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行政合规融入行政执法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了多起“小过重罚”案件,其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机关在制度层面缺乏一套“出罚”的制度工具,难以激励基层执法人员主动作为。企业行政合规是解决“小过重罚”问题的重要制度通道,能够有效解决行政执法机关“罚不下去”的现实难题,实现处罚谦抑与过罚相当。从理论上看,企业行政合规以功能主义为基本导向,以《行政处罚法》主观过错条款、首违不罚条款等规范为制度依托,有助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依法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将企业行政合规融入行政执法,应从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和企业行政合规激励两个维度展开制度构建,并将企业行政合规激励放在制度建构的中心环节。

行政合规裁量扩张论

行政合规裁量扩张论将行政合规中行政机关对企业减免处罚的行为,视为行政机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规定,但符合法律规范目的情形下,所作出的扩张行政裁量的行为,从而消除“行政权不可处分”原则与行政合规之间的龃龉。行政合规裁量包括契约裁量和处分裁量两阶段构造,是否合意构成了契约裁量与处分裁量的界碑。合规契约不具有执行力,行政机关有权裁量契约要素在合规处分中的比重,故合规行政处分仍是单方行政行为。行政合规裁量扩张应满足裁量授权规范的保护目的;把责任从企业外部有限度地转化到企业内部,实现实质制裁;在处分裁量后,再加上非类型化监管行为。对此,应基于规范保护目的,明确行政合规裁量扩张的界限,从而实现法益保护与规范效力的保障。

行政调查中行政合规和解模式的兴起及实现

行政和解试点期间,高盛行政和解案、上海司度行政和解案两则案例并未明确引入合规机制;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规范亦未规定企业合规激励要素。这就导致行政和解蕴含的契约行政、合作行政价值难以充分彰显,企业合规具有的激励功能无法融入行政监管实践。“紫晶存储案”将企业合规与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相结合,为行政和解制度注入合规激励机制,在实践层面开创了“行政合规和解模式”。现代行政法治图景中,行政监管从违法行为到违法风险、从行政威慑到行政激励、从追究责任到追求效能的全方位转型是行政合规和解模式兴起的现实基础。未来,行政合规和解模式实践应当立足于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具备的过程性特征,事前评估当事人合规承诺,决定是否适用当事人承诺并签署认可协议;事中践行当事人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全过程指导,协助当事人充分履行合规承诺;事后评估当事人合规整改有效性,认定当事人是否存在未履行或者未充分履行合规承诺并决定是否终止调查。

行政监管视野下涉企行政合规指导路径探析——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涉企行政合规指导是行政执法部门依法依规提供行政指导服务、助企促企合规经营的重要制度,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江阴市探索建立涉企行政合规全过程指导机制,在梳理指导清单、构建容错机制、提升监管质效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深入推进涉企行政合规指导工作,要以标准化、体系化、制度化为抓手,提升涉企行政合规指导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规范性。

行政审判周期内法院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逻辑基础与路径构建——以《行政处罚法》减免条款为视角

对比刑事合规,企业行政合规可以凭借《行政处罚法》中的减免条款,获得更有利的激励空间。然而,行政机关在企业合规认定上同时面临着法律供给不足、适法困难以及难以认定企业主观状态的执法困境,导致企业转而寻求司法支持。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法律解释功能及终局性裁断属性为企业获取宽缓的行政处罚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对此,应明确法院于行政审判周期内的参与时机,界定法院监督者、引导者、组织者的角色定位,阐释合规启动方式,从审查次序、审理期限、证据审查、文书表述上构建“二层四步”合规审查机制,并根据企业合规事实构建“六阶段”诉讼审查流程,助力企业依规经营。

企业行政合规强制的反思与完善——以元规制为优化思路

行政合规强制作为推动企业合规管理最有力的方式,在证券监管、网络数据等领域已初步建立并适用,呈现出压力性、监管性等实践特征。但处于初建阶段的行政合规强制机制,具有碎片化、分散化的特点,存在重监管轻激励,合规与激励联系被切断的问题,违背了合规理念,有自我规制异化为行政监管之嫌。在引入与合规存在相同秩序理念的元规制作为优化思路后,可通过强化规范供给,构建外部合规规范架构,实现行政合规强制中监管与激励的再平衡。此外,通过元规制倡导的合作规制,减轻行政监管负担的同时保障行政合规强制中自我规制权的有效行使,在行政机关与企业的合作规制中实现规制目标。

药品企业行政合规激励机制:解析与进路

相较于刑事风险,我国药品企业面临着更高的行政处罚风险,囿于药品企业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及所面临的执法环境,应该构建涉案药品企业行政合规激励机制。从实施药品企业行政合规激励的可行性来看,《药品管理法》确定的严罚原则使得涉案药品企业难以承受,法律授权和法律监督体系的重构形成对药企行政合规激励的控制,药品专业监管体系有力保障涉案药品企业落实合规激励协议。实施药品企业行政合规激励机制的路径:做好法律制度的构建,为合规激励提供法律支撑;转变药品企业监管执法理念,严惩中贯彻宽严相济原则;重视特色药品监管科学发展,构建协议履行人工智能监管平台;丰富权力监督手段,实行违法药品企业合规激励报备制度。

基于标准化的企业行政合规浅析

以行政压力为主导的企业合规推进方式、激励机制落实不健全或缺失,行政监管部门和检察机关之间缺乏沟通协调机制以及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缺乏规范性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制约着我国合规管理的发展。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持续深化,离不开行政监管部门的全面配合。要继续深化改革,需要在行政合规管理方面进行优化。对此,本文在分析合规管理体系标准的作用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标准化支撑加强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工作的建议。为了确保加强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工作建议落到实处,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合规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合规管理体系标准的作用,并提出通过标准化落实加强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工作的建议。

论企业行政合规激励中的信用监管

目前有关企业行政合规的讨论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市场秩序的根本任务视角看,企业行政合规的内容和逻辑均致力于回应市场主体遵法守纪这一根本性市场治理任务,它是市场秩序的基础性存在。因此,激励企业产生合规自律就是企业合规治理的终极目标。在信用工具被作为市场治理基础性着力点的大市场监管背景下,企业行政合规把为企业减负作为逻辑出发点,将市场信用监管镶入企业行政合规激励便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信用经济的本质,以及信用工具的监管资源整合力和统制力,决定了市场信用监管成为企业行政合规激励的基础性手段。从企业行政合规清单制和合规承诺制入手,以企业行政合规信用评价为控制机制,建立起以行政处罚减免和“其他信用激励”措施为支撑的企业行政合规信用激励机制,可以成为一种基本的机制建构模式与进路。

法律激励视角下行政合规问题研究

在依法行政的理念与规范框架内,行政合规轻罚均可以获得合理解构与法律支撑。相较于当前探索的刑事合规而言,行政合规具有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与更为顺利的推行通道。其适合地方先行先试,并在助推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价值巨大,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路径选择。行政合规制度建构应恪守公益优先、自愿、专项整改、严格依法的基本理念;合理界定适用主体及案件范围、适用领域;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明确六个阶段运作机制及流程。合规指引、廉政风险防范、监管机关协调与协作等制度辅助对于合规目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企业行政合规制度体系建设的困境和发展探究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在社会治理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经济行为方可生存,因此法律和民生与企业行政合规息息相关。如何在国家政府提出依法治国行政的政策下建立并实施企业行政合规体系,对于企业和行政机关都是严峻的考验,因为两者同时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且社会治理需要借助两者的力量。近年,我国方才提出企业行政合规,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企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也面临着触犯法律的诸多风险,所以建立企业行政合规体系迫在眉睫。笔者认为,目前有三个方面可以解决如何建设企业行政合规体系所现存的问题,一是构建企业行政合规体系制度需要企业和行政机关共同努力,二是以行政执法和解为基石建立健全的行政合规激励机制,三是需要建立完善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行政合规整改嵌入监管体系的路径及制度保障

近年来,合规治理的理念深刻影响着我国行政监管的改革,行政合规整改是我国行政监管的一次重要制度调整与尝试。实践中,行政合规整改制度嵌入传统监管体系,可以概括为合规义务转化为约定义务、法定义务以及倡导性义务三条规范路径。从制度保障的视角看,一方面,行政合规整改应当引入法治保障机制,坚持制裁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以及正当程序原则;另一方面,行政合规整改应当建立实效保障机制,从界定适格对象、确立合规基准、建立义务履行机制以及设置激励措施四个方面提供制度保障。

行政合规视野下企业主观过错的认定——以《行政处罚法》第33条为视角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33条摒弃了旧《行政处罚法》客观归责的立场,将主观过错纳入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中,其无过错不罚原则的确立也为企业事前合规预防与事后合规激励提供了制度空间。对于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企业而言,合规管理制度是其无主观过错的推定,合规实施成效是其主观不具有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的证成。

论国有企业行政合规管理的政府监管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大国,中国企业深化“进军海外”战略,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国际贸易,缺乏健全的企业合规制度或许会有意无意触及外国合规要求的红线,甚至使中国企业成为外国行政制裁或者刑事制裁的对象。而依靠企业自身无法建立一套切实有效的自我监管系统,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对企业行政合规管理发挥监管作用。目前企业行政合规管理政府监管存在监管制度的法律依据尚不完善、防范违规行为的监管理念不足、企业建立合规制度的主动性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行政合规管理政府监管的制度构建与细化、增强行政合规管理监管防范违规行为的监管理念、以监管激励为契机来提升企业的回应性等方式优化商业环境的政策需求和日益严格的合规监督管理的国际趋势相结合,达到政府对企业行政合规管理的监管作用。

个人还是企业:企业行政合规激励对象的甄选

在涉案企业行政合规中,究竟谁可以成为企业行政合规的受益对象,是当前行政合规制度布局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控制行政合规裁量的关键问题。对此,现行理论和实践因过于宽泛地理解了企业行政合规的概念内涵,混淆了行政合规与行政执法和解之间的关系,因此偏向和刑事合规一样对激励对象作扩大理解,形成了“双不处罚”的主流做法。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做法偏离了企业合规的制度框架,忽略了企业行政合规的概念独立性,应当予以调整。在合规实践中,应当奉行“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的基本法则,只允许对有“区分责任”需求的大型企业实施激励,并且还需在立法上为该企业违法行为设定“双罚制”。该法则既契合了企业行政合规的制度初衷,又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行政合规对传统依法行政观念的冲击。

企业行政合规:功能主义的一块试验田

“方林富案”与“毒芹菜案”等极端个案的频发,预示着行政执法个案正义需求正在逐渐增长。在传统规范主义框架中,实现个案正义的目标被机械主义法解释规则所严重束缚,需要转变到更为实质的公法哲学上寻找答案。对此,现有的功能主义尽管能够提供一定的变革指引,但由于我国行政权过于强大,功能主义只能朝向更为内卷的控权立场发展,个案正义无法在其中获得满足。因此,我们需要为功能主义添加新的制度工具。目前看来,行政合规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试验场域。行政合规是典型实用主义法学产物,具有浓厚的实践理性色彩。它既是一种权力释放和收缩机制,也可以满足个案正义需求,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行政合规也要接受全流程控权监督,符合功能主义行政自治的裁量控制要求。

企业行政合规的概念反思与重构

当前理论与实务界往往混淆企业行政合规与行政普法、行政指导、行政监管、行政执法和解、当事人承诺制度之间的区别,甚至将其中多项概念简单予以等同,产生了所谓的“行政指导型企业合规”“行政普法型企业合规”等错误做法。究其根本,这主要源于对企业行政合规概念理解的扩大化、片面化、趋同化。所谓企业行政合规,应当是指为避免因企业或企业员工相关行为给企业带来行政责任,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上的激励机制,推动企业主动以行政法律监管的标准来识别、评估和预防行政制裁风险,制定并实施符合行政监管的计划和措施。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要素有利于澄清企业行政合规的合规目的、合规范围、合规依据、合规对象等多项争议问题。

企业行政合规程序模式的选取

企业行政合规对“行政权不可处分原则”的冲击,从实体法上很难有缓解路径。相反,以行政正当程序为切入口,通过开放、民主的行政程序开展合规,是目前较为可行的替代方案。现阶段,合规程序分为“行政机关自我主导模式”和“检察机关居中主持模式”两种,二者各有利弊。从尊重行政自治和控制合规裁量权的角度来看,应对两种模式进行合并、融合,将“检察机关居中主持模式”划归为“行政机关自我主导模式”的一个环节,创建贯通二者的“混合模式”。相较而言,“混合模式”具有更为有力的权力制衡作用,可以很好地平衡企业行政合规和严格依法行政的紧张关系。基于对行政自治的尊重,“混合模式”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行政合规,应将重心置于“涉案合规”“事后合规”“单罚合规”“免罚合规”等在正当性上更具挑战的案件类型中。

企业行政合规的制度定位及其构建路径

随着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进,企业合规逐渐渗入到行政监管领域而成为一种不依附于刑事合规或行政处罚的新型行政监管模式。相对于传统高权行政监管模式而言,经由自主建构的企业行政合规能够有效提升规制效能、填补规范疏失空白和应对全新规制挑战。为更好发挥企业行政合规的制度功能,应以激励机制为核心,在激励制约相融、保障企业自主、差异区分建构等要点的指引下构建企业行政合规的多层次协同激励结构。结合这种层次性激励结构,在企业行政合规的制度构建上则应遵循从柔性激励到刚性激励的路径稳步推进,并通过健全裁量基准重点实现事前合规激励和事后合规从宽制度的构建。

行政检察参与民营企业行政合规的路径

民营企业行政合规仍处于空白状态,探索民营企业行政合规内容于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福祉皆大有裨益。检察机关有必要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充分运用行政检察中的“两法衔接”、争议化解、非诉执行、行政公益诉讼、社会治理等手段,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社会治理监督畅通行政检察参与民营企业行政合规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