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认定的特殊规则——以监督管理职责为逻辑起点

法定职责是普通行政诉讼中确定适格被告资格的核心要件。以负有法定职责作为适格被告的认定标准增加了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难度。与以“个人利益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普通行政诉讼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是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客观诉讼,应以功能主义模式为进路,确定行政公益诉讼中案件适格被告的认定规则。立足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现法律统一实施的制度设计,应将内部层级监督职责、宏观管理职责、行政决策职责、规范性文件制定职责等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有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凡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均具备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资格。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程序规则体系的构建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2017年6月27日修改通过,标志着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和全面推行,也标志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公益诉讼双轨模式的正式形成。"后立法阶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以建构适用明晰的程序规则体系为应然走向。在程序规则体系建构模式上,应当选择在既有的行政诉讼框架下作合目的性的适当调整。同时,应当检视"两高解释"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试点中的既有程序规则,做好实践反思和经验提取,并依照诉讼的时空顺序,分别从诉前程序、起诉与受理程序、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四个方面展开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规则体系的具体设计。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能动检察理念下的行政公益诉讼立法

行政公益诉讼是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的重要内容。而能动检察对行政公益诉讼立法具有指导性。能动检察在行政公益诉讼立法中的展开,既要从行政公益诉讼类型的健全进行设计,发挥其整体运行实效,又要从具体运行机制的优化进行考量,实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独特价值。在行政公益诉讼类型健全方面,能动检察要求确立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实现源头预防;确立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为新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明确指向。在行政公益诉讼运行机制优化方面,能动检察要求在一体化体制下建立案件线索多元获取机制、完善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机制、健全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机制、建立全过程的动态跟踪反馈监督机制等。能动检察在使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释放其公益保护活力的同时,也要保持司法理性,这就要求行政公益诉讼立法确定能动检察的必要限度,尊重行政机关的执法专长,理顺检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论“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反思与优化

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对其生效的行政决定怠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无果的情形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于法有据”,但司法实践案例中呈现出的“诉讼的耗时性与环境公益保护的紧迫性存在冲突”“检察机关的胜诉对生效行政决定的执行仅有间接影响”以及“挤占虚耗司法资源”等问题却一再表明,对“怠于申请非诉执行的行为”不加区分地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欠缺合理性。“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泛化适用,既是对检察机关“全链条式”监督理念的误用,也是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限监督原则”的违背,还与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理论”存在冲突,建议将“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为履行职责类诉讼与确认违法类诉讼,对于前者国家可通过立法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执行申请权的方式予以“赋权替代”,对于后者检察机关可通过提起确认违法类诉讼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主管部门怠于履职行为的违法性予以“宣示”,实现“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构造。

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标准判断——以安全生产领域案件为考察对象

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社会各界对检察院在安全生产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重点关注。对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行政机关履职审查基准进行专门研究具有必要性,如何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是当前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公认的难题,当前多以“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和“复合标准”进行讨论。鉴于安全生产事故的严重危害性,在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行职责时,应重点从其客观上是否阻碍危害结果发生或是否遏制潜在危害源的视角出发,从其是否调尽行政资源方面进行审查,以此构建修正“行为-结果”判断标准,结合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法律本质、宗旨及功能,不断改进完善行政机关整体履行职责的判断基准。

浅析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

为适应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趋势,有必要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进行审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应有效监督行政权、维护制度公益、维护行政客观法秩序,目前其在拓展过程中存在具有主观性、呈现无序性、带有片面性等现实不足,应通过多种路径予以完善,具体包括:监督检察机关并发挥审判机关应有作用,克服拓展主观性;由碎片式拓展转向兜底条款设计,明确拓展方向;发展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提升拓展格局。

数字时代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发展与完善

检察建议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属于一种“柔性”检察监督手段。数字技术既能拓宽其线索范围,加强科学取证固证,保障检察建议质效,又能衍生和拓展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新领域。数字时代的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仍面临质效不高、与公益诉讼衔接不足、落实监督不强以及算法风险等问题,应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检察建议质量,从实体上加强检察建议内容的可操作性、从程序上重视检察建议书的有效送达、从技术上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有效衔接;应建设智慧平台,组织听证、磋商,采用公开送达方式落实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应厘定检察智能化数据利用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边界,并规避数据算法蕴含的安全风险。

社会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路径探索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自建立以来,治理效果明显,但检察机关单独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仍存在不足。检察机关资源有限,一元主体限制了社会主体意愿的表达,检察机关对公益保护的视野受限,作为国家机关,体制内监督的局限不可避免。引入社会主体可以弥补单一主体的缺陷,弥补资源的不足。对比公民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适宜的社会主体代表,其专业性和数量可以补充检察机关的疏漏,有序开展体制外的监督。应首先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试点,探明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资格条件,理清其与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关系,逐步确立社会组织的诉讼资格。

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条件探究

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是当下检察机关探索的重要公益诉讼类型,也是理论界公益诉讼研究的热点。从司法实践上看,该领域公益诉讼配套法律制度仍较为薄弱,实践中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尚存一定争议,对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阻碍。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方式,对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中“安全生产”“重大事故”与“重大事故隐患”“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单位”“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分析,厘清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受案范围、监督职责、诉讼前提以及诉讼对象等问题,进而明确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条件,为安全生产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提供助益。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从技术嵌入到制度融合

在数字法治的命题下,数字检察旨在赋能法律监督,解决其“权”与“能”的不匹配问题。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并非仅是数字技术的援用和辅助,乃是技术与制度、组织的结构性碰撞。数字技术在嵌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最初表现为技术对制度层面的程序步骤和监督方式进行逻辑修正,前者表现为将发现、调查核实以及诉前程序(检察建议)统合在同一逻辑层面,后者则指向于以数字画像拓展案件范围,监督视角可深入行政裁量,也投入数字空间。随着互动的逐级演进和议题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置身于“许可网络”,数字信息与技术成本抵消治理效能,数字思维超越法律立场等问题开始涌现。因之,需要在组织层面予以回应,在不改变原本组织单元的情形下,对数字技术做新的理解、安排、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数据过程集成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深入介入“行政乱作为”,推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融通共享,从而实现技术与制度充分融合。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权基础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环境法原则说、公益诉讼条款说和环境权说等,但这些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尤其不符合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角度来确定请求权基础,需要实现从原告权利(力)向被告义务的转向,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义务性,也有利于统一审查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环境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法律一般性规范和环境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样,需要对之进行体系化构造,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的义务,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之进行审查。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厘清

依据既有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原理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推导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需满足的四条标准:履职行为成熟、违法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具备司法审查的能力、符合经济性。以上四条标准可将实务中出现的上级未督促下级、提供环境公共服务、尚在履职中的行为、单纯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等四类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不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应发许可而不发、给相对人施加的负担高于法定额度、施加财产给付类行为和申诫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履职行为;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违法颁发许可、施加资格罚、行为罚和责令改正。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

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对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及维护国家与社会环境资源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法律与司法实践没有形成统一的“全面履职”概念与判断标准,应在结合当前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的特点与问题基础上,正确认定履职主体、合理划定职责范围、灵活确定履职期限、适度审查履职效果,从而为行政机关履行环境监管职责提供清晰的标准规范,更好地发挥检察监督作用,为法院的司法裁判活动提供判断依据,最终实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

地理标志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路径构建

地理标志是特定区域的公共资源,蕴含着地方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但现实中损害地理标志产品商誉的问题频发,暴露出原有保护模式存在弊端,如法律设置与行政管理存在冲突、行政救济程序与维权主体诉求不协调及地理标志、行政保护动力不足,亟须探索新的保护路径。行政公益诉讼在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参与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价值突出,引入行政公益诉讼对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保护,首先要以“公益”为核心,合理把握地理标志保护概念,遵循动态性与区域性,审慎厘清地理标志保护边界;其次坚持实行“精准+综治”办案程序,实现诉前精准监督效果,诉后综合治理提升工作;最后在线索查办、考评、外脑人才库建设等方面完善体系化配套机制。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对于解决环境资源侵害问题的一项创新性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环境资源意义重大。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而我国法律对这一关键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对理论界及司法实务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复合标准、二阶层说的核心观点、理论依据以及弊端或缺陷等内容进行分析后,提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应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补充。

论体育行政公益诉讼的推行及其边界

为了督促体育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维护公共利益,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保障公民体育权,可以尝试引入体育行政公益诉讼,将体育主管部门在公共体育设施规划建设管理、体育活动组织开展、体育教育质量管控、运动员等级及武术段位证书发放等方面违法行使职权、不作为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该诉受案范围。在满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时候,依法由社会组织或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生成与实践审视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意义在于更新治理方式,推求具有风险预防意义的客观法秩序,以及反向推动案件范围的拓展。就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而言,在类型维度,包括了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在空间维度,监督范围超越自然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界限;在功能维度,则会导致司法介入的功能重组,激发整序行政的展开,以及开拓法治化治理空间。然而,案件覆盖范围被不当切割、监督对象被不当限缩以及缺乏跨行政区域的专门性检察机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施之隐忧,应当对此提出完善方案。

行政公益诉讼程序制度的规范续造

从实践来看,当前我国公益诉讼法治模式决定了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程序规则的专门规定较为简单,仍主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检察建议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已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特色制度,诉前程序案件已成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主要类型,诉前程序已成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结的主要方式,充分发挥了节约司法资源的重要优势和分流功能。但包括诉前程序法律定位、检察建议内容效力、诉前诉讼程序衔接等在内的诉前程序规则还存在一定缺陷,在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期限规则、起诉阶段规则、审理程序规则等方面亦存在较多理论争议和实践困惑。在我国公益诉讼立法专门化、统一化、精细化阶段,应通过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或者制定统一的“公益诉讼法”,健全案件线索来源制度、检察建议制度和审判程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