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N中基于虚拟货币交易的高效率路由算法

由于容迟网络的间歇性连接等特点,以及节点自身缓存、能量等资源受限,DTN中的节点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自私性。自私节点的存在可能会提高网络的开销,降低消息的成功投递率。为了促进自私节点参与合作,提出了一种基于虚拟货币交易的高效率路由算法PVCT(Efficient Routing Algorithm Based on Virtual Currency Transaction in DTN),并结合容迟网络的小世界特性,提高了路由算法的效率。该算法利用虚拟货币交易的方式,并根据节点的基本属性、位置属性、社会属性等进行定价,节点根据设计的价格函数给出对应的报价,并利用价格函数合理地分配消息副本数。在PVCT策略中,节点根据判断情况分为正常节点和自私节点,当消息的跳数小于或等于两跳时,按照概率路由的策略进行转发;反之,当消息的跳数大于两跳时,若遇到的为自私节点,则执行虚拟货币交易的路由算法。携带消息节点的出价若高于转发节点的价格,则进行交易,更新各自的收益状态;否则,进入二次价格调整阶段以协调节点双方之前的虚拟报价。仿真实验表明,PVCT路由算法在DTN中能更好地促进消息的转发,从而提升网络的整体性能。

论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

合法、有效地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是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的时代新课题。在涉虚拟货币犯罪高发态势下,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已经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关注。虚拟货币技术所表现的匿名性、去中心化、易跨境性等特征给公安司法机关的处置能力和传统涉案财物处置规则带来挑战。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关乎司法公正、基本人权及信息网络犯罪综合治理成效,需要立足于虚拟货币监管政策与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兼容性,改革创新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方法,将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纳入涉案财物处置体系之中,同时强化技术手段在完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制度中的作用,建立健全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全过程处置程序及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全生命周期监管链机制,保障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合法性。

涉案虚拟货币刑事处置的全流程方案与正当程序

基于对虚拟货币“从严、从禁”的监管模式,我国司法机关无权直接追缴变卖涉案虚拟货币,由此促生了多种“迂回追缴模式”。司法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置日渐成为主流方式,但该方式存在诸多合法性与正当性责难,鉴此,司法机关未来的应对重心是如何构建委托处置全流程的正当方案。其中,应当着重解决如下问题:委托处置的前提条件、第三方机构资质的审查与境内委托程序、境外交易与结汇入境程序、涉案当事人与善意第三人等案外人的权利保障机制、确保资产安全的“控制下处置制度”。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生态与侦查策略研究

区块链技术的崛起不仅加速了数字经济与金融行业的革新,同时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传统犯罪向区块链领域迁移,以虚拟货币洗钱为代表的新型犯罪发案形势日趋严峻,呈现出高度组织化、智能化的犯罪特征,危害持续升级。为有效应对去中心化洗钱方式对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需在准确剖析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生态构成要素、圈层、行为流程与模式的基础上,借助大数据手段与专业分析工具,对虚拟货币洗钱资金流展开追踪,以交易地址为研判起点,以线上调证为侦查抓手,获取多维信息碰撞比对,全面穿透资金与人员关系。同时,在提高调证效率、强化标签功能、实现技术反制以及完善处置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改进与突破。

侵犯他人虚拟货币刑事案件的司法定性

侵犯他人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如何定性,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从刑法的财物判断标准来审视虚拟货币,其不具备“合法性”特征,在“价值性”上亦不符合现实、公平的衡量要求。因此,对于通过物理性非技术方法侵犯他人虚拟货币的案件,由于虚拟货币欠缺财产属性,不宜以财产犯罪予以处理。对于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侵犯他人虚拟货币的行为,根据其侵害的法益和具体行为类型,通过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加以规制。与此同时,立法机关应当加快构建保护数据安全的罪名体系,以完善虚拟货币和其他新型数据权利的法律保护。

虚拟货币概念演变、风险特征与监管模式研究

从货币形态演进的视角对虚拟货币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明确了虚拟货币与数字货币的概念分野。分析虚拟货币的风险特征及其生成机制表明,私人部门发行的虚拟货币缺乏稳定的信用支撑,导致其内在价值和市场不稳定,交易炒作风险和衍生风险要明显高于传统金融资产,因而它不仅不具有货币属性,更难以承担避险资产的功能。进一步从“监管力度”和“监管集中度”视角对虚拟货币监管模式进行分析发现,在若干监管共识的基础上,全球主要经济体针对虚拟货币的监管可以根据监管主体的集中分散程度和监管力度强弱程度分为四种典型模式,我国属于“监管主体较为分散,监管力度较强”的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完善虚拟货币常态化监管的法律体系、加强监管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优化数字人民币推行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论精准监管背景下虚拟货币的刑事没收

虚拟货币在我国严格监管的政策下,对其进行刑事没收出现了诸多困境,根本缘由在于虚拟货币本身种类繁多,特性错综复杂。“货币说”“虚拟财产说”“支付手段说”等学说对虚拟货币的定性分析,以及其他国家及地区将虚拟货币予以不同定性的监管策略,为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精准监管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在此背景下,应根据性质,将虚拟货币分为“网络虚拟财产”和“证券”,并根据不同的特性分别建构不同的刑事没收制度。

虚拟货币传销犯罪侦查难点与应对

当前,虚拟货币传销犯罪高发,其作案过程隐蔽、犯罪成本较低、犯罪传播速度快、涉案地区广、涉案资金复杂,社会危害性大,严重影响我国互联网金融秩序。公安机关在侦破此类案件时面临着犯罪线索发现难、证据获取难、资金查控难、侦查协作难等难点。公安机关应从完善传销预警监测机制,规范电子取证流程,加强资金链路追踪研判,推进警务协作与国际合作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侦查打击力度。

虚拟货币“禁止式”监管:法理反思与制度优化

我国虚拟货币“禁止式”监管的适用范围渐进扩张。在将监管重点设定为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无担保型虚拟货币,且国际监管合作不佳的前提下,禁止式监管对金融安全与效率的平衡符合比例原则。随着稳定币等新币种的发展,虚拟货币与传统金融体系的联系渐密,域外普遍将虚拟货币纳入本国新经济发展战略,并强化全球监管协调和跨境监管协作。在此背景下,禁止式监管难以应对虚拟货币的货币替代挑战,无法实现中心化主体主导和国际监管合作强化后的最小侵害效果。面对日趋激烈的数字经济全球竞争,我国应在保留“原则性禁止”监管立场的同时,允许适格主体从事人民币稳定币等特定虚拟货币的业务活动。此外,应通过储备资产隔离等方式保障持币人的赎回权,结合中心化法律约束手段和去中心化技术约束手段激励市场主体适当运营,并协调人民币稳定币与数字人民币、银行存款的法律地位。

论虚拟货币的双重法律属性

虚拟货币是一种通过数字技术创建、存储和传输的具有类货币属性的虚拟财产,因其独有的去中心化技术而不受中央银行发行和控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免受政治因素和国际汇率等影响。不同于传统货币,虚拟货币具有匿名性、自主性、可分割性、不可篡改性等特征,使得各国对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的认定不尽相同。时下,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在我国监管政策和司法实践中均存有分歧,致使数字经济向前发展的同时,相应的法律规制却无法同步。通行的“货币说”“虚拟财产说”“证券说”等观点,都离不开精准监管的内核。故此,区分我国不同类型的数字资产,按其特定属性实施双轨制的法律属性判定,有利于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有助于对违法行为进行科学打击,有益于虚拟货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区块链3.0时代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情报分析研究

[研究目的]提出针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情报分析工具和方法,以增强执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的能力,旨在响应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日益增多且侦查难度加剧的挑战。[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梳理国内外关于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情报相关研究,总结区块链3.0时代虚拟货币洗钱的技术和特点,提炼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情报分析的一般流程与重点技术。[研究结论]混币服务、去中心化交易和跨链技术成为当下虚拟货币洗钱应用的主要技术,应优化情报分析工具、技术和流程:情报分析工具呈现专业化和应用性特点;人工智能在情报分析技术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情报分析流程应注重一般流程的构建,包括数据收集与预处理、地址间分析、地址与主体关系分析、主体与行为分析,助力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追踪和分析。

区块链虚拟货币传销犯罪侦防研究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保障了我国境内区块链的良性发展。但仍有不法分子利用区块链技术在境外进行虚拟货币传销,吸引国内人员参与,此类犯罪呈现主体和标的虚拟性、传播迅速、欺骗性、“翻墙”操作、团伙作案等特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且犯罪空间由实体向虚拟空间转移,犯罪分子身份核实难、抓捕难,证据提取固定难,相关法律依据缺乏,这需要侦查人员转变侦查思维,在摸清犯罪网络、抓捕犯罪嫌疑人、获取证据、固定证据、追赃挽损等方面依据现有法律法规,树立大数据观,形成多方合力,预测、防范、打击区块链虚拟货币传销犯罪。

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侦查困境及破解对策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呈现高发态势,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目前,此类案件的侦破工作面临着洗钱行为发现、监测难,身份信息关联、证实难,电子证据收集、调取难,涉案赃款追缴、处置难等诸多困境。为有效打击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我国公安机关可通过采取建立动态监测、深挖线索,强化技术支撑、锁定犯罪成员,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创新取证模式以及健全虚拟货币追赃处置制度等措施,切实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源头治理,遏制其蔓延势头。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治理困境及对策

虚拟货币具有非面对面关系及匿名性、去中心化、交易快捷与不可撤销、跨国界性等特征,导致虚拟货币被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的风险逐步增高。我国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治理方面存在流通监管力度不够、证据收集调取困难、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司法认定难等问题。问题成因主要包括虚拟货币自身特性、法律供给不足及世界各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态度存在差异导致国际合作艰难等。为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我国有必要将虚拟货币纳入反洗钱监管体制,完善电子证据制度,加强国家间合作,不断完善反洗钱国际合作机制。

数字安全视角下侵犯虚拟货币的刑法定性与财产处置

针对实践中侵犯虚拟货币行为的刑法定性,审判实务中的裁判结果莫衷一是。刑法理论虽陆续提出了“计算机犯罪说”“财产性犯罪说”和“秩序性区分说”三种不同方案,但均存在一定疑问。解决侵犯虚拟货币的行为定性问题,应当充分考察我国关于虚拟货币的前置性规范文件,考量其数字安全保护视野的确立。以虚拟货币为规范对象的前置法,应将其界定为违禁品而排斥于普通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客体之外。解决上述问题,应当独立建构刑法规制方案,参照侵犯违禁品的财产犯罪路径对其予以定性;难以查清货币价值时,可依照情节定罪量刑。同时,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的要求,对于涉案财产处置应采用国家没收的方案,而不应返还给被害人。

虚拟货币犯罪治理难点及对策研究

网络信息技术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衍生出诸多以虚拟货币为主的金融产品。虚拟货币交易的技术优势,奠定了该类犯罪数据存储“虚实”兼备、资金流转高频、组织层级明显的特征。实践中,犯罪分子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网络洗钱、传销、诈骗、盗窃等各类犯罪表现形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然而,现有的虚拟货币犯罪治理工作在定罪量刑、追踪管制、线索落地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鉴于此,虚拟货币犯罪治理应从几个方面着手,一要统一法律规范,加强行业监管;二要积极拓展犯罪线索渠道,提升风险预警水平;三要提升取证能力,推动域外交流协作。从而有效提升虚拟货币犯罪治理能力。

基层央行审计视角下虚拟货币监管初探——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以比特币、莱特币等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虚拟货币,具有“去中心化”、难监管的特征,常被不法分子用于洗钱、赌博、诈骗等非法活动,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危害人民群众资金财产安全。202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3)》,首次将虚拟货币、NFT等虚拟资产统称为加密资产,表示加密资产风险事件会对金融体系稳定产生外溢影响。文章基于基层央行审计视角,分析当前我国及三明市对虚拟货币的监管现状以及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和完善虚拟货币监管的对策建议。

公安机关虚拟货币侦查平台的构建研究

虚拟货币具有去中心化、匿名化、跨境性等特点,推动互联网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也给犯罪分子跨境转移涉案资金提供了便利,给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挑战。虚拟货币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线索研判效率低、涉案资金处置难等诸多困境,建设和完善虚拟货币侦查平台既是“科技兴警”战略下智慧公安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犯罪侦查的现实所需。公安机关应当结合实战建设包括线索研判功能、资金处置功能、溯源审计功能在内的虚拟货币侦查平台,并辅以完善法律制度、实行警企合作、加强跨境警务合作、持续优化侦查平台功能等措施,不断提升虚拟货币侦查平台的时代性和实战性。

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侦查困境及治理路径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形势十分严峻,当前的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呈现出发案量持续上升、上游主体明显、涉案币种集中等特点。基于虚拟货币特征所形成的常规洗钱模式和跑分洗钱模式给公安机关带来信息线索收集难、证据获取不完整、身份关联证实难、赃款追缴处置难等侦查难题,侦查机关应当从共研预警监测技术、优化案件取证流程、提升专业知识能力、完善资产处置流程等方面,探寻一条行之有效的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治理之路。

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之刑法定性——基于“权利束”理论的展开

无论是将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的行为定性为财产犯罪、计算机犯罪,抑或认定成立财产犯罪与计算机犯罪的想象竞合犯,均有其局限性。故有必要在肯定虚拟货币的复合属性是行为定性的逻辑起点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对虚拟货币的多维度属性进行分置讨论。在技术维度承认虚拟货币的唯一属性,即数据属性;在规范维度承认虚拟货币的复合属性,即财产属性或数据属性,并适时引入“权利束”理论,将虚拟货币在技术维度上的数据属性这一物质基础作为“权利束”的“束点”,将规范维度上由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数据属性所衍生出的财产法益、数据法益等法益作为“分支束体”,构建起一种从“束点”到“分支束体”再到具体犯罪是否成立的相对开放的、多层次的、立体化的判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