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虎拔刺”文本流传与图像创造——兼谈敦煌行脚僧图像表现的人物集体性

从中国古代为虎拔刺的报恩故事入手,首先梳理了其发展和来源,强调了其中印度传说的影响、佛教故事的参照。从文明互鉴的角度,对比了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对同类故事的发展和创造。基于文本诞生的图像叙事,也与宗教传播过程中对高僧、圣徒类人物的宣扬相结合,成为一种“人间宗教”内涵中的图像模式,代表了一类人物的集体形象,如敦煌发现的伴虎行脚僧图像。宗教人物和猛兽的互动,是宗教宣扬的自然观的体现,将以猛兽为代表的动物作为人物的附属和象征。

敦煌“伴虎行脚僧图”的渊源探讨

佛教传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外来宗教如何在中国传统思想支配下为民众所接受。作为佛教艺术也不例外,出现了许多与儒教和道教思想相融合的题材,或者纯粹中国式的题材。从最新调查的材料"伴虎行脚僧图"入手,对其形成和演变以及与"玄奘取经图"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对研究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世俗化有其重要意义。

伏虎罗汉、行脚僧、宝胜如来与达摩多罗——11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个案分析

本文从分析宁夏贺兰山山嘴沟所见伏虎罗汉入手,梳理了汉藏罗汉图像的差异,重点考察了藏传佛教罗汉中伏虎罗汉、布袋和尚与达摩多罗图像的来源。作者认为,达摩多罗名号与图像的形成与吐蕃禅宗、禅宗保唐派、唐五代行脚僧及其变化的宝胜如来信仰密切相关,并与佛陀波利以及流行于两宋的布袋和尚信仰相互交织。论文解释了新罗僧与宝胜如来的信仰如何引发藏传罗汉达摩多罗与宁夏贺兰山之间特殊的联系,这些错综复杂的信仰与图像演变是中国11—13世纪多民族美术关系史的集中映现。

与行脚僧同行:重观《溪山行旅图》

本文以对范宽《溪山行旅图》的一次视觉分析,来回应本期“热点评述”的主题。笔者关心的是在古代绘画研究中,我们应在怎样的框架下来理解视觉因素?我们如何构筑视觉语境,更好地展开图像细读?本文尝试在分析《溪山行旅图》时,更多结合北宋时代对观看的讨论,并聚焦于画中行脚僧形象,提出新的看法。

丝路上的“行脚僧”

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唐代长安城是当时东西方国际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今西安城南少陵塬畔的兴教寺为玄奘法师灵骨塔所在地,寺内大遍觉堂保存的一通石碑上刻有＂玄奘法师像＂,由著名碑石镌刻家郭希安（1886-1977年）刻干1933年。

不捉金钱的行脚僧团

海城大悲寺自2008年以来,经由网友的宣传而日渐著名.其地址位于辽宁省海城市毛祁镇曹家堡子村,始建于1668年,现住持为妙祥法师. 一则广泛流传的介绍中这样写道:"其全体僧人持不捉金钱戒律,日中一食.僧人每天早上2点钟起床,10遍楞严咒,下午2个小时读诵戒律,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保持佛陀制度,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行脚.行脚途中托钵乞食.寺院里戒律严谨,僧人威仪俱足,佛陀戒律在此得以充分体现."

以东亚玄奘画像为中心审视圣僧神化历程

玄奘大师历尽艰辛,西行求法;翻经译书,创立法相宗,生前身后,无限荣光,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被视为圣人或圣僧。玄奘崇拜包含四个不同的传统:中国主流文学传统、日本佛教祖师崇拜传统、汉藏佛教和日本宗教圣像传统、中国民俗传统。在这四个文化传统中,玄奘被赋予了不同的尊格,分别是佛教导师和翻译家,是佛教宗派创立者;既是虔诚的朝圣者和信仰的传播者,又是超自然力量的见证者和获得者。玄奘大师的多重角色,反映了中世纪早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和融合,佛教传播到其他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嬗变,上层精英文化和民间信仰的区别以及视觉与文学艺术形式的交织。

《三藏法师像》初探——一件珍贵的图像文献

得古字画鉴赏修复专家陆宗润先生提供方便,笔者2014年在大阪汉和堂见到一幅题款为泽村专太郎转手给永观文库的《三藏法师像》。这一西域画(装画的桐木盒云"五代,西域画")内容非常丰富,画面的主角为汉人高僧形象,身着交领儒衫,右手持拂尘,左手持壶,身背竹笈,有圆形的伞盖,左上方云气环绕有小型佛像出现,旁边则有一只白虎相伴。虽与敦煌藏经洞所出多幅《伴虎行脚僧图》相类似。

谎言与真实——日本电影《罗生门》中的人性思考

电影《罗生门》之所以赢得了众多影迷的好评,不只是因为曲折的故事情节,特殊的叙述结构和拍摄手段,更是因为电影表达了关于"人的存在方式"这一主题内涵,导演通过"罗生门问题",讲述了一段扑朔迷离的、为了自身利益许多人去编造各种谎言和欺骗的故事,从而揭示了特定历史中人的丑恶与自私,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

莫高窟第363窟壁画组合与丝路元素探析

莫高窟第363窟为沙州回鹘重绘洞窟,窟内的行脚僧图与药师单尊像、主尊倚坐弥勒与门上七佛、主尊与两侧执扇弥勒等题材分别在窟门甬道、东西两壁面、龛内外等处形成了对应。第363窟体现了净土信仰同横、竖三世佛观念交融的宗教内涵。在石窟艺术方面,丝路文化交流为第363窟的壁画绘制注入了汉、回鹘、契丹等不同民族的特色,是这一时期丝路多元文化在敦煌的相遇与结合的结果。

写作这件事

七个人,说同一件事:年轻的武士带着妻子,在林中遇到一个强盗,强盗垂涎那妻子的美色,把夫妻二人分别诱骗进入到一个竹丛杉树混杂的莽林中。故事的最后是武士死了,妻子不见了,强盗被抓住了。小说的前半部分由四个人的证言组成:樵夫、行脚僧、捕手、老婆子(她是武士的岳母)。他们分别介绍和证实了武士、妻子、强盗的身份,以及他们的性情;后半部分,则由三个当事人--强盗多襄丸、武士妻子真砂、武士金泽武弘--分别说起了莽林中发生了什么。金泽已经身死,他的魂灵寄借巫婆之身,借用她的口诉说。

赵藩论云南四诗僧——赵藩《论滇诗六十首》笺释四首

元末有一批迁谪到云南的日本僧人,清远居士天祥是其中之一。据李元阳《云南通志》载,大理龙泉峰北涧之上有四僧塔,葬着客死于大理的四僧。专记云南和尚的书,清释圆鼎的《滇释记》中有天祥的名字,说他“不知何许人,属大理郡”,所以天祥应是四僧之一。明初沐昂《沧海遗珠》录天祥诗十一首。从他的诗作可以窥见他的行踪。他在杭州住过,去过长安,曾由四川经贵州入云南,最后定居于大理。赵藩这首诗概括了他两首诗的意境,略加点染,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意境。并突出了这个由异国云游而来的行脚僧浪迹云南边疆,思念乡国的心境和形象,景和人都宛在目前。所以这首看来很不经意的诗,具有相当高超、圆熟的技巧。

老草鞋

草鞋,当然是以草类作料织出来的鞋子。这一辈的中国中老年人,他们对草鞋深存印象的,相信为数不少,二次大战后的一段好长岁月,乡间人还穿用着草鞋。它是昔时的苦力脚夫,贩夫走卒,农民和行脚僧必需要穿用的恩物。山长路远,长途跋涉,若没用草鞋来垫脚底皮,那确是件难耐的苦事。草鞋既实用,价钱又便宜,为行脚者普遍欢迎,成为苦力们生存讨活的工具。乡间人还学会自家织草鞋,那就更方便经济了。

泥泞留痕

鉴真大师刚刚遁入空门的时候，寺里的住持让他做行脚僧，就是干外出化缘的活。这几乎是人人都不愿意干的苦差事。

与众不同的思路

赎金变赏金约翰是一家公司的总裁。有一次他跟太太去旅游,小孩被绑架了,绑匪要求赎金100万美金。夫妻二人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报警求助。不幸的是,歹徒好像洞悉警方的侦查手法。

泥泞留痕

鉴真大师在剃度一年多以后，寺里的主持还是让他做行脚僧，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地外出化缘。要知道，这几乎是寺里人人都不愿意干的最苦最累的苦差事。

梅香自苦寒 泥泞留足痕——赏析《泥泞留痕》

这是一篇语言质朴的叙事散文。鉴真,一代名师,从别人都不愿做的行脚僧做起,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别的僧人一年一双芒鞋都穿不破,可他剃度刚刚一年,就穿烂了一堆芒鞋。文中,作者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先写出鉴真对艰辛的僧侣生活的"忿忿不平",然后通过他与寺庙主持的一问一答,层层铺垫,步步蓄势。最后,巧借雨后寺前路上散步寻找足迹这一简单的生活细节,水到渠成地得出"

泥泞留痕

鉴真大师在剃度一年多以后,寺里的住持还是让他做行脚僧,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地外出化缘。要知道,这几乎是寺里人都不愿意干的最苦最累的苦差事。 有一天,日已三竿了,鉴真依旧大睡不起。住持很奇怪,推开鉴真的房门,见鉴真依旧不醒。

泥泞留痕

鉴真和尚刚刚剃度空门时,寺里的主持见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心里对他十分赞许,但却让他做了寺里谁也不愿做的行脚僧,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吃苦受累不说,化缘时还常常吃白眼。

一种迷茫

天空散发出早春的热气,大年初二,公路上很安静,早就看中的一处地方,能停车,还能支起画架……耿翊的风景绘画,近几年收获真的不少,几乎可以成为生活的插图了。不是么？公路隐约地匍匐在一片农舍前,可有可无的,有点落寞,大年初二的早上,人和车都还在梦中吧。经冬的荒芜在农田里泛出土黄,让人联想到暖冬时,天空已不总是灰暗的。郁郁的柏树是这个季节的风景,墨绿迟缓,藏着生机。——《息烽新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