、山西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较强,可持续生计指数分别为4. 288和4. 161;云南、江西、重庆精准脱贫户生计较稳定,可持续生计指数差别较小且均超过3. 6;四川、湖南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指数为3. 377和3. 135,生计水平较低;贵州地区可持续生计指数为2. 953,精准脱贫户生计脆弱。基于生计动态转换视角,采用生存分析法探讨了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风险率的关键因素:因能力、教育、环境致贫的精准脱贫户在脱贫后生计稳定性较好,分别为3. 423、2. 750、2. 642 a,心理因素致贫的可持续生计的生存时间较短,生理因素致贫的生计稳定的生存时间最短,仅为1. 876 a。女性户主生计稳定持续时间(1. 841 a)明显低于男性户主(2. 792 a)。对生计稳定的精准脱贫户生计动荡的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结果,与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直观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对于精准脱贫可持续生计的重要程度最强,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稳定有较大影响。综合分析认为: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2年应成为脱贫保障的重点"观察期",在这个期间应重点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积累视角对生计尚欠稳定的精准脱贫户实施后帮扶和追踪支持,帮助精准脱贫户稳步实现可持续生计,让脱贫成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基于贫困地区2660个脱贫家庭的数据分析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性别红利:脱贫户女性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增长效应分析——基于2015~2020年2860个样本数据

在脱贫地区人口红利由正转负的背景下,确保脱贫户持续稳定增收而不返贫是后扶贫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使用贫困人口信息表构造的2015~2020年脱贫户女性劳动力面板数据来研究其非农就业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脱贫户女性非农就业会显著地提高其家庭人均纯收入,即性别红利得到经验佐证:女性非农就业时间每增加1个月,家庭人均纯收入会显著提高1.17个百分点;家庭非劳动力负担会显著抑制女性非农就业而减少家庭收入;村域经济发展有助于女性当地非农就业而增加家庭收入;在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形下,健康是女性人力资本的首要因素,其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是其受教育程度的36.5倍。因此,推进性别平等、创造就业机会、加大技能培训、增加社区公共服务将是释放女性劳动力潜能的必然措施。

制度性合作机制下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与脱贫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政府、社会和脱贫户间形成的制度性合作机制,在经典SLA基础上改进了生计资本评价体系,并利用2017年秦巴山区大规模入户调查数据和熵权TOPSIS方法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价,据此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现行主要脱贫政策对维护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生计效应。结果发现,自身能力较弱且得不到特殊保障的“两不靠”脱贫户,在现行机制下生计可持续性最差,返贫风险最高,而这类脱贫户在务农型和60岁以上高龄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在政策效应上,务工增收政策显著促进了脱贫户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以及兼业型与务农型脱贫户的社会资本水平,但对社区资本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产业发展政策对脱贫户金融资本,以及兼业型与务农型脱贫户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提升作用,而社会保障政策则对脱贫户所有生计资本的影响均不显著;相较其他类型脱贫户,现行政策对务工型脱贫户的影响更为有利。

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构建

有效识别返贫风险并及时预警是阻断脱贫人口返贫的前提。采用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构建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体系,并对西南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构建脱贫户返贫预警机制。结果发现:脱贫户的返贫风险主要集中在人力风险和金融风险,是兼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物质、社会风险的高度复合形态;脱贫户返贫预警机制应结合警度与警源,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脱贫户,持续测度其生计状况,评估政策有效性,优化改进方案。因此,民族地区政府面对不同风险等级的脱贫户,政策制定需要因户制宜;五大返贫风险需应对及时,靶向精确;应着力于改善区位条件,挖掘资源优势,为脱贫户提供多样化的生计策略选择。

脱贫户抗逆力水平测度与差异分析——以燕山-太行山片区为例

基于抗逆力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原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户抗逆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燕山-太行山片区675户脱贫户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原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户抗逆力水平整体较弱,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依旧要在“精准”上下功夫。对弱抗逆力脱贫户,要根据无劳动力和弱劳动力户身体条件制定帮扶措施;对较弱抗逆力脱贫户,要进一步规范兜底保障措施,激发脱贫户内生发展动力;对较强抗逆力脱贫户,要积极引导合作社、企业和生产大户等经营主体参与产业就业帮扶;对强抗逆力脱贫户,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地外经济来源,提升其文化程度来增强抗逆力水平。

脱贫成效精准:脱贫户获得感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从脱贫户获得感维度检验中国脱贫的实践效应。通过对广东省48村1518已脱贫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其家庭人均年收入持续增长且比已知脱贫收入线显著偏高,产业扶贫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脱贫户基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老人数和学生子女数等客观需求,多数自觉获得了体现客观机会获得的脱贫政策福利;脱贫户拥有较高的获得感,并没因调查个体的人口特征而存在差异,其显著地与客观需求呈负相关,与客观获得呈正相关,需求既定时客观获得增加,则获得感会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新时代基于需求-获得-满足的精准扶贫逻辑具有实践效应。在客观获得确定而需求增加时,获得感会显著偏低,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因此,后脱贫时代需要继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乡村教育扶持力度,从外部基础、成人主体内在动力和代际发展潜力来保障和提升脱贫成效的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