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分析与建构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日臻完善。然而,从整体而言,中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制度设计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如行政问责立法滞后、问责内涵界定模糊、问责主体指向单一、问责客体规定不明、问责范围涵盖不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明确、问责惩罚标准不统一、问责启动方向单一等问题。因此,中国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范围、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行政问责方式和行政问责程序给予明确规范。

安全事故行政问责:回应性、公共性与有效性——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析视角

在安全事故行政问责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既可能造成行政问责公平性的缺失,打击官员的监管积极性,也可能降低行政问责的回应性和公共性,影响政府公信力,酿成公共危机。因此,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的完善应该是在加强价值理性建设的前提下,着力解决工具理性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工具理性的建设和完善助推价值理性的提升,最终实现安全事故行政问责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行政问责既要关注事故发生后的社会外部回应性,又要考虑行政内部的权责一致和过责一致等组织内部规则,从客观实际出发,重视问责公平性,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且健全的安全事故行政问责系统,实现问责的公平与理性。

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内蕴"什么是问责"、"因何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后续"四个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的要素环节与机制体系。运用此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对"贵州瓮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分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际中的推进现状以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问责理念转型和运作机制整合两个层面,探求构建"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有效途径,以期全面推进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

行政问责程序及其构建

行政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程序有利于行政问责长效机制的构建。我国行政问责程序还很不完善,现阶段已成为问责制发展的瓶颈所在。构建行政问责程序必须遵循公正、公开、效率、参与、稳定、可操作等原则,问责程序包括启动、执行、修正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构建问责程序必须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相应的信息公开和绩效评估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法》制定的理论思考

我国在推行行政问责制几年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应该从人治型问责向法治型问责转变,而制定《行政问责法》是实现这个转变的最好方式。本文是基于行政法律视角下的研究,即通过制定法律来对行政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方式进行系统的建构,从而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我国行政问责制研究综述

行政问责制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综合各种观点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我国行政问责制未来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来寻求解决的方法。

论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

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上存在概念不科学、内涵不明确等缺点,使得关于行政问责的研究不能深入;在实践中仍有很多不足,尤其是对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和救济制度严重缺失。因此,厘清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和内涵对于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拓宽权利救济渠道是对行政问责对象进行权利保障与救济的主要途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问责力:内涵要义、影响因素及评价体系构建

通过引入"行政问责力"这一概念范式,从规范问责、公平问责与公开问责三个维度分析了行政问责力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而剖析了影响其运行机理和作用效果的主要因素,即人、制度和资源环境因素。在充分吸收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一套行政问责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丰富和完善当前的行政问责制研究,也为化解该制度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提供一种理论阐释和解决思路。

我国行政问责反思:成效、问题与改革思路论析

行政问责的良性运行对于制约公权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行政问责的运行已取得初步成效,但行政问责制尚处于发展初期,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效果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由于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现实等方面的原因,深化行政问责制改革将会面临一定的困难。行政问责的深入发展需要在构建新型问责文化、加强问责制度创新与供给、提升异体问责力度、规范问责过程等方面作出努力。

试论行政问责立法的基本理念

立法理念是蕴涵于立法环节的法律内在精神和最高原理,是立法者期望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生活的一种最高思想境界。我国的行政问责立法亟需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符合国情的立法理念,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依法立法,权利保障,监督制约,责权统一,程序正义。

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诸多困境。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的几点对策,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从官员复出失范审视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漏洞及其修复

问责官员的去向与安置作为行政问责最后一个环节既体现行政问责的执行效力,也反映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完善与健全的程度。问责官员"悄然复出"、"迅速复出"、"神秘复出"甚至"无痛复出"等失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漏洞,如缺少对行政问责客体的后续跟踪和监督机制,问责标准模糊、范围狭窄,问责程序启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制度合法性自我消解等。重视并规范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细化并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及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力度是修复行政问责制度漏洞、促进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与同体行政问责制相比,异体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目前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应通过构建异体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举措,确保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完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试论行政问责文化的构建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责任意识缺失、道德自律弱化、民主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普遍存在。只有从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等方面大力构建良好的行政问责文化,才能保障行政问责制的顺利实施。

行政问责面临的“问题官员复出”常态化问题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主体不明、问责文化滞后、问责效果不足等问题。其中,"问题官员复出"常态化问题更是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问责结果、行政效果和社会公信力均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对我国的启示

加强权力监督,防治权力腐败和决策失误,关系到国家政权的持续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西方国家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借鉴其合理因素,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及其发展

行政问责这一概念是一个舶来品,它伴随着现代责任政府而产生,近些年在我国逐渐起步,从2003年SARS风波到今年的山西黑煤窑事件,行政问责制在树立政府公信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纵观行政问责制这几年在我国的发展,其存在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