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英汉平行语料库的葛浩文译萧红作品中的黑龙江方言翻译研究

文章通过对自建的葛浩文英译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两部作品的英汉平行语料库进行分析,尝试对葛译本中的黑龙江方言翻译进行考察。黑龙江方言是以“站话”为主的乡土语言,常以四字格词语、“子”缀词语以及重叠形容词等语言形式实现生动、形象且带有一定情感色彩的语用功能。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生涯初期的“学术翻译”阶段,对中国文学乡土语言的翻译以“忠实”为主,少有“创造式叛逆”,期望能够为黑龙江文学外译提供一定的基础语料与研究借鉴。

论小说《马伯乐》的萧红式温情

小说《马伯乐》是萧红构思于重庆、完成于香港地区的一部具有讽刺风格的未竟之作,作品中呈现的批判性、幽默讽刺感和温情感备受学界关注。这种既温情又讽刺的写作手法——萧红式温情,与作家童年体验、个人情感经历、抒情风格有一定联系。可以说,小说《马伯乐》是萧红温情风格的延续,也是她心路历程的结晶和自我人生的探照。

副文本视角下的译者身份解读——以萧红作品英译本为例

译著中的译者副文本为译者构建自己的身份提供了物质场所。该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梳理萧红作品英译本中的译者副文本,进而解读译者葛浩文的身份特点。研究结果发现,葛浩文在其译著译者副文本中呈现出四重身份,包括精益求精的翻译家、治学严谨的萧红研究者、见解独到的文学评论家和匠心独具的续写者。这些身份交织在一起,共同助力译者有效译介原作。该文认为译者副文本为解读译介过程中译者所扮演的身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源,一方面丰富了译者身份研究的视角,另一方面为解读葛浩文的译者身份提供了新思路。

萧红文学的现象学研究

从现象学视角看待萧红文学的本质,其文本中的女性意识独特性、向死而生的生存哲学,以及独特的小说形式变易特征,均可解释为是一种意向性活动的结果。作家的生活真实与创作真实之间在文本世界里达成彼此渗入的状态。同时作品为现象逗留、真理显现自身提供基础,通过主观重塑时间和空间比例,作品成为大地澄明的场域。

萧红·萧红作品·萧红网页

本文力图通过对萧红及有关萧红作品、评沦文章的网页介绍，使大家认识萧红、欣赏萧红的作品，并 能够起到宣传哈尔滨市图书馆网站的作用。

萧红小说中的熟语研究——以《生死场》《呼兰河传》为例

《生死场》《呼兰河传》两部小说中运用了具有乡土气息的方言词和熟语,其中《生死场》一共31个,《呼兰河传》一共212个。文章通过对这两本书中熟语的分布情况、类型归纳、地域性和时代性以及其中的动物意象和文化意蕴进行举例、归纳分析,采用了文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为东北熟语研究和萧红小说用词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The two novels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the Hulan River” use dialect words and idioms with local flavor, of which there are 31 in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212 in “The Tales of the Hulan River”. This paper gives examples and inductive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typology, regionality and epochality of idioms in these two books, as well as the animal imagery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these two books, and adopt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Northeast idioms and the study of Xiao Hong’s novel words.

何人绘得萧红影 望断西天一缕霞──萧红研究述评

何人绘得萧红影 望断西天一缕霞──萧红研究述评王艳芳萧红，被聂绀弩称作“大鹏金翅乌”的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以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今当时的人们对人间才华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美国学者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说：’‘萧红的力作将因为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

风土因应视野下萧红家族两宅宅形发生研究

萧红家族自先祖乾隆年间逃荒东北,发家后多置宅院,其中呼兰县萧红故居与福昌号屯张家腰院具有较大研究价值。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与图示总结的研究方法,结合藤山一雄的测绘资料,系统梳理了萧红家族两宅的变迁历史,深入分析和比较了两宅风土因应特征,厘清了东北风土对两宅宅形的塑造,填补了东北家族宅院宅形研究领域的空白,丰富了东北地区传统民居的研究成果。

论萧红《小城三月》中的双重反思维度

萧红的绝唱之作《小城三月》采用儿童叙事视角进行叙述,叙事上的双重张力对全文的风格、节奏以及行文气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的天真与温情冲淡了小说的悲剧色彩,丰富了小说的内在意蕴,使小说达到了哀而不伤的境界,极具诗意。小说侧重对少女内心纵深的挖掘,这是对“启蒙”主题的深刻反思,即将表面之“新”误以为真正之“新”而带来的悲剧后果,也体现出萧红独特的叙事风格。

“平凡”也须有人懂——读萧红《祖父的园子》

《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历来都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点篇目。经过教材修订与改动之后,目前呈现在统编语文教材五年级下册。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后园”和“祖父”两个角度出发,品析文本中那份真挚的情感和萧红在表达与创作上的“平凡”,以帮助教师和学生读好与读懂萧红的作品。

“病驴”自况:重审萧红的“疾病”修辞法

萧红通过与疾病相关的修辞句式,在持续的常态中捕捉人事瞬间的“反常”,通过“审丑”与笔下的“被弃物”形成精神共鸣。萧红对“疾病”的观察和书写,回避了西医目视式的病理分析,着重铺陈“病症”,是反观诸己的病体“自况”。她以东北民俗语汇构建起传统诊疗的文本“仪式”,在“巫/医”和“人/鬼”的反转中,直指人性的“荒凉”。疾病修辞法不仅是萧红的创作技巧,也是萧红剖析自我、诠释异域文化、反思殖民地经验的思维方式,关联着萧红“小说学”在左翼创作阵营中的特殊地位。

从短篇小说《手》看萧红对鲁迅的继承和超越

萧红是一位颇有才情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她的成长、成名都受到鲁迅的极大帮助和鼓舞,她也潜心学习鲁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取得了很大成就。文章从短篇小说《手》入手,探讨萧红在塑造典型人物方面对鲁迅的师承,更就萧红在叙事模式和女性解放方面对鲁迅的超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叙事模式方面,萧红巧用第一人称“我”“我们”进行多视角叙事转换,游刃有余地表现主人公的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是萧红继承鲁迅基础上的开拓。在女性解放方面,萧红在女性经验的基础上,以女童王亚明为视点,关注女性命运,揭示女性悲苦的根源,指出了女性解放的教育方向,那就是女性自我教育的真正实现。

萧红小说的身体书写

萧红小说中有许多对身体创痛的直接描写,同时在小说叙事中人物的身体创痛是推动人物命运进程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部分构成了萧红小说非常突出的创伤叙事。这种创伤叙事与萧红青少年时期遭遇的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创伤密切相关;同时,创伤记忆在文本中反复地被书写的现象,构成了萧红独特的身体书写的叙事结构,创伤性的身体书写折射被困在创伤情结中的萧红,通过写作对创伤心理进行抵御与克服。另外,在这种身体书写中,对身体创痛的关注也成为作者切入下层民众日常和现实的独特路径,成就了萧红小说叙事的独特视域。

“寂寞说”辨析:从战争时间再论萧红后期的创作心态

“寂寞”是茅盾对萧红后期作出的总结性判断,也成为萧红研究中影响深远的既定视域。伴随批评话语的时代性转换,“寂寞说”也面临着质疑与重构,这一现象背后反衬出社会时间与个体时间此起彼伏的变化态势。借由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理论分析可知,“寂寞”实是1940年代抗日战争在时间感知与思想情感层面的集中反馈,而萧红在后期创作中忠实地记录了这种时代情绪,并有效地节制一己之悲,在写作中逐渐磨砺出“知寂寞而反抗之”的坚强精神。

论萧红《呼兰河传》的空间叙事特征

萧红在中国文坛上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在她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商市街》《小城三月》《马伯乐》《呼兰河传》《生死场》等多部经典文字作品。近年来,众多学者从叙事形态、空间形态等角度分析萧红小说的艺术内涵。《呼兰河传》是萧红空间叙事的杰出代表作,拥有地志空间、记忆空间、短篇叙事空间等特征。结合萧红与呼兰城的艺术构成,对《呼兰河传》的空间叙事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翠姨之死”与历史境遇中的萧红写作——重考《小城三月》的叙述问题

1941年,萧红发表了中篇小说《小城三月》,主人公翠姨的死亡往往被视作被启蒙者无路可走的悲剧。实际上,历时性地考察萧红的创作视域,并进一步分析小说叙述视角上的处理,可发现翠姨的自毁心理和自白行为更多地潜藏着作者肯定启蒙话语的意向。与此同时,小说借由人物的回顾性叙述,通过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眼光交叠,塑造了“我”这一女性启蒙者的形象,展示出“我”陷于“无地彷徨”的困境。文本内外的互文关系揭示了历史境遇中萧红写作的特殊意义。

言说萧红与萧红言说——论女性主体建构的可能性

萧红是20世纪最具悲情色彩的天才女作家,其在文坛的影响持续而深远,而有关萧红的研究也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围绕萧红的各类研究在丰富了“萧红形象”的同时,也使得外在世界建构的萧红形象始终存在着复杂的内在矛盾,其形象也愈加扑朔迷离。通过萧红的亲人、伴侣、陪伴者、朋友,以及后来者等不同角度的言说,建构出一个他人凝视的他者“萧红”;而萧红本人在各个文学文本中,又试图书写出一个拥有主体性的自我萧红。“言说萧红”与“萧红言说”是萧红研究的两个侧面,二者构成了一种潜对话,有必要深入挖掘二者之间的种种缝隙与矛盾,进而去探究当女性无法言说自我的时候,他人对女性角色与性格的定义是否有失偏颇,女性自我形象的主体性又能否成立,从而思考与萧红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们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萧红传记中的四个名称考释——文学与历史的“相遇”与“歧路”

传记的撰写需要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这关系到传记的真实性、可信性与创新性,亦是相关传记得到认可的基本前提与标准。萧红传记中的哈尔滨落难地、第一个孩子出生地、在北京入学的学校等一些地点和名称需要澄清。地图、商号名簿、建筑图纸、电话号码簿等新材料的发现,为文学研究与传记撰写提供了重要条件。田野调查中的实地踏查能够实现文本与语境的结合,促成萧红文学地图的重构、萧红文学地理的重叙与萧红文学史的重写。历史研究的相关方法可以为文学研究打开一扇门。

萧红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悲剧特征及其成因探析——以《生死场》《呼兰河传》为例

萧红以细腻而富有情感的笔触描写了在旧中国传统封建礼教观念对女性命运的束缚与摧残,她在《生死场》《呼兰河传》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悲剧特征的女性形象。文章以命运多舛的女性人物为切入点,对萧红作品中女性群体的悲剧命运进行剖析,旨在揭露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同时探究萧红书写女性苦难的原因和独特价值。

残缺的友情:经典的生成还是消泯?——重读萧红《手》

一直以来,围绕阶级社会背景、身份地位差异、教育不公等角度解读《手》,有可能遮蔽小说蕴涵的深层内容和情感。小说主要人物不仅有王亚明,还有“我”,“我”与王亚明的“友情”,是本文重读《手》的出发点。小说中王亚明的“生活细节”不仅通过“我”的叙述与观察呈现出来,而且“我”与王亚明共同完成了这些“生活细节”。“我”出入于“我们”中,与王亚明若即若离,“我”是与王亚明最亲近或者唯一亲近的同学,二人的“友情”逐步建立。突破“手”的束缚,彼此伸出“友情之手”,使小说题目“手”具有双重隐喻的特征。《手》描绘了一个含蓄蕴藉、温暖忧伤的“友情”故事,“残缺的友情”更显作品的深刻与魅力。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阐释,《手》才有成为经典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