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主导到政社共同生产:城市社区微更新的逻辑转换与实现路径

随着城市社区微更新作为一种城市存量空间再生产模式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有必要探究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深入考察上海市Z街道城市社区微更新的实践可见,由于基层政府服务项目的“碎片化”、社区的治理超载以及对民众主体性地位的遮蔽,行政主导下的城市社区微更新面临困境。在政绩逻辑驱动、运作困境推动和专家介入催化的综合作用下,城市基层政府通过充分动员社区民众参与、表达需求并进行整合,再加上政府内部的部门协同和流程再造,一种政社共同生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亦逐渐生成。政社共同生产模式下的社区微更新,不仅能够切实满足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还能够动员和激发社区民众的主体性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更是重构了政府与社会关系。

行政主导的双轨治理:新时代基层治理逻辑的一个理解框架——基于浙东横镇的田野调查

中国基层治理逻辑经历了从传统“社会主导的双轨治理”到当前“行政主导的双轨治理”的重大转变。新时代“行政主导的双轨治理”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国家介入(大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再造(小治理)的同步推进、共同强化,国家介入主要包括纵向派驻、横向扩张、全面渗透等三种机制,社会再造主要包括主体培育、平台搭建、活力激发等三种机制,同时行政轨道和社会轨道的互动关系存在两种面相,从表层看是相互合作,从深层看则存在张力。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需要更好地实现行政轨道和社会轨道的良性互动、相互赋权、动态平衡,从而迈向二元合一的基层治理新境界。

从行政主导转向国家主导:我国科研评价制度的理性选择

我国目前的科研评价基本上是行政主导,科研评价的主体常常是各级科研行政管理部门。科研行政管理部门鉴于自身的工作特点,所制定的科研评价标准往往借助于其他评价中介并且过于简单,因而使科研评价偏向了对科研"量"的追求而忽视了对"质"的评价。借鉴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基于国家主导的科研评价制度,我国科研评价制度应从行政主导转向国家主导,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科学研究的整体质量和社会影响。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基层政府行为:行政主导抑或合作共治——来自上海市P社区的田野调查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多元化的利益需求,社区建设亟待打破行政藩篱,扩展自治和共治空间。基于“强政府强社会”的理念,对上海市P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深入探讨基层政府行为的实践逻辑。通过剖析居委会选举、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基层自治模式三个关键事件,呈现了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三大行为,即协调行为、整合行为和资源配置行为。研究发现,共治型政府的行为逻辑体现为网络化的治理结构、以共识为治理资源、以合作互动为治理手段;同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未来趋势在于立足放权、共识、民主协商,通过自治、法治、德治培育解制型的基层效能政府和有行动力的基层社会网络,促推“强政府”和“强社会”的协同共赢。

三权分立抑或行政主导制——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体的特征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体特征,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即行政主导和三权分立。香港特区政体既属于三权分立体制的范畴,又具有行政主导的特点。三权分立、行政主导是从不同角度对香港特区政体特征的描述,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事物,也不是割裂的关系。全面概括香港特区政体的特征,应是三权分立基础上的行政主导制。

从“行政主导”到“有限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表明,"有限政府"作为"宪政"的核心概念,是善治良政的重要条件和原则。然而,行政主导下的全能政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政治的主要特点。本文在梳理"有限政府"理论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指出了目前距离宪政目标的差距,从"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关系出发,论证了"有限政府"作为中国政府改革目标的合理性,并从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确立针对政府政治的有效监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改革的基本路径。

合乎公众利益?——行政主导下专业规划师的重新定位

尝试剖析政府的专业规划师如何理解“公众利益”和如何以公众利益之名行事 ,从而探讨在重建市区的需要越来越迫切的情况下 ,香港整体社会可能面对的挑战和问题。笔者首先剖析香港的规划环境 ,然后讨论笔者对政府规划师的调查研究结果 ,最后以香港不断转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作结。笔者认为 ,更敢于提出诉求的民间社会已逐渐形成 ,民间社会要求参予界定何谓公众利益。因此 ,政府规划师需要反思他们对公众利益的理解。

地方高校二级学院行政主导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改进——基于L大学J学院的田野观察

当前地方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的主流依然是行政主导模式,在"去行政化"改革背景下,这种模式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对一所地方本科高校的二级学院进行田野观察,深入学院组织内部,还原真实的运转图景,挖掘该模式的价值取向、组织结构和运行程序,发现思想统一与权力控制的价值取向、多中心与潜博弈的治理结构、联盟决策与主体认同的运行机制,存在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急功近利有余而内生动力不足、约束控制有余而激发创新不足等问题,需要针对问题,反思改进,使之扬长避短,发挥最大效能。

从行政主导到制度化协同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构建的浙江实践与经验

数字革命需要政府从科层体制转变为全新的组织框架。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表明,除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外,实现数字化转型更需要通过推进机制去主动构建与信息技术应用相配套的组织制度、管理机制、组织架构、组织文化及组织人员。在数字化转型相对成功的背后,浙江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机制。这一推进机制的发展脉络是逐渐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制度化协同推进,形成了涵盖法制保障、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跨部门在线协同机制、考核机制等方面的一整套较为成熟和定型的正式制度与管理机制,从而使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以及行政部门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在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紧密协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稳定的动力结构。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制

对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特征的描述从制衡配合到行政主导,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基本法中虽未出现"行政主导"的字眼,但是其制度配置已经鲜明地体现了行政主导的特征和要求。行政主导制隐藏在循序渐进的原则之中,重提行政主导是重申循序渐进原则的要求,也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要求,符合基本法的精神。行政主导从制度配置变成现实效果并非易事,目前尚未实现,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包括制度配置、社会政治环境、权力行使、管理体制、政府自身表现等各个层面。要真正建立行政主导、树立行政权威,需要各种努力,其中重要的途径是组建牢固的管治者同盟或是建立联盟政府;而从长远来看,应考虑鼓励政党政治的良性发展。

行政主导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观察与政策反思——以网格化管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诸多地方践行了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具有鲜明的行政主导特征,不仅能充分整合各种资源,而且能通过一定的问责机制将民意需求纳入政府目标,客观上能有效解决复杂情境下的一些社会问题,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求。但网格化社会管理中的压力性机制和"锦标赛"规则不仅导致基层行政人员的压力过大,而且同时和源自草根的社会创新不同,行政主导下的社会管理创新未能充分动员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受动性和高成本等特点,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

行政主导下的简约治理——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权悬空的政治逻辑

审核政府预算是现代议会的核心权力,然而,中国省级人大作为监督政府"钱袋子"的核心政治机构,其功能尚未得以充分发挥,法律赋予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存在突出的虚置现象。深入研究省级政府运行过程可以发现,包括省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空泛化在内的很多政治现象都和"行政主导下的简约治理"这一政府管理模式密切相关。当前,应针对存在问题,从扩大公民参与;提升人大预算监督能力;修订公共预算的法律框架等三个层面入手,落实省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

贫困治理行政主导与社会协同的合作之路

贫困治理成效是判断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与否的核心标志。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可谓成绩斐然。在赞许行政主导所取得现实绩效的同时,也要看到贫困治理对社会协同的历史诉求。囿于行政权力集中性与统一性的偏好,在治理实践中难免存在一些潜在风险。结合"田东模式"与"郝堂试验"的治理实践,阐述了行政主导下的市场路径与社会路径中的行动者构成与合作化过程。为避免行政主导的潜在风险、培育社会反贫困的内生动力、实现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需要在"上—下""内—外"的双向沟通机制、"直接—间接"互惠的激励机制及"资本—资产"的互通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政府主导下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化水平。

基本法秩序下的预选式提名与行政主导制的演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政改的决定为特首普选提供了新的法律基础,延续并强化了政改以基本法与人大决定为严格法制框架的基本法秩序主义。这一决定具有保守渐进的法治特征,没有为泛民派诉求的公民提名或国际标准给出适当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治港方略从消极不作为向积极干预的转变,但这一干预并未超越基本法秩序轨道,是对基本法秩序的严格执行与守护。人大决定给出的是一种"预选式提名",这是由机构提名的法律属性以及提名委员会对选举委员会模式及其功能代表制基础之总体继承性决定的,由此构成一种作为"循序渐进"原则下政制发展阶段性框架的"预选-直选"式普选模式,而对功能代表制的基础性反思与重构则不在本轮政改范畴之内。这一保守性普选框架意图在于:以中央外部权威实质性干预确保香港的特首忠诚与"行政主导制"。这有可能造成泛民派更广泛的政治不合作及其在立法会内的优势发展,从而造成更严重的政府管治困难,推动行政主导制向有利于立法会方向的权力均衡体制演变。疏解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建构香港的执政联盟体制机制。

行政主导:香港特区管治之所需

实行行政主导体制,是香港特区管治之所需。因为,它不仅是香港历史实践的产物,而且是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同时它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趋势,也适合回归后香港特区现状的实际需要。实行行政主导体制,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

从行政主导到合作管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转型

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转型是在双重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国际环境管理变革呈现出从行政主导向合作管理转变的趋势;另一方面,国内环境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行政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的弊端开始逐步暴露。行政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不能有效地应对区域、流域污染问题、不能有效地应对生态系统管理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涉及多个行动主体的环境问题。合作管理的环境治理体系力图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整合行政、市场和社会参与三种机制的力量。从社会资源动员角度看,合作管理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强调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工程技术问题,而且更是社会问题。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转型已成为公共治理变革的最前沿领域和主要内容。

澳门宪制发展与行政主导制的完善

澳门回归后,行政长官广泛运用行政法规制定权,推行政府政策,立法权弱化,甚至出现行政控制立法的情形。为抑制行政扩权,澳门法院在多宗案件中对行政法规合法性进行审查,澳门立法会制定《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的法律,但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扩权的问题,澳门行政主导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变数。依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建立议员与政府合作提案机制,改造法官评议会,是进一步完善澳门行政主导制的必要之举。

行政主导转向多元共治:大学治理变迁中的冲突及调节

大学治理是对大学所有相关事物的整治调理,规划和调整着大学的发展和运行。我国的许多大学是按照行政主导的大学治理模式开展的,国家和政府扮演主要领导的角色。在去行政化的背景下,大学治理开始由行政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所要经历的变迁过程中,外显了多种冲突,其中最为凸显的冲突是惯习冲突、权力冲突和利益冲突。这种大学治理变迁中的冲突需要强化主体的参与意识,建立共治文化;明确权力界限,合理分配利益;协调大学内外关系,加强内外合作以及健全保障制度,实行公众监督的措施来调节。

论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下的行政权控制与监督——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行政主导是特别行政区政制的基本特征。这一制度安排既是基于历史的考虑,也是出于现实的要求。但行政主导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对行政权运行监督的不足。由于行政主导体制本身所具有的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特殊性,使得在实际运行中,在如何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控制等方面,依然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要健全和完善行政主导体制下的行政权控制与监督,应当从完善立法监督机制、依法规范行政权的运作、完善司法审查机制、扩大公民参与,以及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功能等方面入手,通过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实现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与监督。保证行政主导体制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有效和规范运行。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主导体制

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回归后实行了与香港相类似的行政主导体制。这既是对葡澳统治时期总督制的扬弃,又顺应了世界宪制发展的趋势,同时还吸收了香港、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揭示了这一点。但由于澳门社会自身的特殊情况,导致了澳门的行政主导体制在实施过程出现一些问题。澳门行政机关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在回归后的十年内因"行政独大"受到批评。因此,只有正确认识行政主导体制,理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强化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才能为行政主导体制的健康发展找到正确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