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图证史与区域艺术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赵世瑜教授访谈录

2018年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先生的指导下,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区域艺术社会史。本次访谈的议题是艺术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向潮流下的地方(区域)美术史写作。在访谈中赵世瑜先生先后从学科的内与外,以及跨学科、跨领域乃至跨文化的角度,具体、深入地探析了区域艺术社会史的相关问题。一方面,应该确立视觉因素在田野考察中的核心地位。即除了扩大史料来源、运用图像佐证历史,我们还应从空间、物质以及视觉材料的本体性的角度,开展艺术史与社会史对话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艺术社会史与一般社会史存在显著差异。应该超越物质生活等传统的历史层面,聚焦于观念、想象的精神世界。此外,如何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即如何运用艺术的手法去“剥离”不同人群的艺术品,关注不同人群对艺术的需求差异。从整体上去理解生活、文化和世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去探寻其不可替代的部分。

是政治,还是美学?——T.J.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史观

传统的艺术社会史在阶级、意识形态及艺术形式之间假定了某种较为粗陋的关系(比如豪泽尔的阶级决定艺术风格论),正是这个背景衬托出了T.J.克拉克艺术社会史观的独特性:绘画并不能直接表现"阶级"和"意识形态",只有当这些范畴影响到绘画的视觉结构,从而改变有关绘画的既定概念(传统和惯例)时,这一点才有可能。

艺术社会史的界别和范式更新

艺术社会史作为一种艺术史研究方法,拥有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和多种类型,在当今应用最为广泛,但国内对其研究尚局限于个别人物(如豪泽尔)和传统范式。本文将艺术社会史界定为一种将艺术作品和社会历史进行接合表述的艺术史研究路径,依循"是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准,详述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史这两条路线,着重阐述T.J.克拉克艺术社会史研究突破传统的范式更新。

论豪泽尔艺术社会史思想的渊源

豪泽尔唯物史观的艺术社会学思想深受其各种现实际遇的影响。早年参加左翼知识阵营"星期日社团"的经历,让他接受了卢卡奇、曼海姆等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并奠定了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景。国外的流亡经历,让他接受了更多艺术社会学知识的熏陶:在意大利流亡的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艺术史知识,在德国的学习经历使他的艺术社会学思想逐渐成型。其后,面对来自各界的批判,豪泽尔吸取有益成分,并积极接纳了曼海姆、巴拉兹、库恩等研究方法的影响。纳粹登台后,他又不得不流亡到英国,而正是在英国较为宁静的学术生涯最终帮助他建构了完整的艺术社会学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赞助人研究述评——以艺术社会史理论为视角

随着20世纪60、70年代艺术社会史的兴起,艺术赞助人开始受到西方研究者的格外关注,有关艺术赞助人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大量涌现。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出现的有关赞助人与艺术家,赞助制度与艺术发展,赞助人心理动机三个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

图像·空间·秩序——关于蔚州真武庙、玉皇阁壁画的区域艺术社会史解读

长期以来,在图像研究领域存在一种现象,即难建立起被研究图像与图像所在地方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本文以蔚州玉皇阁、真武庙壁画的叙事模式切入,发现壁画与所在庙宇、庙宇与所在城镇之间存在为学界长久忽略的隐秘联系。

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探究

早在20世纪时期,艺术史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断探索和深入考究,在艺术学科体系趋于完善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其弊端。匈牙利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尔可以称之为"20世纪艺术史"的著名学者,他作为艺术社会史的奠基人之一,他所研究的"艺术社会理论"对20世纪艺术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艺术社会史》是豪泽尔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同样也是他的核心著作,这为他在今后的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豪泽尔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解释了艺术风格的发展,并且是一种由内向外的一种转变角度。这种角度的转变扩展了艺术史学的视角。本文就《艺术社会史》的艺术发展脉络来探究该著作的艺术史思想及影响。

西方艺术史的“转向”与“危机”——20世纪30-70年代的艺术社会史

20世纪30年代,受到德国纳粹政权迫害,德语世界的艺术史家纷纷流亡到英美国家,出现了一场“学术迁徙”运动,艺术史的中心由德语国家转向英美国家,最终导致了艺术史学科从偏重“内向观”的传统艺术史研究模式转向偏重“外向观”的新艺术史研究模式。传统艺术史中的循环论、进化论模式进入20世纪以后受到挑战;20世纪30-50年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基于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的论点,探究艺术和社会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认为艺术的发展不仅归因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归因于文化和智性力量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艺术史研究模式的“转向”引发了一场关于艺术史学科“危机”的讨论。

隐喻的中介:T.J.克拉克的一种艺术社会史方法

当代艺术社会史家T.J.克拉克的艺术史观念认为,绘画惯例的变迁卷入了历史进程之中,要捕捉它与社会历史产生的联系(并不必然在所有作品中发生),则必定要面对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要在艺术作品与社会背景之间实现真正的"接合表述",就要避免反映、类比等方式,转而进行中介式的调解机制。克拉克利用开放性的隐喻阐释,支持和论证了那构建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中的价值的社会性,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社会史研究方法。

“激进”“批判”“社会”的“新艺术史”——战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的崛起

战后尤其是60年代末以后,西方在艺术史学界兴起了一股革新传统的"新艺术史"(N e w A r t History)浪潮,一时间,符号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新叙事方式相继涌出,极大地冲击着以"风格学"与"图像学"为主导的西方经典艺术史学体系,而其中,新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在完成了对之前宏观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的改造与完善后,以"激进"—"批判"—"社会"的面貌在这次浪潮中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形成了西方后现代学界最为强劲的艺术社会史学派。

南唐晚期社会的散文诗——艺术社会史视野下的《江行初雪图》

南唐画家赵幹的《江行初雪图》是中国画史中一幅罕见的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传世名作。该画极有可能是赵幹奉李后主的旨意,表现都城南京江边人民的现实生活情况,作为南唐财政枯竭、民不聊生的证明,用作向北方政权乞求减少岁贡钱财及军饷物资数量。该画不可能是王维作品临本,相较于艺术方面的价值,它的社会学意义更需要我们关注。

赞助·应酬·场域:模式演进与中国古代艺术社会史研究

“赞助模式”“应酬模式”和“场域模式”,是中国古代艺术社会史研究领域先后出现的三种有代表性的方法论模型。基于不同的概念工具,三者分别对中国古代艺术赞助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描述;对“赞助”概念的理论局限性进行了反思与突破;对艺术家主体性的社会构成逻辑进行了审视与重构,共同推动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进程。

人文学科理论逻辑中的艺术社会史

艺术史的研究范式最开始与同为人文学科的美学和社会学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三门学科借由相似的学院机制和知识追求而分享研究路径。艺术史在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中,不断建构理论研究框架,将向内的、对艺术本质的研究与美学结合,将向外的、对艺术现象的研究与社会学结合。不是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艺术史,而是作为艺术史方法的社会学,使艺术社会史在跨学科的理论视野中实现了综合二者的可能。

抗战动员中的地方“戏改”及其艺术社会史意义——以“桂剧改革”三场讨论为中心(1936—1940)

抗战期间,"桂剧改革"在传统地方戏曲的现代转换方面进行了首次较完整的历史性实验。"桂剧改革"的取径与方法并非如后人回顾的那般顺遂自然,而是在三场重要讨论中艰难成形:1936年的讨论,对桂剧应以抛弃、改良或改革的去路争持不下。1938年的讨论,迫切于抗战动员的需要,在"旧瓶新酒"的讨论中渐重于改良之径而忽视"艺人"的问题。1939年至1940年前后的讨论,伴随欧阳予倩二度入桂及大批文化人会集于桂林,以历史考辨与现实观察为基础,在继承过去改革"戏曲"思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确立了改革"艺人"及其主体性塑造"机制"的方法。这一理论取径与方法思路的艺术社会史意义在于,它为其后"桂剧改革"实践的正式展开乃至新中国"戏曲改革"方针的制订提供了潜在的历史参照。

彦青百年——艺术社会史视域中的张彦青研究

结合展览策划过程中对作品的观察和对艺术家有关资料的阅读分析,本文试图从艺术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分析张彦青先生的经历、脾性与其艺术风格的养成、发展的基本关系,继而简要总结他的风格样貌、贡献成就及主要艺术理念。在尽力避免对文人艺术的泛理想主义分析现象前提下,利用更为宏观的研究方法,综述性的尝试描述一位生动、真实的张彦青先生。

试验、批判与救赎--T.J.克拉克艺术社会史研究中的变与不变

在对普桑的两幅风景作品的个案研究中,克拉克以观看的直觉透析画家对生命和死亡的哲学沉思。他从绘画研究角度反思当代的视觉文化,充分体现了美术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思想深度。《瞥见死神》的写作试验对恢复图画自身特性澄明的思考,改变了其一贯的事事追求客观的艺术社会史研究范式,而其鲜明的左翼政治立场和从解读图像角度对资本主义政体的批判,则是其始终不变的主题。

艺术史的新叙事——20世纪西方艺术社会史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是西方艺术史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劳动起源说、阶级斗争等学说,切入西方艺术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艺术史认为,生产关系制约着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而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自然也受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反映经济基础的变化,从而强调把艺术放到整个社会状况中去审视,注重揭示艺术与阶级、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

区域艺术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明清时期长城沿线城乡之间的“空间规制”为例

笔者在系统分析长城沿线建筑遗存中空间、物质、视觉类材料的过程中,既注重单体建筑的个体特征,更关注该特征在城镇、乡村等更为宏阔情境中的规律性,进而揭示出了同时存在于城乡之间的空间规制。然而,该空间规制在各级文献中均鲜有记载。笔者发现将空间规制与区域特殊性、区域整合的研究视角、思路结合起来,既能拓展艺术史研究的边界,也能为艺术史研究与相邻学科的互动觅得可能。

艺术社会学与艺术社会史的分殊——布尔迪厄与T.J.克拉克的马奈研究之比较

皮埃尔·布尔迪厄是法国艺术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英国学者T.J.克拉克则以艺术社会史研究而闻名。两位学者都对艺术家马奈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各为艺术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史的范式典型。布尔迪厄的兴趣在“学”,在于建构一套研究艺术家及艺术作品的社会学框架。在场域理论、惯习理论和实践理论的视野下,布尔迪厄用社会学眼光重组艺术史先前的成果,对马奈及其艺术革命做出了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重读。T.J.克拉克的兴趣在“史”,在于解码特殊的历史时刻,他要探究艺术的现代主义和社会的现代性之间的关联,马奈是他对图像与社会之关系的视知觉研究的个案。布尔迪厄和T. J.克拉克笔下的马奈都受到他们各自学者性情的投射,一个呈现为革命家,一个呈现为批判者。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对艺术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史的分殊有更深切的认识。

艺术社会史的高度和难度:T.J.克拉克与塞尚研究

T.J.克拉克2022年的新书《假如这些苹果会落下:塞尚与在场》处理了一个萦绕在国际塞尚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在塞尚的内心深处藏着一种不安的感觉:一种萦绕在生动外表下的无家可归,一种潜藏在漂亮色彩背后的焦虑。一方面,克拉克成功地诠释了塞尚成就中这份独特的奇异和美丽;另一方面,由于方法论创新和文体的实验性质,此书也造成了阅读上的困难。本文着重探讨了取得这一成就的高度,以及造成它的难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