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的危机:新旧艺术史之争

深入探讨艺术史学科的两类危机:“艺术史的内部危机”与“艺术史的危机”。前者聚焦于新旧艺术史方法论与研究对象之争议,后者则关乎艺术史作为独立科学学科之存续与意义。文中阐明此等危机之根源及其对学科未来发展的影响,并指出艺术史学科须在保有传统方法之精髓的同时,积极吸纳新理论与多元视角,以维持其学科之活力与相关性。

艺术史学范式的多维探索--评《范式重构:于贝尔·达弥施的艺术史研究》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激烈的艺术革命与此起彼伏的哲学思潮,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结构主义、符号学、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空间理论、女权主义等人文研究新方法相继进入艺术史书写领域,促使艺术史研究范式产生了激烈的变革。柴冬冬博士这本《范式重构:于贝尔·达弥施的艺术史研究》便是基于范式变革的视野,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法国20世纪重要艺术史家于贝尔·达弥施的艺术史思想,对我们了解20世纪后期以来的西方艺术史研究范式的演变逻辑大有裨益。

回归审美批评:肯尼斯·克拉克的艺术史方法

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的声誉曾如日中天,但20世纪后期随着“新艺术史批评”崛起,他所坚持的“审美的艺术批评”被贴上“保守派”标签而备受攻击。深入地来看,除了两代批评家之间的观念差异,这也涉及“理论批评”与“审美批评”两种不同艺术史研究范式与批评方法的冲突。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重新认识作为“批评的艺术史家”的肯尼斯·克拉克的重要贡献。透过他“艺术电视人”与“艺术史学家”的双重身份,我们不仅看到他在这两个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能进一步明白他所坚持的“超越理论回归审美”的批评路径,让艺术史研究拥有继往开来的前景。

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从“不完整的艺术史”“不平等的艺术史”到“不真实的艺术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让东方艺术反复辗转于“缺席的东方”“替补的东方”和“易容的东方”三种大同小异的失语状态。要完成世界艺术史的重写与重构,必须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路径及艺术史学

中国艺术史学科虽然自成立以来就遭受质疑,但也不难予以合理的回应:西方的艺术史正在从艺术门类史而变得越来越具有艺术门类综合性和文化多元性;中国自身的文化、学术及艺术传统本身则具有艺术史书写的动力。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来自于两方面:艺术史学科制度建立本身,中国式门类艺术汇通及古今学术汇通传统。艺术史学科路径可以有门类艺术史、宽视角门类艺术史、观念艺术史、比较艺术史、跨门类综合艺术史等。对艺术史学科路径的反思可能引导出艺术史学--对艺术史研究方法或路径的反思。中国艺术史学科可以由三个分支构成:艺术通史,跨门类、跨媒介或跨学科的艺术史,艺术史学。

风格、画意与画史重构——高居翰与中国艺术史研究

高居翰是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先驱,他以“风格即观念”的假设为基础,将艺术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融为一体,开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他强调“视觉命题”,主张以图像材料分析为中心,并通过对晚明绘画的深入研究,重构了17世纪中国绘画史,挑战了传统绘画史的局限。高居翰还将艺术置于社会史的框架之中,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来审视艺术风格的生成机制,拓展了艺术社会史研究的新方法论。他的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范围,也为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史学迥异的理论维度。

论艺术史学

艺术史学是对艺术史本身进行研究的学科,力图返回艺术史学科及其书写行为赖以建立的原初基础上去重新思考。艺术史学主要归属于人文学科,同时也部分地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属性。艺术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艺术史书写行为所据以探讨的史学基础、史学方法和史学境界等问题。艺术史学的层面有中国艺术史的历史、外国艺术史的历史、艺术史学理论、艺术史学方法。

艺术史研究中的图像学方法及其应用

图像学是艺术史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自出现以来,图像学不断发展完善,被逐渐运用在美术、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众多领域。该文以汉代画像石、北宋山水画与淮阳民俗舞蹈“担经挑”研究为例,阐述图像学方法不仅能帮助研究者有序、有据地理解绘画、舞蹈等艺术,而且能提示研究者通过艺术作品中细微的变化,思考其风格的转变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图像学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者理性、系统、深入地观照艺术史,提高个案研究的可行性与可信度,弥补文献的不足,但也要避免穿凿附会而陷入本末倒置的窠臼。

从“无名”到“有名”: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与传统画学研究相比,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视野、对象、理论、方法上体现出显著的现代性,“无名”艺术进入“有名”艺术研究殿堂,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中国“无名艺术史”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过往所不具有的人文内涵,其关注点不在创作主体的个性流露,学术取向也不在于对象“有名”或“无名”,而是从创作共性角度去看待整体的艺术流变趋势。正是基于此,“无名艺术史”的研究与书写范式部分取代传统范式,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的中西方学术对话桥梁,凸显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

日益开放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读翟进《天真与自由——漫步中国古代艺术》

作为现代美学的起步,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将美学界定为低级认识论或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这一定位意味着,在人类围绕自然和人自身建构的诸多知识形态中,从美学角度谈论美和艺术可能属于门槛最低的一类。比如,作为审美活动,只要某物被人看到或听到,并引起感官快适,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美的;在博物馆或美术馆看一幅作品,只要观看者对它是有感觉的,他谈论自己的感觉就应该算是在谈论艺术。这种状况,极易引人生发出关于“人人都是艺术家”或“人人都是美学家”的想象。但事实并非如此。

专题:敦煌艺术史研究

敦煌石窟创建于十六国时期,此后历经千年开窟造像,直至元代,现存500余座洞窟,2000余身彩塑,以及50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堪称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博物馆,完整保留了中国艺术千年演进的连续视觉证据。1900年,敦煌藏经洞(今莫高窟第17窟)被发现,封存在此的中古多语种文书和各类文物重见天日。

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建筑艺术史探究——评《城市社会艺术史拾遗》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建筑则是城市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建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不仅是居住和使用的空间,更是文化、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体现。可以说,城市发展与建筑艺术的历史紧密相连,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变迁的轨迹。本文结合《城市社会艺术史拾遗》一书,探究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建筑艺术史。

文本的再阅读——近代艺术史中的“人”与记述

我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今天为什么习惯用“全球史”作为概念名词而不是用“世界史”,讨论一下二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其次,用齐白石的案例来讨论一下文本的再阅读;再次,以蔡元培为例来谈一下他和现代艺术史的关系。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知识架构中有一个“世界史”的概念,在“世界史”这个概念下,为什么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又不断强调“全球史”?“全球史”和“世界史”究竟有什么区别?这是值得研究的。今天如果要讨论全球语境下发生的事情,首先要想明白为什么不用“世界史”的概念。

判断力、艺术创作与艺术史研究

判断力是决定艺术家高下的基础.判断力和学问大小、读书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的:“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读了很多书,未必有判断力,但不多读书、不做学问,则不会有很高、很正确的判断力,所达到的结果常常是不同的。

同源·分流·汇合:技术与艺术联动发展的三个阶段——兼及传媒艺术史的视角

人类技术/科技与艺术的联动是一对经典关系,二者的共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技术与艺术的同源;二是技术与艺术的分流;三是技术与艺术的再度汇合。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含网络视听和数字艺术)等艺术形式在内的传媒艺术,其发展历程体现出不少人类技术/科技与艺术联动发展的生态和规律,特别是在技术与艺术的分流、再度汇合两个阶段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未来,随着AI、VR、AR、MR、XR、5G+、8K+、IoT、BT等科技的不断发展,传媒艺术的理论研究有责任快速捕捉到科技与艺术联动背后的本质、规律、特质等具有普遍性阐释力的底层逻辑。

艺术史的可能性及其路径

陷入质疑的艺术史学科急需探究其可能性及路径。随着中国艺术学理论下艺术史学科体制的确立和持续运行,被质疑的悬而未决的艺术史有可能逐步开放其学术空间或可能性。从美术史专家自觉面向艺术史开放和拓展的事实,可知中国式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及其路径正在打开。可建立多层面艺术史研究构架:普遍性视野中的单类型艺术史、多种类型艺术史观念比较、两种类型艺术史比较和跨类型艺术史整合。还可形成不同艺术院校环境中的艺术史学科特色差异:单科宽厚路径、学科群内通路径、全科综合路径和艺文综合路径。北京大学艺术史学科可寻求宽厚人文视野及跨学科综合视野下艺术史现象的个案分析或打通分析,其四条路径已初现端倪:实地调查与纵深分析汇通、艺术观念思考与艺术家作品体验汇通、文化史与艺术史贯通、跨国艺术史比较研究视野。综合大学艺术史学科可自觉追求其学科特色:跨学科贯通、多种类型艺术史通串、独到的史家见识和独特的史家个性。

艺术史学科在中国的发生及特性

艺术史学科在中国的发生首先与“美的艺术”观念的传入相关。但实际的艺术史书写情形却没有通向艺术史而是拐向艺术门类史书写轨道,陆续出现文学史、戏曲史、美术史和舞蹈史等四种中国艺术门类史书写。艺术史学科在中国发生的动力在于适应新兴现代大学制度的教学需要,体现出带有中西融合特点的历史观的现代跨文化转型态势,也同时就是新的艺术概念的现代性转型过程,更与其时风起云涌的民族精神自觉及传统重构需要密切相关。艺术史的学科特性如下:物媒性、史料性、历史意识、科学性和艺术观念异通性。艺术观念异通性是核心特性。正是这种特性让艺术史家始终秉持跨门类艺术史的宽厚视野,从而可以在各艺术门类史的间性研究中把握艺术史。但也需同时考虑艺术史书写的非单一性和多元化以及自反性。

艺术史的地理学维度

地理学元素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各个艺术门类的创作题材与创作过程,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对地方印象及地方想象的阐释、评价与提及。而地理学元素对中国艺术理论的影响远比西方更为突出,这一点在山水诗、山水画与山水园林中都有所体现。在“世界之中国”时代,需要开展地缘艺术史写作,在参照西方艺术史范式的同时,更需要基于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与观念,书写能够体现中国话语体系特质的中国艺术史。

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和方法论反思

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脱胎于西方艺术史研究,发端于海外博物馆鉴藏体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起步探索期到二战后的发展鼎盛期再到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时期,历经艺术史的学科危机和新旧艺术史的分野,多元开放的艺术史格局逐渐形成。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从风格分析、图像阐释、原境分析到艺术社会史,生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自21世纪以来,跨文化、空间转向、全球艺术史与多元文化的新趋势出现。本文回溯了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发展分期和方法论的演变,旨在从学理层面宏观把握其脉络走向,为当下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本土艺术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和方法论创新提供借鉴和启示。

艺术史三题

艺术史是当下艺术学理论研究中集中讨论的热点话题。其中,有三个比较基础也比较关键的问题:一、"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的学科名称问题;二、"元艺术史"问题;三、"一般艺术史"问题,引起广泛讨论。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深入辨析,文章认为,学界有关"艺术史"与"艺术史学"两个词语的辨析虽然不无意义,但根据一般史学等历史研究领域的惯例,仍应将这两个词语视为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一概念。对于以艺术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将其命名为"元艺术史"。对于"一般艺术史"是否可能的问题,本文通过多方论证,给予了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