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禺的《雷雨》到莫言的《鳄鱼》——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命运的根本思考

1930年代,曹禺的《雷雨》一举确立了中国现代话剧的经典意义和文学史地位,尤其是《雷雨》《日出》《原野》等剧作以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使现代话剧获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相当程度的认同。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莫言《鳄鱼》的出现,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话剧艺术的思考,人们清楚地看到,从曹禺的《雷雨》到莫言的《鳄鱼》,有一种一以贯之的追求,那就是剧作的根本冲突不仅在于剧情本身,更在于人的命运、人的欲望及其局限的永恒冲突。这里的“人”,是剧中人,也是剧外人,是作家,也是读者和观众。从《雷雨》到《鳄鱼》,不仅仅是话剧写作,不仅仅是舞台表演,也不仅仅是社会批判,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的人性批判。

小冰与莫言诗歌写作的跨媒介性及具名式焦虑的突围

微软程序小冰和莫言同年跨入诗坛并成为颇具话题性和现象级的诗人,其写诗行为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媒介文化的特殊性。二者的诗作呈现出鲜明的跨媒介性,在不同媒介形式之间又形成了较为瞩目的媒介间性。小冰通过两部诗集实现了由“算法”到“交互”式写作的转变,莫言则以富有对话性的长诗和相对成熟的抒情短诗宣告着小说、戏剧与诗媒介深度交流的可能。读者阅读的“具名式焦虑”需要正视媒介景观之中的悖论性呈现,以抵挡媒介文化对艺术作品产生的不具备信息呈现功能的喧哗和躁动。

混沌·向内转及变形术--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的叙述突破

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其创作的突破。该小说打破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叙述成规。小说虽然设置了“文革”背景,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文革”叙述,从而造成一种内蕴的混沌。在最初的阅读时,如莫言的老师徐怀中以及他的同班同学,都感受到了这篇小说的模糊性。小说展现出明显的“向内转”倾向,对于人物的内在心态、情绪、欲望进行了深度叙述。此外,人物形象的扭曲与变形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同时,小说的感觉化语言,也受到朦胧诗通感语言的影响。

莫言小说《蛙》中的姑姑形象分析

《蛙》是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的姑姑是第一女主角,她的一生经历了复杂而坎坷的命运。作为一个女性,姑姑的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从年轻时的“送子观音”形象到情感受挫的打击,再到晚年无意义的精神救赎,姑姑展现了女性在既定时代的悲剧命运。作为一名医生,姑姑不仅以个体身份存在,还承担着计划生育背景下特殊使命的社会角色。她的悲剧一方面源自社会力量对女性心理的异化,另一方面也受到外部因素对女性意义的削弱影响。此外,尽管姑姑在家族关系中居于女性长者的地位,但她仍无法摆脱男性宗法权力的支配,她的特殊社会身份与家族利益相冲突。最终她试图通过回归婚姻家庭来实现自我救赎,却再次成为男性话语的附庸。莫言通过姑姑这一角色的描绘呈现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命运和价值观念。

消费时代莫言文学再生产的三重影响因素

消费时代,文化资本、商业逻辑和媒体力量等因素都会影响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表现为对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再生产。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是文学界的大事件,但却引发了文化资本、图书出版、影视改编等多个产业的连锁反应,成为文学再生产的典型案例。这种再生产与社会心理、身份符号和媒体包装关系密切,为消费时代莫言文学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性条件。

人性的深海,先锋的大戏——论莫言新作《鳄鱼》

《鳄鱼》是一部构思了14年的话剧剧本。莫言自云2008年参观法国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时,看到雨果对话剧的爱好,又联想到萨特伟大的话剧,便决定写一部以逃亡贪官为主人公的话剧。这个题材似乎过于冒险,毕竟更多的人在为英雄树碑立传。但莫言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是一个能够比较深刻地揭示人性的角度,也是一个也许能够触及读者(尤其是贪官)灵魂的角度。”

当代中国乡土文学英译路径探析:以莫言与贾平凹为例

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莫言与贾平凹创作体量相当,所获荣誉相近,国内影响力难分伯仲,然就中长篇小说英译情况而言,二者在英译作品数量及译介效果方面相去甚远。莫言小说在译者、出版社及作家等的共同努力之下得以有效推介,而贾平凹小说却因创作手法、译者模式、传播途径以及读者定位的不足尚未取得良好传播实绩。系统梳理莫言与贾平凹中长篇小说英译活动的差异,并借鉴传播学相关概念,可以构建中国乡土文学的英译传播路径,助力中国乡土文学“走出去”。

莫言小说《晚熟的人》的叙事艺术研究

莫言小说《晚熟的人》中的叙事艺术用寥寥数语就能勾画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使作品的思想意蕴得到提升,并将其融入文本艺术结构之中,有利于文本叙述的策略,由此带给读者特殊的美学感受,启发想象力,并指导读者对作品进行深入解读,达到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和谐共鸣。其叙事艺术十分丰富,不仅留下了丰富了想象空间,也逐步构成了故事的发展框架,为我国小说提供了独特的创作手法。

莫言《蛙》中“姑姑”人物形象解读

《蛙》紧扣计划生育这一时代命题,在叙述姑姑的人生传奇中,以小人物为线索,集中笔墨塑造了一个内心复杂而矛盾的经典形象。莫言的笔触是辛辣而温和的,是细腻而粗犷的,他以时代的视角审视着小人物的命运,探析了现代思想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揭示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中的复杂性,分析了政策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基于此,结合《蛙》的内容简介,探究人物形象变迁,并从人性观的视角解读“姑姑”形象。

从文化翻译视角看《莫言:讲演新篇》英译中的文化“传真”

本文回顾了学界对文化翻译的多重解释,认为文化翻译指的是原文中特有文化内容/因素的翻译。在此视角下,本文选取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莫言:讲演新篇》英译本为语料,探究汉语四字结构、方言习语及特色词汇的翻译方式,揭示文化“传真”原则的把握尺度,希望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客观而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

莫言新作《鳄鱼》:一部先锋性十足的表现主义戏剧

2023年发表的话剧剧本《鳄鱼》可谓莫言的艺术创新力作,是话剧舞台上中国式的表现主义戏剧,得益于斯特林堡和曹禺等中外文学大师;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多向度多层次塑造上取得重要成就;剧作主题的复调呈现与“鳄鱼”繁杂的意象群需要深入开掘;对现实社会生活重大而敏感题材的勇锐拓展,将强大的艺术创新能量绽放在戏剧舞台上;凡此种种,值得我们做出高度的评价。

表情包、媒介场景与公号“莫言”的粘性——关于“公号文”的个案考察

莫言作为当代备受世界文学瞩目的中国作家,有关他“创作的方方面面以及各种相关问题,似乎都被发掘出来”(1),而他在微信他在微信平台开设的公号“莫言”,是媒介发展驱动的文化新现象,也是近年来最具“事件性”意义的数字人文案例之一。(2)除了写作事件本身折射出了“世界向我们呈现方式的变化”(3),公号文作为当下文学要素链新的组成部分,也将启蒙传统、文学史经典作家与大众文化等诸多问题链接起来,在数智时代的新语境里,拓展出大量无法回避的新问题。其中,关于当代人的数字生活以及当代文学如何面对数字化生存,考察公号文这一新文体的发生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重别样的视角。

古典与现代:莫言对中国文学的传承

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型作家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莫言在中国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全方位的滋养之下,选择和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审美人生哲学的艺术精神,寻找传统文化中的美学因素,凭借他个人天才般的想象力和敏感的感悟力,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活力因素和民间文学的精髓,将西方叙事的精髓和中国叙事技巧融会在字里行间,用以书写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构建了风格独特的文学世界。

“效用”与“情感”——论莫言新剧《鳄鱼》的两个象征维度

《鳄鱼》1是莫言在继《晚熟的人》之后拿出的又一部新作。莫言虽然以小说创作闻名,但是他多年来一直尝试着进行不同文体的写作,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戏剧。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戏剧创作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话剧作品《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都已被搬上舞台,在国内外先后上演了百余场。

超越地方性,超越中西之分——论莫言文学的“世界”书写

2023年,莫言戏剧新作《鳄鱼》出版,引发诸多关注,莫言也戏称要由小说家转型为戏剧家。其实莫言早前《蛙》等诸多小说中即有戏剧元素,且已出版不少剧本并被搬上舞台,戏剧家的身份早已有了雏形。值得关注的是,与之前《我们的荆轲》《姑奶奶披红绸》等偏历史或本土题材的作品不同,《鳄鱼》讲述了一个贪官携家带口跑到美国后的觉醒故事,更以“鳄鱼”作为欲望象征物,触及更多深层问题。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莫言为什么把贪官觉醒故事放到美国这个异域空间?

契合原著,英译传神--对莫言作品《酒国》葛浩文译本的英译研究

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不仅注重语言间的文化传递,更重视文学接收者对于译文中蕴含的精神旨归的领会。这就需要文学翻译者能够深切体会原著中的艺术意境和艺术创造过程,以最契合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运用巧妙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准确再现原作的内容与形式。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酒国》获得了国内外较高赞誉。他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保留并“创造”了原作的特色,为英语读者呈现了中国文化的无尽魅力和深厚内涵。解读《酒国》的译介历程,分析原作特质与译者的翻译策略,对于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价值、提升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无疑具有鲜明的启示意义。

“小说”中国:莫言小说塑造民间文化中国形象

如何评价莫言,是一个常谈常新的价值很大的学术话题,既为重写文学史提供科学遵循,又为中外小说创作提供有益启示。然而,与莫言小说写作在国外好评如潮不同,国内对它的评价呈现劣势,乃至有人斥责它是当代中国“写作暗流”,还附带批评与之关联的西方“翻译暗流”。其实,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层面上看,莫言超越了新时期之前“小说中国”宏大的百年写作模式,进而“小说”中国;莫言发现并创造了世界文学地理上的、作为中国缩影的“高密东北乡”这一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学地标;莫言以游民、民间伦理、高密东北乡、盯着人写、“小说”中国、万物有灵、听觉现代性,丰沛想象力、变形视角等独家写作秘诀和小说“新传统”,超越了前辈小说与同辈小说的写作范式,为中国小说写作别立新宗且开宗立“范”。此乃莫言“‘小说’中国”所塑造的民间文化中国及其独特意义。

论莫言小说中的“作者形象”——以《酒国》为例证

在文学创作中,“作者形象”是作品思想和修辞的焦点,是作品整体的核心。莫言小说中的“莫言”是“作者形象”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不仅寄寓于文本之中,渗透在创作的各个环节,而且还是作品的结构纽襻、语言主体和反讽对象。“莫言”以虚拟方式突破作者的“外位”禁忌,反映了莫言在小说艺术上的不断探索,对鲁迅所开启的“抉心自食”精神传统的自觉传承。

莫言《白棉花》版本考辨

作为“《红高粱》的姊妹篇”的中篇小说《白棉花》,最早公开发表在《花城》1991年第5期,是为“初刊本”;几乎同时,它又被收入华艺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的同名小说集《白棉花》,是为“初版本”。这两个版本时间接近,却又存在着明显的文本差异,以至于后来“花开两朵”——后来的“转载本”属于“初刊本”序列;2002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幸福时光好幽默:莫言电影小说精品》、2004年当代世界出版社“莫言文集”第10卷《白棉花》等则是“初版本”的延续。而2004年民族出版社“名著彩绘·莫言精品系列”的《白棉花》,虽以“初版本”为“底本”,但已经过全面修改,可称之为“改定本”,2020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白棉花》(莫言中篇小说精品系列)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一方面,我们力倡作家的版本意识,即尽可能保持作品文本的高度稳定;另一方面,作品的一次次修改、打磨,又确实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就结果而言,当代文学的作品文本与版本,往往是由作家与编辑共同完成的,而读者也是版本“最优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话语、时空、限度:再论莫言《白狗秋千架》的电影改编

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和由之改编的电影《暖》具有不同的语境:小说《白狗秋千架》在新时期革故鼎新中接续五四启蒙文化主题,完成书写中心和边缘位置的互换,既突破了一元化书写的禁锢,又成为新意识形态的表征;电影《暖》建基在改革开放的场域中,简化了原著主题,注入新的意识形态意涵。在意义生产领域,小说《白狗秋千架》的背景为山东高密东北乡,天气、物候和动植物成为莫言故事产生的要素,凸显生命力的顽强;而改编的电影故事发生在江西婺源(古徽州),北方的生硬被南方阴柔所替代,与爱情起伏、生活阴郁情调和哀而不伤的风格相契合。小说善于留白,没有给出乡村未来的发展走向,而改编的电影则以温情为底调,凸显乡土爱情的守护精神,坚定对乡土未来的信心,反驳现代社会的偏执。梳理电影与小说生产的不同语境、文化、场域和意象,可以发掘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两个时段权力话语的位移,勾勒小说和电影在乡土社会变迁中不同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