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与古代小说现代研究著述的经典构建

关注古代小说现代标点整理本与彼时学者研究著述的现代书评,在理性思索与感性品悟的“期望”与“拟想”中,以价值定性的方式推动古代小说现代研究著述的经典构建。典型之例是谭正璧、胡怀琛、赵景深、毕树堂等人在各类书评中,持续推进比较视野下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著述在价值层面的意义构建。此举隐含着现代书评以不断新生的社会思想文化去消解时人研究的学术重构意图,希冀在“质之读者”的再构建中催生新的“辩解”。作为一种批评媒介,现代书评重提古代小说的现代研究著述时并非一味取悦他人。此举有助于在逻辑一致性与文化同源性的构建中,强化品评的主导性。这是古代小说的现代研究著述被予以典范建构的重要一环。

论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文体

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三种主要编写体例,也是编撰中国文学通史的三种主要文体。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通史,几乎都以纪传体写成,其主体是作家作品,也包括文体流变和文学风尚的系统梳理;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也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成功,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纪事本末体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它以专题讲述的方式建构全书,主要包括诗、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民间文学等文类,开篇还有长逾十万字的基础编,是对中国文学史所赖以生长的语言和思想所作的专题分析;编年体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由时间点切入,而不是由作家作品或学术专题切入,构成其显著特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只是学术著作,而不是教材,其价值和得失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合作著述与集体智慧:《三体》的跨媒介叙事研究

跨媒介叙事是指利用不同媒介的特性叙述故事,并且在统一的故事世界中进行衍生叙事。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作品的跨媒介叙事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得益于技术和资金的加持,《三体》以富有生命力和开放性的故事文本为叙事起点,以统一的世界观为“说明书”,借助多元媒介共同开发《三体》故事世界,为“三体世界”注入新活力。《三体》的跨媒介叙事经历了从作者独揽话语权到集体智慧参与叙事的多元媒介实践过程,其经验可为文学作品的跨媒介叙事提供参照。

宋人著述中的辽代捺钵史料钩沉

宋人著述中涉及较多有关辽代捺钵的史料,包括捺钵释义及路线与地点、捺钵营地及其相关情况、捺钵活动、扈从人员情况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就其价值而言,这些史料可补正史之阙失,并与正史相印证,对研究辽代捺钵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政治因素、情感态度和个人认知等诸多原因,这些史料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审慎辨别。

高兆生平游历及著述考辨

高兆为明末清初福建文坛一位重要的文人,不独文辞、诗赋及小楷卓然名家,同时也是寿山石、端石鉴赏家。其平生涉猎广泛,著述丰富,作品以《观石录》《端溪砚石考》最为出名,广为人知,但其生平事迹等情况却军有人知。本文主要在其《春蔼堂杂录文稿》、周亮工《赖谷堂集》及杨宾《杨子日记》等师友的诗文集基础上,按时间顺序简要梳理高兆的生平经历,并对其萧述进行考辩。

钱著述学“识味”--涉其角色、行当、笔意

大抵仰慕钱锺书著作的“文化昆仑”峰值的人,大多慨叹其述学文体之厚味也独步今世。可以从“识味四步曲”来体认钱著述学之厚味。第一步,先界定钱著述学意味之“厚”,是“厚”在著者将其豪贤式“人格自期”渗入其文体,大凡述学既要“本位”,又敢“出位”,此谓“异量之美”。第二步,这就决定钱著述学之“角色”系复合型,既守其鉴赏家“本位”,始终重视“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又敢“出位”当第二类美学家,因深究文学之美而涉足文论暨文艺史。第三步,若谓“角色”指著者对其学科的身份认同,“行当”当指著者对其“角色”的专业依托且执行。这就驱使著者将浩瀚的实例考证即显性“我注六经”,巧妙地安置到其精微精妙的“六经注我”的隐性框架,此框架即著者的理论发现暨史论建模。第四步,就史论而言,最能体现钱著述学之“厚味”构成的经典莫过于《宋诗选注》。这诚然不是所有专家能一瞥即辨的教材式书写,故只有难得的别具慧眼者方能体认即“识味”。可将能觉知钱著述学“厚味”的慧眼称作“变焦”视角(如王水照),以区别于学界惯常流行的、难以识别钱著述学“厚味”的“单向度”视角(如郑朝宗)。

近代中国“日本美术”的知识生成与传播——以著述为中心的考察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日本美术的成功转型,大批中国学者和艺术家赴日留学或考察美术,他们将学习和了解到的日本美术知识援笔成文,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也积极传布这些知识和讯息,为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近代中日美术的巨大反差,促使许多学人企图从历史、现状及国民性等方面揭示日本美术发达的行迹,于是引发了日本美术史研究和著述的热潮。近代中国“日本美术”的知识生成与传播,对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其明显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也给中国美术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组织研究:基于恩格斯关于战争与社会的著述

通过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可以探讨保罗·阿德勒(Paul Adler)倡议的对组织研究领域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式”(paleo-Marxist)创新。恩格斯对军事组织、文化、领导和管理的研究,特别是他对克里木战争中各方实力的分析值得重点关注。尽管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通常只是稍微体现马克思主义式观点,但它们阐明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式,打破了学界在语言转向后广泛流传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性批评。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对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主体性进行了有力而细致的分析,在(新兴的)资本主义语境中,组织文化正是通过这些主体性再生产出来的。尽管恩格斯把握到了现代军事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但他并未将这些组织文化还原为对这种形式的机械再生产。相反,他认为,虽然生产方式规定组织运作的框架,但这些组织也总是通过特殊文化和具体个体来运作的,而个体的操作与行动是可以接受内在批判的。

汇集名家经典著述“华大经典文库”出版

肇始于1903年文华书院大学部的华中师范大学,至今已历120年风雨。在120载历程中,华中师范大学与国家共进,与时代同行,创造了高等教育史上的诸多奇迹,留下了催人奋进的感人篇章,涌现出一批卓尔不凡的学人,已形成独具华师特色的育人理念。

金石传拓与晚清著述风潮

在古代雕版印刷之外,依据拓本成书亦是书籍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依拓成书又以晚清最为突出。本文通过对晚清金石著作、函札尺牍、题跋札记的梳理与分析,主要探讨了晚清金石收藏为何成书,拓本成书的几种类型,拓本成书过程中的拓本粘贴与技术要求,群体赠拓与金石成书。通过研究,本文指出,正是晚清金石器物的大量出土及金石拓本的传播与流通,才引发了晚清文人士大夫的著述风潮。

明末忠烈词人万惟檀生平及著述考论

万惟檀是明末以死节尽忠的事迹而见称、以《诗余图谱》的编撰而传世的一位忠烈词人。约出生于万历中期(二十一年,1593年前后),于崇祯十五年农历年末之际(1643)殉难,年约五十出头。兖州府曹县人,万爱民从子,其父盖为万俊民。崇祯元年恩贡生,七年至八年任曲阳知县;约十年至十五年入松江府幕、摄篆华亭县;十五年冬赴任保康知县,阅三月,李自成军陷城,不屈而死。与陈继儒、单恂、张慎言等交游,有诗词唱酬,颇获称誉。其著述数种除《诗余图谱》梓行外,余多散佚,清万名炜辑抄其《乐园遗稿》仅存诗四题五首,凡七绝四首、七律一首,可略见其诗歌特色与成就。

论唐五代笔记的著述体式

唐五代笔记散和杂的外部特征,与其著述体式相关。在取材途径上,耳闻目见与摘抄转录的材料来源方式,带来书写内容的随机和无序。在记录过程中,作者以纸为书写载体,以箧、笥等为储存工具,前者篇幅容量的有限性,后者分类功能的缺失,带来笔记散乱的文本形态;在编纂方式上,个体选材标准的确定性并不改变作品的整体面貌,而编纂手法的不同,则带来少量笔记分类、拟题的结构形态;在撰述状态上,作者所处的人生阶段和空间因素会作用于笔记体制,带来自由随意的书写形式,也赋予笔记冲淡雅致之美。笔记独特的著述体式是一种对逻辑严密、文意贯通之作的背离。

先秦时期淄博女性著述概观

女性著述是女性文化的重要载体,先秦时期淄博女性著述尤为繁盛,探赜索隐其历史发展脉络,于淄博女性文化、地方文化、地方文献等多方面研究兼有意义。针对女性著者、著述的特殊情况,对相关概念、地域的界定范围加以扩阔,钩沉史籍中记载的先秦时期淄博女性著述,同时通过推定《诗经》中或存的淄博女性作者,将淄博女性著述史上溯至《诗经》时代。在此基础上爬梳文献,以作者为纲、以作品为目,撷取精要,梳理、汇辑淄博先秦女性著述,并对其呈现出的与齐文化交相辉映的特点作以概要分析。

裴学海著述编年

裴学海为一代语言学大家,不唯《古书虚字集释》嘉惠学界,其古籍籀读、音韵研究、古汉语教材也多有胜义。唯学界知之者少。今藉董理裴氏著述之机,将其生平发表学术文章、杂文、诗词、学术著作按照年代分别系入,以见其学术前后变化之迹,并为裴氏研究提供线索。

相辅而行,始得无蔽——中国古代绘画著述中书画装裱理念的沿承与发展刍议

传统书画装裱是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古谓“三分画,七分裱”,装裱通常与书画作品构成整体而得以展现,故其多以实物形式传世并为人所知、所赏,与其相关的理论类文献相对较少。后人多从古代绘画著述或各类史料笔记中对装裱理念窥探一二。试通过对历代涉足书画装裱理念的绘画著述进行梳理,比较其中关于装裱的观点,并从技术方法、取材用料、艺术审美等多方面分析中国书画装裱的历史发展、风格沿承等。

历代博山著述考

博山,古称颜神,因孝妇颜文姜而得名,《博山县志》载:“周末,齐国西南郊长城岭下之北鄙,有孝妇颜文姜居岭下殁而有神,故后世目其地曰颜神。”[1]亦有颜神店、颜神镇等名。其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两千多年前已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博山人杰地灵,历代著述丰富,类型多样,反映记载的博山历史文化信息众多,是研究博山文化发展史、文明演变史的直接资料,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以及现实价值。特色上,博山历代著述作者身份呈现出家族化倾向,赵氏与孙氏子弟在历代博山作者中尤为引人注目,血缘关系与姻亲关系在他们之中突显。

明万历笔记著述方式初探

万历笔记主要以"赫蹏"为书写载体,以"巾箱""巾箧"等作为储存工具,片纸在书写空间上的有限、箱箧在分类功能上的欠缺,造成了笔记零散、杂乱的文本状貌。万历笔记的写作大多是在作者年老多病或公余闲暇时,作者消遣闲暇的心态决定了笔记自由随意的书写风格。万历笔记的记录大致可分为专录、漫录两大类别,两类笔记皆遵循一种"间断—累积"的成书模式。绝大多数笔记不分次第和类别,少量笔记虽有次第或分类,但其材料并未达成内在的统一。笔记独特的著述方式导致了其条目之间的"独立性""无序性"等特征,并最终构成笔记与论著在著述体式上的分野。

历代广西著述述略

自西汉至清代的广西著述——包括广西本籍人士的著述及外籍人士有关广西的著述,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宋元以前,广西著述的数量极少,并且,广西本籍人士的著述少于外籍人士有关广西的著述;明代,广西著述明显增多,且广西本籍人士的著述已超过外籍人士有关广西的著述;清代,是广西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著述蔚为大观,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超越了以前任何历史时期。自西汉至清代的广西著述大部分已散佚不存。历代广西著述文献,特别是流传至今的广西著述文献,是研究广西文明史、文化史、学术史等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就几种皖人著述目录谈地方文献著述目录的编制方法

就几种皖人著述目录谈地方文献著述目录的编制方法李艳秋近年来，研究地方文献的目录学家相继出版了几部地方文献目录著作。其中如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陈桥驿的《绍兴地方文献考略》（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王绍曾的《山东文献书目...

清代广西文学著述初探

清代广西的文学著述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也足可称道。著述以诗歌类数量最多,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主要依赖于家刊私刻流传于世,大部分文学著述已在历史的风尘中湮没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