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英格兰神话:托尔金《魔戒》的家园、英雄与文学传统

论文从历史文化视角出发,解读了J.R.R.托尔金的奇幻小说《魔戒》的中洲世界建构(包括夏尔的地理设定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弗罗多作为持戒人的价值重构,以及托尔金对莎士比亚《麦克白》和英雄传奇的仿拟。《魔戒》不仅源自托尔金对古代传说和语言的个人兴趣,也源自他对英格兰民族性的理解,是托尔金有意识地打造英格兰神话的写作实践,重建了缺失的英格兰民族文化记忆。

19世纪中期英格兰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转变——以公共健康为视角

自中世纪起,英格兰就确立了地方自治传统,地方一直抗拒中央对其管辖。19世纪30年代随着公共健康运动的发展,英格兰涌现大量关于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讨论,既有支持地方自治的呼声,也有支持中央集权的号召,当然也有希望双方合作的倡议。1858年的《公共健康法》和《地方政府法》对地方做出让步,但由于地方缺乏改善公共健康措施的资金和专业知识、1866年《卫生法》规定民众可以直接向中央投诉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以及现实的压力等原因,到1875年地方逐渐有限度地接受中央的介入。英格兰公共健康的发展促进了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改变,推动了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

另一种民间表达:英格兰内战时期的保王派政治民谣

英格兰内战时期的保王派政治民谣构成了议会派主流话语之外的另一种民间表达,也是长期被忽略的一种政治论述。与议会派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民主权等主流话语针锋相对,这一时期大量保王派政治民谣通过揶揄、嘲讽等修辞手段,系统性地解构了议会派的上述主张。它们不仅揭示了议会派话语背后的经济利益,而且反对议会以投票方式剥夺民众财产和自由的做法,进而表达了对破坏既有社会秩序者的批评和厌恶态度。此类民谣的叙述框架普遍延续了时人熟悉的“君臣模式”,即议会派及其领袖人物在时局变动中并未开创出对民众有利的新制度,而只是成为新君主。同时,这些民谣对议会主权的消极认知也构成了这一时期英格兰制度文化的重要面向。大量保王派政治民谣的存在表明,议会派在战场之外承受着巨大的民间舆论压力,这些反对议会的民谣是当时出现的暂时性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格兰银行业的早期现代化

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英格兰银行业从商人、誊写人、金匠等行业中孕育而生。英格兰银行业的起源虽晚于欧洲大陆,但它却通过赋予汇票新功能和在储蓄基础上发行纸面信用票据而成为后起之秀。通过金融网络,银行家把金融创新工具运用于各类投资。利用这些创新和国家主权的支持,英格兰银行将国债货币化,提供了大规模的通货供给。在货币缺乏的时代,英格兰的早期银行业由此具备了货币创造的功能,使货币体系相对较好地适应经济变化的需要。英格兰的银行业凭借通货上创新和创造,超越了欧洲同业,并率先开始了现代化。

英格兰议会公共请愿的创始及特征

13世纪,公共治理在英格兰王国的兴起,引发了公共利益的维护问题;由贵族向议会呈递公共请愿,遂成为处理该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具体来说,从1290至1314年,利用优越的社会地位,贵族不断以王国共同体之名向议会呈递请愿,以维护其认可的公共利益,是为公共请愿的创始阶段。与传统的议会请愿相比,公共请愿涉及较为重要的公共治理问题,由此体现了广泛的公共利益。在此后的公共治理权之争中,公共请愿逐步具有了两个主要特征,成长为一种新型的议会请愿,最终推动了公共立法的发展。所以,公共请愿的创始是英格兰王国公共治理兴起的一个重要表现。

安吉利亚:怀旧的乌托邦——巴恩斯小说《英格兰,英格兰》解读

在巴恩斯小说《英格兰,英格兰》中,持续衰退的英格兰更名为安吉利亚并转而向过去寻求幸福。然而,这个人为创造的怀旧世界并非一曲真实的田园牧歌。安吉利亚人发现那些为重现过去所作的笨拙努力并不能让其重温过去的时代,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发明一套更具象征性与仪式性的新传统以便与现实达成妥协。安吉利亚终究只是一个怀旧的乌托邦。

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精英与基层执法

在近代早期英格兰,警役作为负责收税与治安的基层官员,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主要由一批在财产、年龄、男性家长和老住户身份等方面占有优势的乡村精英担任。受制于王室官员与村民代表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警役认同国家权威,积极执行国家法律;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当地社区的一员,又会考虑邻居的意见,有时为照顾周围村民利益,不惜违抗上级命令。从17世纪后期开始,警役人员的具体构成发生了变化,大量一般村民出任此职,而众多乡村精英则逐渐退出,这使得警役的官方属性逐渐超越社会属性。从基层执法看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形成,需要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乡村精英参与基层执法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

都铎早期英格兰地权冲突与立法应对——以用益授予为中心的考察

诺曼征服后,英格兰进入封建社会,形成了以封土为纽带的封君封臣关系。封臣需要向封君履行封建义务且不能自由处分土地。到中世纪后期,封臣广泛借助用益授予进行规避,产生并激化了双方之间的地权冲突。都铎早期英格兰处于封建王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阶段,国王亨利八世在对外摆脱教会控制、对内加强国家控制之时,借助议会之手全面规范用益授予以控制土地流动,获取封建权益,树立国王权威。土地立法进程相当曲折,国王通过分化议员与输送利益的方式推动了《用益法》和《登记法》的颁布,很快又因为普遍不满和国内暴动进行了妥协。尽管土地立法效果未如国王所愿,但用益授予获得了合法地位,用益主体之间的信义关系亦得到承认。

18世纪英格兰的家庭养老模式及其性别差异

18世纪被史学家誉为英格兰老人的黄金时代,是家庭养老、教区养老和济贫机构养老模式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家庭养老模式更受老人欢迎,主要由老人、配偶、子女、亲属或亲近者提供衣食住行、医疗和精神抚慰等养老资源,更适于有居家意愿,对家庭有依赖,并具一定经济来源的老人。这一模式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转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老年群体在财富、资源有限情况下的习惯约定与暂时满足,它除了具有通常意义上的阶层差异外,还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老年男性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他们更容易获得养老资源,依赖配偶和未婚子女照料。而老年女性则依赖丈夫收入,更倾向子女的家庭照料。以上差异反映了18世纪英格兰社会养老资源的覆盖程度、家庭养老的承受能力以及老年女性的社会地位。

中世纪英格兰妇女陪审团与父权制司法

以男性为主导的中世纪英格兰司法制度存在对女性的怜悯,这主要体现在女性犯罪者享有“怀孕抗辩”的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妇女陪审团。以往学者认为,妇女陪审团会协助女性罪犯逃避死刑的惩罚,它显示女性具有相对于父权制司法的独立性;然而,司法档案显示,女性罪犯提出怀孕抗辩的几率并不高,且她们提出的怀孕抗辩请求有时也会被妇女陪审团驳回。中世纪有限的医学水平使得妇女陪审团的检查鉴定工作粗糙且存在困难,判断的具体标准随着时间变化。整体来看,妇女陪审团的作用存在局限性,始终受控于由男性操纵的司法之下。

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铁路再生策略及其支撑体系解析

本文聚焦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铁路再生经验,系统思考区域铁路遗产再生策略背后的支撑体系,以期对我国铁路遗产保护与再生提供参照。首先,文章系统梳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交通、工业与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建立区域铁路遗产所在的宏观语境。随后,针对新英格兰区域铁路遗产再利用现状,提炼交通再生、文旅再生、绿廊再生三类更新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流变、保护原则、保护体系三方面深入,解读再生策略背后的支撑体系。最后,依托新英格兰地区铁路再生经验,对我国东北区域铁路进行展望。

英格兰足球职业球探研究与启示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总结了英格兰球探发展历史、培养体系与内容优势,深入解析了英格兰球探常规与新型人才识别指标:技战术因素、身体因素、心理因素、相对年龄效应、科学数据分析和环境制约因素,提出了完善我国球探培养的启示与思考:以政策文件为导向,持续完善科学化球探培养体系;以中国足协为引领,统筹推进系统化职业球探网络;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加快构建标准化球探评价体系;以全球化趋势为机遇,接轨国际职业球探发展。

都铎英格兰宗教改革初探

宗教改革是１６世纪欧洲范围内普遍发生的近代早期民族独立运动。英格兰宗教改革以圣经为准则，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从政治上伸张世俗权力，从教义上和仪式上改革教会组织机构，最终形成了英国国教。经过宗教改革，都铎王朝的专制王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英格兰摆脱了对罗马教廷的依赖关系。作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英格兰宗教改革不但打击了教权至上的中世纪教条和教皇权威，而且打破了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长期以来一统欧洲的政治局面。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叛逆罪适用范围的扩展及其内在逻辑

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叛逆罪是一种危及国王和王国统治的犯罪,其主旨适用于任何违反对在位国王本人应尽的效忠义务。基于此,国王、贵族与平民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从叛逆主体、叛逆客体以及叛逆行为三个方面不断演绎出新的叛逆罪名,由此导致叛逆罪适用范围的扩展。一方面,贵族、平民对国王过度扩展叛逆罪适用范围的行为加以抵制,另一方面,贵族、平民又不时加入扩展活动中。由此,王国共同体各方力量在此问题上达成一种动态平衡,任何一方极端的扩展行为都会招致他方的抵抗。因而,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叛逆罪适用范围的扩展是一场由国王主导、贵族与平民参与的立法与司法活动。

14世纪英格兰的税收原则与议会政治

14世纪英格兰王国的财政从封建性收入向税收型收入扩展,议会制度逐渐形成。在国王召集的议会中,平民代表对征税的话语权愈发凸显。百年战争爆发后财政压力剧增,下院以税收为筹码与国王博弈,1340年法令正式确立了“议会的共同同意”是征税的首要前提。此后,下院频繁运用同意原则限制过度征税,但战争的紧急必要性又促使下院为了王国命运提供财政支持。英法休战后国王试图扩展必要性原则,将和平时期国王和王室家庭的生活支出纳入税收的正当用途。下院则多次运用同意权重申必要性原则和共同利益原则,限制税收用途。14世纪下院与国王的长期税收博弈推动了议会政治的发展。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走私贸易及关税监管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对外贸易较为活跃,贸易额呈增长态势,关税成为王室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国内外商人以各种方式走私羊毛、呢绒等大宗出口货物,逃避关税,使王室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为了打击走私活动,王室政府不仅采取没收货物、监禁走私者等常规举措,还针对性地实施寄宿、货物抵押、运输证明等监管方式,甚至不惜以重罪惩处。这些监管举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走私贸易,但由于这一时期关税政策的特权并未惠及所有商人群体,导致走私贸易屡禁不止,再因税率上涨简单粗暴,致使治理效果低下。直至近代以后,随着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关税逐步放开,走私贸易才渐趋消弭。

戴维·霍尔与新英格兰清教政治研究

哈佛神学院戴维·霍尔教授是20世纪下半叶与21世纪初著名的新英格兰清教史家,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新英格兰清教社会史与文化史。然而,霍尔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也包含对新英格兰清教政治的大量探讨。近年来,霍尔更对新英格兰清教政治做出了直接和全面的论述。总体来看,霍尔继承了佩里·米勒以来为新英格兰清教徒“平反”的传统,将他们视作伟大的政治家。在2008年后的特定历史情境中,霍尔对新英格兰清教政治的态度也发生了细微变化,对其做了毫无保留的热情歌颂。

论苏格兰盟约派与英格兰议会联合关系的演变

从大不列颠的视角看,英国革命中的苏格兰因素对当时英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1638年苏格兰人民在盟约派的领导下最先开始武装反抗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与此同时,苏格兰盟约派也试图通过与英格兰议会合作的方式,构建两国全新的联合关系。革命期间,双方的关系曲折发展,由最初的合作演变为相互猜忌,直至最终关系破裂。关系破裂的最重要原因是,双方在联合的诉求上有着极大的差异性:英格兰议会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实用主义,而苏格兰盟约派则是为了重新定义两国传统的联合关系。当与英格兰议会的联合无法满足苏格兰方面的诉求时,与国王妥协成为盟约派一种合理的选择,进而导致与英格兰议会矛盾升级,最终使两者的联合关系走向终结。

英格兰教师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以教师教育研究生证书课程为例

文章以英格兰教师教育研究生证书课程为例,探讨英格兰教师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英格兰教师教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政府在不同阶段出台了相应政策,如加强教师教育管理、制定培训手册、成立相关机构等,以推动教师教育改革,提高教师教育质量,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当前英格兰教师教育主要有高等教育机构主导和中小学主导的培训项目两类,其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结合、持续性专业发展和培养教师的反思能力的理念。教师教育研究生证书课程强调大学和实习学校的合作,重视基于实践的全过程培养,注重反思性学习,但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可借鉴英格兰经验,重视国家政策与学校灵活性的平衡,强调高校与中小学的合作,培养学生的反思意识和终身学习能力。

英格兰河流污染严重

英国河流信托基金会(Rivers Trust)发布报告显示,英格兰河流污染日益严重,几乎所有河流的水质都无法达到良好或较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