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边界具有模糊性。通过NVivo质性分析可得出,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类型的范围显著扩张。对法院、原告与被告就该原则的判断标准或描述性方式及其裁判文书中位置梳理可得出,不同法官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不同,当事人对该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成因,一是法院对该原则的论述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应适当考虑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描述性方式,并对此予以适当回应;二是法官缺乏将原则具体化的思维工具,宜通过“比附”和“还原”方式厘清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边界,进而搭建起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及其新规则的路径。

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逻辑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将村民委员会列入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然而司法解释内容的含糊以及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合法性,使得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存在争议,以致受案范围局促。《宪法》第111条和《宪法》第三章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置于国家机构的范围,明确了村委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宪法基础。从1982年开始的中央一号文件到《村委会组织法》,从《行政诉讼法》修订到最高院司法解释,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规范越来越清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64份有关村委会做被告的判决或裁定,尽管存在着认可或不认可,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实践已经客观存在着。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村委会作为自治与法治的“双重身份”已然越来越突出。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从而推动法治中国下和谐乡村的建设。

法治政府视域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现

作为规制行政权运行的法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与法治政府建设息息相关。尽管其内容庞杂,却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作为专业课教师,应坚持价值引领、人文完善、知行合一、回应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等原则,通过增强课程思政意识、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充实课程思政资源、丰富课程思政形式、科学开展课程思政评价等方式,推进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课程思政建设,从而为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输送合格的法治人才。

行政诉讼“双被告”制度的规则审视与完善

行政诉讼“双被告”制度在我国已实施多年,实践中,既对行政复议机关和法院造成了压力,又使得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衔接不畅,这两种救济方式均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本文通过考察“双被告”制度的规则,论述“双被告”制度理论基础的欠缺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中所反映出的行政复议权较为集中的倾向提出完善意见。提出向行政诉讼“单被告”制度设计的回归,目的是让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分别在化解行政争议方面发挥优势和作用,从而使这两个制度得到良性发展。

繁简分流背景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适用研究

繁简分流背景下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简易程序适用呈现两极分化、发展不明朗等问题,未能发挥其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的功能。原因在于识别“繁”“简”案件的标准模糊导致无法进行程序分流;制度规则供给不足;法官与当事人认同度低致使简易程序适用遇冷等。需要在立案与审判阶段提出“繁”“简”案件动态识别标准与方法;继续优化简易程序制度规则;从法官与当事人视角出发完善制度配套机制,增强法官适用简易程序的认同感,提高当事人适用简易程序的认可度;发挥简易程序典型案件示范诉讼的作用。

治理创新视角下人工智能对行政诉讼的影响及未来发展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通信及计算机工作会议,标志着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的正式起步。至2016年,我国已基本建成以互联互通为主要特征的人民法院信息化2.0版。近年来,人工智能与传统司法的结合运用已然成为法学界的热门研究方向,但人工智能在行政诉讼方向的探索实践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文章借鉴治理创新的分析视角,剖析了人工智能对行政司法的价值影响、可行性与行政诉讼智能化对社会治理的意义,并具体分析了研发创新的三大方向:为推动人工智能在行政司法的实践提供策略建议,更好地推进我国“智慧法院”建设,完善我国现代化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困境与出路

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变更判决,2014年修订时适度扩大了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但变更判决在实践中的运用仍然极少。变更判决面临的困境有:一是“明显不当”的概念不清,二是适用范围存在争议,三是裁量权收缩的适用条件过于严苛,四是法院对变更判决适用尺度不一。针对以上困境,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明显不当”限于社会公众能明显感受到的不适当;其次,在行政处罚中仅限于结果明显不当;再次,适用条件未必限于裁量权收缩至零,在仅对处罚结果有争议或者是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形下可以适用变更判决;最后,建立裁量基准使法院可以参考判断是否“明显不当”。

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性——基于三起行政诉讼案件的分析

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是行政诉讼中对于可以证明为行政诉讼的事实状态的全部事实内容的基本准则,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有严格要求,但对于具体条文的理解较为宽泛。结合对交通行政处罚、产品商标权、土地信息资料登记三个具体行政诉讼涉诉案例分析,对行政诉讼中作证规则、质证规则、认证规则三个重要规则进行阐述,进一步说明证据提供规则是质证和认证的基础,调取证据是解决当事人举证困难的救济方式,作证和质证是法庭对证据认定的重要环节,认证规则则是对案件事实和证明效力的认定。

行政诉讼异地交叉管辖背景下的检察一体化研究

行政诉讼异地交叉管辖是减少地方干预、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有效举措,该制度的实施为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带来了新挑战,也面临调查取证难、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效果难以发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难以实现等问题。文章以检察一体化履职为思路,提出通过检察机关上下一体整合力量、同级检察机关横向联合、建立信息化平台实现内部协同的方式,有效化解行政监督案件办理中的困境,实现以“穿透式”监督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

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适用检视与完善——以166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情况判决的适用存在着对所涉利益性质界定不清晰、对重大损害缺乏衡量标准、对补救措施的判定不明确以及对“应当撤销而不撤销”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界分不清晰等问题。实践中,所涉利益是否区分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并不影响情况判决的适用,但法院需在判决书中以清晰逻辑对利益定性进行解释证成;对重大损害的衡量,法院需保持中立,综合考量利益轻重,并在判决书披露利益衡量过程;在补救措施方面,法院应对为何责令补救、对谁补救、对何种不利益进行补救等予以解释说明。在适用情况判决时,法院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应当撤销而不撤销”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作出区分。

房屋征收补偿行政诉讼之适格原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关于对征收补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之适格原告的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存在争议。适格原告认定规则的构建,应以主观公权利理论为基础界定利害关系,对不动产所有权变动享有异议权的主体为征收决定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遭受相应损失并有权受领法定补偿的主体为补偿行为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对被征收人而言,除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有权人外,有证据证明对房屋享有绝对支配力的事实权利人以及以取得所有权为目的的预告登记权利人亦是被征收人,有权对征收及补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并得到完全补偿后仍有权对征收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对征收相关人而言,公房承租人具有完整的独立诉权,私房承租人以及居住权人仅为补偿行为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而抵押权人则无权就征收与补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基于行政诉讼案件败诉后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探究

行政诉讼是依法行政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对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监督方式之一。随着行政诉讼案件的增多,被告行政主体败诉的情况已成常态,而对败诉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效果却无法达到该制度设计之初的本意,这就容易造成对被告或其他行政主体的威慑力不足甚至空缺,仅对被告适用内部的问责机制已不能适应依法行政的现实要求。因此,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必须要制度明确、结果公开,要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加强社会公众监督,让容错问责机制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以此来增强行政主体的公信力和民众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信服度。

行政诉讼“上诉率高、申诉率高”现象下的事实认定探究——以350件行政年度案例及指导性案例为研究样本

遏制行政诉讼上诉率高、申诉率高的态势,已成为当前化解行政争议、推动审判质效提升的重要课题。实践中,行政审判面临诉讼标的表面化、案件事实框定不明、证据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事实认定规则构建与适用脱节,难以实质解决行政纠纷。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事实认定规则:明确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的具体表现,以减少审查标准分歧;调适诉讼交叉状态下的合并审理规则,回应实质诉求;优化举证责任分担,契合行政特性,推动法律事实趋近客观事实;建立“阶梯式”证据证明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完善行政立案与审判耦合机制,强化行政审判的专审属性,从而健全行政诉讼规则体系。

多维冲突下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与实现

“官告民”案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现状导致了诉权不平等、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制度对行政权的监督意图落空等问题。现行规范的设计诱因、学界关于程序适用类型的争议源头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官与民在古代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关系及其在当代法律体系中的话语权问题。通过技术对比发现,此类案件性质与民事诉讼程序互不适配,平权行政行为亦属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围,从而论证了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的科学性。并提出行政诉讼是“官告民”案服从依法行政方针的具体场景,多样行政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指向与诉权平等等观点。在反向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之后,伴生的重要变化是“官告民”案中的行政机关须依《行政诉讼法》之规定承担更多举证责任,且检察机关可将法院和案件中的一方当事人——行政机关同时纳入监督范围。此外,其要求《行政诉讼法》进行的相应调整,包括立案范围在诉讼主体维度的扩张、跨域管辖制度的进一步推广。

此“谦抑”非彼“谦抑”——对司法谦抑原则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评析

“谦抑”一词在我国当下法学话语体系中的运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成为借以探讨法学不同领域问题的一种“常态”。从最初刑法领域对域外谦抑理论的借鉴,又逐渐延展到立法、司法领域适用所进行讨论。既然“谦抑”能够在法学不同领域有如此大的“涵射力”,那么至少表明,不同领域对其适用,不仅符合谦抑语词的字面含义,还同样需要契合彼此领域相互适用的功能构造与价值目标。对谦抑理论在刑法与行政诉讼领域借鉴适用比较分析,表达彼此领域对于“谦抑”借鉴适用本身所应该秉持的谨慎态度,保持法学话语体系的相对统一与稳定。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视野下上诉率高的实践检视——基于E省法院审理的911件行政诉讼样本案件的分析

行政案件上诉率高是当前行政诉讼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上诉权—审理权”的内涵入手,就当事人角度而言,上诉率高的原因在于上诉权的行使较为自由、一审法院未能全面准确回应原告诉求以及被告补偿性地行使上诉权;就审理权角度而言,则是一审法院对行政争议的实质未能准确把握、一二审法院审级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以及实质化解标准有待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关注分配正义和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坚持以新时代能动履职为基本方法,提升一审法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与此同时,法院与行政机关携手形成化解行政争议的合力,是解决行政案件上诉率高问题的有效路径。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下专利行政诉讼的保护困境

专利行政诉讼作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保护机制,具有实质性解决专利问题、维护专利市场秩序、保护专利权人及相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现实中,专利行政诉讼存在诉权常被滥用、专利诉讼循环往复、证据规则不明确等问题,难以维护“专利”市场的秩序。解决专利行政诉讼困境有利于推进我国专利行政诉讼保护制度的完善,达成专利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的有效衔接,助力社会治理一体化建设。

涉外法治视野下行政诉讼中确认权利或受法律保护利益之诉的制度来源与实务分析

确认权利或受法律保护利益之诉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诉讼法典》赋予私人的重要司法保护手段之一,是行政诉讼有效司法保护原则的一种体现,本文从历史来源角度对该诉进行相对完整的梳理,并细致分析了现行制度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实务上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观点。了解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诉讼法典》中的确认权利或受法律保护利益之诉对于理解大陆法系传统下的行政诉讼体系理论思考方向有良好的裨益,对该制度的研究也可以为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理论与实践思考提供一些有用的参照。

一审发案量、败诉量分别从20件、17件下降至10件、0件 新野县:自然资源领域行政诉讼实现“双下降”

“行政诉讼一审发案量从2022年的20件、败诉17件,下降至10件、败诉0件,实现‘双下降’。”说起行政诉讼工作,新野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张漫平介绍。近年来,新野县自然资源局以河南省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部门职能,建立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全面分析研判,多措并举、一案一策,全力打赢行政诉讼“双下降”攻坚战。

浅析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适用

在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重作判决是一种依附于撤销判决而存在的特殊判决方式。在司法实践中,重作判决有被滥用的风险和趋势。应当明确重作判决的适用情形与适用条件,严格规范重作判决的适用;同时从行政机关裁量权角度出发,鼓励法院视情况增加判决中的实体性内容,在寻求审判权与行政权平衡的同时发挥行政诉讼解决争议、保障权利、监督行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