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作郎官述论

本文从唐代著作郎官制的设置沿革,唐代著作郎官的选拔、职责及弊端与其文化意义三个方面探讨唐代著作郎在唐代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本文认为其所担当的职责是唐代社会崇尚文化特质的表现,是中国人重生厚死生命观的表现,是儒家的文教思想居于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反映。

唐著作郎官社会角色变迁及其与碑志文之关系

唐著作局隶属秘书省,置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四人。历代以来,皆以著作郎官领史职,专掌史任。贞观三年,太宗别设史馆于禁中,史官从秘书省中独立出来。自此以后,著作郎官不再负责修国史,而改任专司撰制碑志文等。对于这次职责重新划分的重要性,学界多专注于史馆的独立对于史学的意义和价值,而很少关注著作郎官社会角色变迁之后,其生存状态和创作心态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其对碑志文体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拟从社会角色转换入手,探究著作郎官生存状态和学术活动的变化,并借此考察碑志文体流变的外部表征和内在动因。

浅析唐代起居郎和舍人与著作郎的异同

唐代的史官包括记注官、专职修史机构的史官和非专职修史机构的史官。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属于唐代记注官,而唐代非专职修史机构的史官一般则指著作局的著作郎与佐郎。同为史官,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与著作郎在官职的设置、选任、迁转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分析与了解起居郎和舍人与著作郎的异同对于深刻地了解这两个官职有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佐著作郎与著作佐郎考

《唐六典》《史通》诸书中关于晋人任职佐著作郎还是著作佐郎的记载多有矛盾之处。综合《唐六典》《通典》《史通》中的各种说法,并结合《宋书》《晋书》及唐代一些类书中相关史料的记载来看,著作佐郎这一称谓至迟在东晋初年已经出现,并逐渐被史家采用,在南朝时成为著作郎之佐官的唯一称谓。

《通典·职官》“著作郎”和“佐著作郎”辨正

杜佑《通典·职官》“著作郎”条云晋制著作郎“进贤两梁冠”，“佐著作郎”条云“佐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与《晋令》《晋书》《宋书》《唐六典》不合。据考，晋著作郎进贤一梁冠，著作郎与佐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通典·职官》“著作郎”：“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进贤两梁冠，介帻，绛朝服。宋、齐与晋同。”此记与《晋书》《宋书》不合。据《晋书·舆服志》：“进贤冠……中书郎、秘书丞郎、著作郎、尚书丞郎……并冠一梁。”又《唐六典》引《晋令》曰：“著作郎品第六，进贤一梁冠，绛朝服。”

南朝的著作郎与著作佐郎

南朝的著作郎、著作佐郎作为国家的专职修史人员,在这一时期国家修史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只有把这两种官职的情况弄清楚,才能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史书编撰。

《晉書》、《宋書》“著作郎”條辨析

中華書局點校本《晉書·職官志》'著作郎'條曰:'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①百衲本、汲古閣本皆如是。點校本《宋書·百官志》中此條作:'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②@兩則材料出現了一處異文,即'著作郎'(正郎)與'著作佐郎'(佐郎)。杜佑《通典》與馬端臨《文獻通考》皆作:'晉制:佐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③《唐六典》所載與《宋書》同,

西安东郊出土韩索郎墓志

西安东郊出土韩索郎墓志１９８８年夏，西安市灞桥区狄寨乡任仿村村民在村东砖场取土时出上唐代墓志一方，现存狄寨一农民家中。志石近正方形，出士无盖。志高２８·２、宽２９厘米。志文楷书．共１６行，行１９至２３字不等，无纹饰。从叔乡贡进士韩绰撰文，再从叔乡贡进...

《神女传》《杜兰香传》《曹著传》考论

两晋时期有三种杂传体小说治古稗者很少谈到,即西晋张敏《神女传》、东晋曹毗《杜兰香传》和无名氏《曹著传》。笔者十多年前著《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前忐怪小说辑释》,亦未予以充分注意。这三篇小说作品原文已经失传,但所存佚文仍较完整。本文拟对其佚文进行辑录考证,并提出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两晋史官制度与杂传的兴盛

较之魏晋六朝的其它时期,两晋杂传的创作十分兴盛。著作郎为“清官”的性质,使其受到贵族与寒族士人的共同青睐。特别是两晋“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史官制度,为寒微士人凭借文史著述之才进入仕途打开了一个门径,激发了寒士们对人物别传的创作热情,由此导致了两晋杂传的大量涌现。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李颖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辉煌灿烂的历史阶段，梁启超曾经指出：“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①相对于以前各朝，这一时期，史家辈出，史学范围扩大，史书体裁增加，史籍数量剧增，“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略论三国时期的史学

三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时间短暂,但史学成就却十分突出。曹魏设立的著作官制度,使史职更加明确化、专门化。国史的撰修与私家撰著的蔚然成风,导致史书数量的大增和种类的丰富。西晋图籍分类的变化,与三国时期的史学发展分不开。

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秘书监、著作郎等到两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可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二者职掌更加明确,朝着专职图书编撰机构的方向靠近,主要职掌图书典籍的编撰、收集、整理,而与现实政治之间愈加疏远;其次,二者的组成人员、办事机构都已经基本固定,都有固定朝服,其人选在多数情况下,由本省长官独立选取;再次,已从著作官员发展成为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监,并从此摆脱隶属中书省的地位而独立成府。

陈寿《益部耆旧传》成书年代考──兼对成书咸宁四年、五年说质疑

陈寿《益部耆旧传》成书年代考──兼对成书咸宁四年、五年说质疑曹书杰陈寿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史学家之一，其著述见于文献记载者有十余种之多，《三国志》之外．以《益部耆旧传》对后世影响最大。《益部耆旧传》是一部重要的区域人物传记史书，曾为晋常璩《华阳国志》...

晋代史官选任制度考论

晋代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继承了曹魏始创的史官制度———著作官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史官的选任更为严格,但由于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受到了九品中正制的较大影响,许多士族子弟依靠门第得任史官,从而造成了晋代史官虽多但堪当史任者却相对较少,高水平的史著也不多见的现象。另外,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对南北朝亦产生了较大影响。

干宝《搜神记》的价值和意义

晋代新蔡人干宝，是一位很有学识、文笔优美的史官，曾任过山阴令、始安太守、司徒右长史、散骑常侍等官职，著有《晋纪》二十卷。《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称“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干宝一生著述很多，除了《晋纪》，还著有《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数十篇，还有杂文集行于世；而影响最大最值得称道的则是《搜神记》。

尤袤与《遂初堂书目》

尤袤,字延之,号遂初居士,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生于南宋靖康二年(1127年),卒于绍熙五年(1194年),“少颖异,蒋偕、施坰呼为奇童。入太学,以词赋冠多士,寻冠南宫。”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曾任泰兴令、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著作郎兼太子侍读、江东提刑、吏部郎官、太常少卿、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宋孝宗曾称赞他“如卿才识,近世罕有。”他的诗同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齐名,被称为“南宋四家”。卒后,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谥文简。 由于他长期担任国史院编修官、著作郎、太子侍读等职务,有机会借阅三馆秘阁之书,抄录到一般人难以见到的书。

试论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

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均非三国时期新出现的职官机构,但在三国时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过对这些职官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时期图书编撰出版事业发展情况的认识。

十六国史官制度述论

十六国时期，由于五胡君主的“正统观”和“汉化”意识，使汉晋以来史官制度得以传承。因各国民族、政治、地域情况不同，史官制度出现异变，形成复汉型、魏晋型、诸侯国型三类。魏晋型居主导地位，其兴替盛衰构成了十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主线。官方史学仍是十六国史学的主流，所撰国书主要是前代史和本朝史，国史内容很注意反映本民族的情况，这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亦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此是十六国官方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

西晋议《晋书》限断考辨

西晋议《晋书》限断考辨俞灏敏议《晋书》限断为西晋史学之大事，史学史著作于此语焉不详，资以论学谈文者遂多臆断，今以管见略加考辨。一、议《晋书》限断的时间西晋议《晋书》限断于武帝朝与惠帝朝各一次，见载于《晋书·贾谧传》（以下凡引唐修《晋书》者，书名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