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等级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来自重庆直辖市的准自然实验

行政等级提升直接影响了地方资源配置空间的范围和能力,加快了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以重庆设立直辖市为准自然实验,构建2009—2018年川渝县域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断点回归分析行政等级提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重庆市行政等级提升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在一系列检验后,该结果仍具有稳健性;从机制层面来看,行政等级提升通过协调、创新、开放和共享四大机制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绿色机制层面仍有待完善。

行政等级、城市规模和城市生产效率

基于2000-2013年中国30个地区共计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面板模型(SFA),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考察了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以及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城市生产低效率状态越严重。直辖市的生产效率<非直辖市的生产效率;直辖市的生产效率<副省级城市和一般省会城市的生产效率<一般地级城市的生产效率;广义的高行政等级城市生产效率<广义的低行政等级城市生产效率。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中、西三个区域层面,城市规模和城市生产效率之间呈现线性关系,且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行政等级、公共服务与城市人口偏态分布

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中国城市数据,探讨行政等级是否通过影响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从而间接影响城市人口分布。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等级、公共服务水平和城市人口规模三者之间存在递进的正向作用关系。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其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的权力越大,越能集中公共服务资源,从而导致城市之间因行政等级不同而出现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进一步导致城市人口出现向大城市一侧的偏态分布。因此,解决日趋严重的"大城市病"和城市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就需要纠正行政权力在城市之间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所产生的偏差,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低行政等级的城市配置,逐步缩小城市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

清代城市规模(城市周长)不受城市行政等级的制约,而且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弱,因此用行政等级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是不严谨的。制约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要素是多重的,因此对于城市规模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行政等级。

我国城镇行政等级对城镇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及展望

本文综述了城镇行政等级对城镇和城镇体系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研究展望。首先从概念层面总结了城镇和城镇体系的发展和城镇行政等级的概念。对城镇和城镇体系的发展关注"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两个方面。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一方面,城镇的量的均衡发展和质的协调发展是联合国和我国人居政策纲领对区域城镇发展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行政等级对城镇量和质的发展造成等级化影响,影响的产生源于城镇从上级争取和从下级截流发展资源,且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城镇行政等级对城镇发展产生的这种等级化影响可能阻碍了城镇体系的量的协调和质的均衡发展,导致城镇体系的不良发育。而目前针对行政等级化程度与城镇体系发展均衡性、协调性的相关研究仍然不足。最后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两方面提出了行政等级与城镇体系发展关系的研究展望,并提出城镇发展力指标体系,以供未来研究参考。

住房供给弹性、城市行政等级与中国城市人口增长

在构建城市住房供给弹性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5-201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样本,考察了住房供给弹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城市行政等级既定的条件下,在面临生产率和公共物品正向冲击时住房供给缺乏弹性的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比例低于富于弹性的城市;在住房供给弹性既定的条件下,生产率和公共物品变动对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高于一般地级市;在面临生产率和公共物品冲击时住房供给缺乏弹性的城市的房价上涨比例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幅度均高于同等级供给富于弹性的城市;省会城市的实际工资下降幅度低于相同住房供给弹性的一般地级市,房价上涨幅度则高于一般地级市。

城市行政等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资源集聚能力中介的视角

行政等级作为城市政治资本的直观展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资源集聚能力,进而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重要影响。该研究利用2005—2021年中国266个城市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和控制函数法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城市行政等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发现:(1)高等级城市比普通地级市拥有更高的资源集聚能力和土地利用效率,且城市的等级越高影响效果越大,在更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中介效应的结果表明,资源集聚能力在行政等级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关系中发挥正向中介的作用,行政等级通过集聚各类城市发展所需的资源影响土地利用效率。(3)多重中介效应的结果表明经济和公共资源集聚能力在行政等级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关系中发挥正向中介的作用,经济和公共资源集聚能力越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也越高;政治资源集聚能力在行政等级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关系中发挥负向中介的作用,政治资源集聚能力的提高降低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资源集聚能力固定时,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将有利于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基于以上结论,为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供一些建议:上级政府适当下放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权限,提升部分强市的话语权;打破市场分割,推进生产要素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规范政府办事流程,杜绝土地市场交易中的腐败行为。

我国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发展力差距特征与规律研究——以浙江、云南两省为例

针对我国城市发展力与城市行政等级关系的问题,本文根据城市发展力内涵,从发展规模、发展质量和发展支撑条件三个方面建构了城市发展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浙江和云南两省的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三个行政等级的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城市发展力差距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两省"省—地—县"三级城市之间具有明显的等级差距,形成倒金字塔差距结构;浙江省城市发展力差距主要出现在地级市与县城之间,而云南省城市发展力差距主要出现在省会与地级市之间,可见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资源更多集中在省会城市,往低行政等级城市的下渗性较弱,而东部相对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建设资源往低行政等级城市的下渗性更好。研究认为,我国城市发展资源的等级性分配方式可以引起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发展规模的等级性差异,却不一定真正提升高等级城市的发展质量。

行政等级、土地市场化水平对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益的影响

在探讨2003—2019年276个城市以及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土地市场化水平和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益时序变化和差异基础上,本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实证检验行政等级、土地市场水平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益的影响,并用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土地市场化水平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样本城市土地市场化水平和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益总体在上升,一级行政级别城市土地市场化水平上升较明显,二级和三级行政级别城市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益上升则较明显;(2)一级行政级别城市土地市场化水平总体低于二级和三级行政级别城市,但其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益一直高于其他行政级别城市;(3)行政等级与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土地市场化水平仅与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行政等级与土地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并未对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益的提高产生协同作用,而与城镇建设用地利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4)若以土地投资强度作为门限变量,土地市场化水平对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益存在显著双门槛作用。

一项势在必行的重要改革——谈取消企业的行政等级制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者,我们认为目前亟待解决而又切实可行的关键一步是取消企业的行政等级制和企业家的行政品位制。 一 我国现有的国营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均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自然条件、行政等级与中国城市发展

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自然条件以及行政等级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并以中国1985～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构建有序响应模型（Ologit）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优越的自然条件、较高的行政等级能够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行政等级优势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政府主导＋市场推动”模式，另一方面也从理论与实证上证明了宜居环境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

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资源配置效率

利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DEA方法,从城市效率和规模收益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使我国各个行政等级的城市拥有不同的获取资源分配的权限;2高行政等级城市获得资源的能力更强,不仅造成城市发展非公平的竞争环境,且导致高行政等级城市要素投入相对过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3由于中西部地区受到这种体制的影响更大,导致城市效率低于东部地区。因此,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提高城市资源配置效率,需改革传统的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减少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城市资源配置,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为城市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行政等级与大城市拥挤之困——冲破户籍限制的城市人口增长

本文从中国城市行政等级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大城市拥挤之困"以及当前户籍制度无法实现"引导人口流动从而优化城市规模结构"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等级越高越吸引外来常住人口的进入、人口规模扩张的速度也就越快;由于大量优质的社会资源配置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大城市,在这种失衡的资源配置模式下,户籍制度必然难以奏效。最后,本文提出了破解大城市拥挤之困的新方向,即"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破除当前等级化的资源分配体制,减少多层次的行政管理格局,构建各类城市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广义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抽样Bootstrap法,使用2015—2018年全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行政等级、城市规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分析城市规模在行政等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中的路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整体均值不高,但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且近年来增速逐渐加快;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均对生态福利绩效起显著正向影响,技术进步显著提升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外资依存度显著降低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城市规模是城市行政等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重要路径,行政等级越高,城市规模越大,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越高。基于以上结论,为协调经济、环境、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行政等级结构下的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从中国城市行政等级的视角分析探讨城市资源投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2013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在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城市规模效率的基础上,采用面板Tobit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城市行政等级等因素对城市规模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等级是影响我国城市规模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高行政等级对城市规模效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等级化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使我国各个行政等级的城市拥有不同的获取资源分配的权限,造成了城市发展非公平的竞争环境,导致高行政等级城市要素投入相对过多,对城市间资源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表现为对规模效率的显著负向影响。本文的政策启示是,为提高城市资源投入效率,应弱化行政等级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为城市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化按照市场的方式进行城市资源配置。

中国城市行政等级与规模增长

中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行政等级特征。按照行政级别和政府驻地,中国城市大体可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一般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县级市、县城和一般建制镇七级。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大小及增长与其行政等级的高低密切相关,随着行政等级的提高,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均呈现指数递增的趋势。从人口和用地规模增长看,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增幅一般高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这种城市规模及增长的分异,受到政府资源配置行政中心偏向的重要影响,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权限设置、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城际分异的重要原因。在现有城镇体系下,行政中心偏向也是一种大城市偏向,二者起到了相互强化的作用,这种相互强化效应导致近年来行政等级较高的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规模控制政策的失效。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今后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弱化行政等级的影响,以综合承载力作为城市规模控制的依据,以扩权为重点促进经济强镇发展,推动城际发展机会平等和权益公平。

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投入究竟有多大?——基于城市行政等级和辖区差异的测算

本文基于城市行政等级和辖区差异的视角，利用46个大中城市的数据，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投入，主要研究发现有：（1）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投入越大，从一般地级市到直辖市，辖区内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投入从0．67万元上升至1．4万元，跨辖区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投入从0．92万元上升至2．15万元；（2）辖区农民工市民化平均公共投入为0．94万元，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附属城市辖区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投入高于东部地区城市；（3）跨辖区农民工市民化平均公共投入为1．45万元，在东部地区附属城市最高，在西部地区最低；（4）跨辖区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投入高于本地农民工，两者之间的差距在直辖市等级最大，在省会城市层级（副省级省会城市除外）最低。因此，只有弱化城市公共投入的行政集聚效应，创新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投入的融资体系，才能提高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力。

南北朝时期济南城市变迁考论--基于城市行政等级与职能作用的考察

南北朝时期是济南城市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时段内济南城的行政等级与职能作用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刘宋时期济南的行政等级经历了由郡城升为州城、再升至双州并治、复又降为州城"两升一降"的剧烈演变过程。宋魏政权长期隔黄河下游河道南北对峙,济南处于南朝政权的边疆门户位置,是行政等级"两升"的根本原因;济南在山东半岛的地理坐落过于偏西,则是造成行政等级"一降"的关键所在。公元469年北魏据有山东半岛以后,济南迅速实现了由军镇城市到行政城市的职能转变,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山东半岛所扮演的政权边疆角色的丧失。综合来看,山东半岛在南北朝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济南的地理位置特征,是济南城市行政等级与职能作用发生巨大变化的两大要素。

行政等级偏向、集聚结构转变与城市规模分布

如何通过优化城市规模分布来促进空间结构优化、提升空间配置效率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城市群"中心-外围"框架下,考察城市群集聚结构转变对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规模差异的影响以及不同城市群中这一效应的差异性,理论分析发现:城市群集聚结构演变缩小了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人口规模差异,但不同城市群中这一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使用2003-2014年中国城市群面板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其隐含的政策含义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空间集聚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城市规模分布的主要原因,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结构是促进城市规模合理分布的重要途径,越是包含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城市群,这一效果越是显著。在优化城市规模分布过程中,应避免户籍政策导向与投资、公共资源布局政策导向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