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遥感生态环境指数的生态环境质量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加强对甘南藏族自治州近年来的生态环境质量分析与监测,可对该地区生态坏境质量格局建设与保护提供参考。以Landsat8 OLI-TIRS陆地成像仪的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数据,通过构建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运用遥感生态指数模型(RSEI)和主成分分析,对比分析研究区2010年7月、2015年7月及2020年7月遥感影像数据,对其生态环境质量做出研究评价。结果表明,虽然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质量较好,但是其生态环境质量格局演变程度较为明显,亟待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典型生态脆弱区生态空间规划与治理研究——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

生态脆弱区是生态环境易遭受破坏的主要区域,承担着水源涵养、物种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碳汇等重要职责,已成为生态空间规划与治理的重点关注区域。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处于西南山地农牧交错脆弱区,是我国修复青藏高原南缘滇西北高山峡谷生态屏障的关键治理区域。基于生态脆弱区异质性、不稳定性与时空波动性特征,剖析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空间治理面临的重难点与挑战,系统划定“深绿空间”、精细化划分“浅绿空间”,构建全域全要素生态空间治理体系,提出系统实施生态修复、多维度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增值、提升生态文化韧性的生态空间治理路径,引领典型性生态脆弱区规划治理与绿色转型发展。

果洛藏族自治州藏传寺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土地利用格局

果洛藏族自治州位黄河源头区域,生态环境脆弱,生态保护的地位重要。该州是中国格萨尔文化之乡,藏族人口占90%以上。寺庙作为当地居民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承载着多项文化功能,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土地利用格局对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1995、2000、2005、2010、2015、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在ArcGIS支持下建立缓冲区,利用空间统计的方法分析了藏传寺庙在不同海拔、坡度以及坡向上的地理分布特征,分析了果洛藏族自治州与寺庙0—6 km缓冲区内土地利用类型与景观指数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86%的寺庙分布在海拔低于4373 m的区域,其中分布在4046—4226 m高程范围内的寺庙数量最多;72%的寺庙分布在坡度范围为6—15°的斜坡地和15—25°的陡坡地。在研究时段内,研究区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草地;草地也是发生土地转移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其中,草地向林地的转移和未利用地向草地的转移是主要转移类型;建筑用地主要来自于草地的转移,1990—2020年增加了200%。寺庙0—6 km内3个缓冲区的耕地和林地面积占比均远远高于研究区平均水平,其中0—2 km、2—4 km、4—6 km缓冲区的林地面积占比在研究时段内的均值分别为19.99%、19.56%、17.69%,距离寺庙越近,林地受到寺庙的保护,原始森林得以保存。但景观指数显示,距离寺庙越近,景观格局的结构组成越复杂,寺庙的存在也可能导致了周围景观的破碎化。本研究为藏族文化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地区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厕所革命”背景下农村厕改优化设计策略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博峪村厕改实践为例

目的:随着“厕所革命”的深入推进,农村地区的厕所改造成为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公共卫生水平的关键举措。文章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博峪村的厕改实践为例,研究在特定地理和文化背景下,如何通过优化设计提升农村厕所改造的可持续性与适用性,旨在为其他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类似的地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推动农村厕改深入发展与长效实施。方法:基于“厕所革命”政策背景,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深入了解博峪村现有厕改实践的优缺点,结合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设计理念,探索适应当地环境的优化设计策略。结果:研究发现,传统厕改方案在博峪村存在技术上的不适应、民俗文化的设计脱节及后续维护困难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基于生态技术的地域本土化设计、基于藏族文化的空间一致性设计、基于民俗文化的功能协调性设计这三种优化设计策略。结论:在“厕所革命”背景下,农村厕改需要基于生态友好和文化尊重,充分考虑到地方环境和文化特性。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现状及对策——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为了探究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根据甘孜州统计年鉴以及甘孜州农业农村局的相关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调研了甘孜州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情况、经营范围、经营内容以及注册资金。结果表明,甘孜州农民合作社在生产技术、资金融资、人才培养以及合作社监督管理方面存在不足,未来甘孜州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应该从推动技术革新、增强扶持力度、重视人才培养、完善制度建设方面入手。

甘南藏族自治州土地利用与生态风险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

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基于1990—2020年每间隔10a的土地利用数据,拟探明甘南藏族自治州土地覆盖时空演变规律,分析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和驱动因素之间的驱动机理,利用IDRISISelva软件,通过CA-Markov模型对甘南藏族自治州2030年土地利用情况进行模拟预测并探讨了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生态风险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1990—202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草地和林地为优势土地利用类型,草地为主要转出土地利用类型。(2)1990—2020年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土地利用动态度较高,土地利用变化贡献率较高的是耕地、林地及草地,林地变化强度最大。(3)基于DEM、坡度、距道路距离、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因素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可见,人口和经济状况对土地利用结构影响较大。(4)采用CA-Markov模型对研究区2020年和2030年土地利用结构进行模拟预测的Kappa指数为0.88,预测精度较高。(5)研究区由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生态风险较高的区域为夏河县和合作市北部、玛曲县东南部,其土地利用类型以未利用地、草地和林地为主。

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探析

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方案符合甘孜地区实际,也顺应了当时藏族群众要求改革的愿望,但是改革伊始就遇到了叛乱,致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经过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在甘孜民主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部分干部对民主改革的性质,对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与阶级矛盾关系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分歧,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失误,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是党的民族政策在藏族聚居区实践和发展的曲折经历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西藏民主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认真总结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改进新时代西藏的民族工作也具有启发意义。

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馆藏铜镜鉴赏

铜镜作为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文章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馆藏铜镜进行鉴赏和历史探究。通过对铜镜的形制、装饰和铭文等方面的分析,揭示铜镜在甘肃地区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

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全民行动体系研究——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为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阐明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深刻意蕴。

甘南藏族自治州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使孩子们心有人爱 身有人护 难有人帮

10岁小女孩拉毛(化名)的父亲因车祸去世、母亲改嫁,她和两个弟弟的收养人家庭条件十分艰难。2023年9月,甘肃百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实地调查了解这一情况后,积极与村民委员会协商,帮助其家庭纳入低保,并鼓励拉毛参与中心项目活动。中心还给拉毛和弟弟送去了冬季御寒物资,与拉毛达成结对帮扶,定期提供陪伴服务,及时关注心理状态。

盛开在江源玉树的格桑花——玉树藏族自治州红旗学校义务教育教学改革掠影

1962年,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玉树州红旗学校顺利创办,距今已走过62年的辉煌历程。学校占地48亩,建筑面积15132.88平方米,各项配套功能教室一应俱全,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活动环境。学校现有教学班36个,在校学生1972人,藏族学生占97%以上,在编教师103人。多年来,学校如一面旗帜矗立在江源玉树,引领着玉树州基础教育发展。

如何在履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责中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报告——以海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检察机关在监督人民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申请的受理、审查、裁定和执行实施活动的同时,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予以监督,发挥着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一手托两家”的作用。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实现诉源治理是检察机关高质量办理每一起行政案件的理想状态,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检察机关应积极变革办案方式,通过调查核实、公开听证、释法说理等方式,针对性开展工作,消除当事人之间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分歧。

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水文调查成果及分析

拟建水库工程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境内,坝址以上流域面积34 km2,流域无实测水文资料,按照《青海省水文手册》(2018版)推荐的方法计算径流及洪水均偏小,与实测成果差距较大。项目组通过在吉乃沟及邻近流域开展水文调查对理论计算成果进行验证。在不同位置不同时段实测多次径流成果,寻找到4处洪痕,并对调查成果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表明:工程坝址95%频率实测平均流量为0.491 m^(3)/s,相比于理论计算值0.246 m^(3)/s偏大99%,变幅较大,分析主要原因是由于吉乃沟存在多处泉眼引起。不同重现期洪水调查所得值较理论计算值偏大13%~37%。最终水文成果采用实测数据作为工程设计依据。本文水文调查成果以期为后续的设计研究提供可靠的支撑。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启别村

位于腊普河中下游的启别村,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是腊普河畔的鱼米之乡。全村共14个村民小组,709户3096人。启别村以纳西族为主,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村“两委”依托绚丽壮观的人文景观、自然风光和名胜景点,大力招商引资,发展乡村旅游,现已形成集乡村旅游和农特产品购销于一体的发展模式。

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热贡艺术保护成果展在京举办

2023年12月27日下午,由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委员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七十周年·人类非遗热贡艺术保护成果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

青藏高原东部甘南藏族自治州农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前景

甘南藏族自治州南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接壤，西与青海省果洛、黄南藏族自治州毗邻，东部和北部与甘肃省内定西、陇南两地区和临夏回族自治州相连接，全州总土地面积3．87万平方公里，占甘肃总土地面积的8．53％。总人口58．24万人，其中藏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46．76％，汉族占46．04％，回族占6．86％，东乡、撒拉、满、土、蒙古等民族占0．34％。甘南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西秦岭山地过渡地带，地形复杂，高差悬殊，气候多样，变幅较大，多种地貌特征形成了从亚热带到高寒高原的各种自然景观。辽阔的天然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水力资源，为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三大资源优势。

青海三江源区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地退化成因分析

利用长期历史资料,分析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放牧活动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探讨20世纪60年代以来青海三江源区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地退化主要原因,结果显示:研究区是全球变暖的敏感地区,1961—2010年研究区气温升高、年降水略有下降、湿润程度下降,Miami模型、Thornthwaite Memorial模型和综合自然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模型(综合模型)模拟的该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均具有上升趋势,近50年来研究区气候变化总体上有利于该区草地生产力改善;研究区家畜年末存栏数60年代剧烈上升,至70年代达到顶峰,家畜年末存栏数与植被NDVI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P<0.01),草地实际载畜量过大造成牲畜对草地过度啃食,导致草地退化。研究区退化草地恢复治理的重点应放在减轻载畜压力、控制草地现实载畜量方面。

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信贷作为经济发展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备受专家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对信贷行为有重要的影响。通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掖市农户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不同民族农户的社会资本,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信贷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1)甘南藏族自治州社会资本总得分最低为0.91,临夏回族自治州社会资本总得分为1.20,张掖社会资本总得分最高为1.26;(2)从社会资本的每个维度来看,信任、网络和规范与信贷行为发生率呈正相关关系;(3)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信贷行为发生率也有促进作用,但自然资本对农户信贷行为发生率有约束作用。

藏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社会资本是继"人力资本"后另一个解释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重要工具。为了深入解析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需要研究不同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该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存量,分析了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并解析了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资本总量为3.42;②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农户社会资本得分最高的是信任维度,最低的是社团参与维度;③影响信任维度的主要因素有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影响社团参与维度的因素主要有户主受教育程度;④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里,宗教信仰对社会凝聚力维度、政治赋权维度和网络维度有重要影响。

生态补偿机制中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系统为例

以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构建以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实施成本为参数的参与成本模型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基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的考虑,构建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模型,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对生态补偿区域进行选择,采用聚类分析将全州划为5大等级补偿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临界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或可能补偿区,并对各类补偿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构建生态补偿额基尼系数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评价模型,分别评价了补偿额在受偿群体和补偿区域中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与不同等级补偿区的补偿效率。结果表明:①以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4776.4元/hm2·a)和机会成本(621.3元/m2·a)作为补偿标准的上下限,结合参与成本确定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补偿标准为1999.8元/hm2·a;②草地生态系统的补偿优先度与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呈现出吻合趋同的状态,即草地生态系统优先补偿区既是高效补偿区,又是重要生态区和生态脆弱区;③受偿者(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供给者)得到的补偿额有明显不均衡状态,而在补偿区域(草地生态系统)上的分配却处于绝对平均范围内;④草地生态系统补偿区的优先等级次序与补偿效率吻合,即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的补偿效率最高,每元获取的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38.18,是临界补偿区的14.68倍;次级优先补偿区的效率仅次于优先补偿区,每元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为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