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曾燠交游考论——兼论《随园诗话补遗》的刊刻过程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中言未曾与曾燠谋面,但考之二人的诗文集,两者多有交往,不但相互唱和赠答,且在诗中明确注明袁枚多次到过曾燠扬州的题襟馆,曾燠也曾去随园拜访袁枚,袁枚扶病相见,二人谈论诗学。现存曾燠所刻《邗上题襟集》中存有袁枚佚诗《题宾谷先生西溪渔隐图》一首。根据曾燠与袁枚交游的诗歌可以推定曾燠的生卒年,纠正包世臣《曾抚部别传》的错误。《随园诗话补遗》的刊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得随刻,用原版刻录,只补入,却不修改,于嘉庆二年后定稿,成《随园诗话补遗》十卷。《随园诗话补遗》卷七刊刻时,袁枚未曾见到曾燠,故言“素未识面”。因袁枚有求于曾燠,有了一段名士与官员的密切交往,因为诗歌的媒介,带有了风雅的韵味。

袁枚科举经历考述

袁枚的科举之路颇为顺畅,但相关传记却记述简单,尤其对其博学鸿词试前的科举状况及参加顺天乡试的前后经过,缺乏较为完备的考述。梳理袁枚的科举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强烈自信和独特个性的形成过程。袁枚的科举经历对他后世的仕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对清代科举八股取士“不以为然”的态度,则成为他选择诗文创作以“立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袁枚零散集外诗51首考释

自拙编《袁枚全集》问世后,学界不断有袁枚集外诗文发现。笔者除了发现袁枚《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手抄稿《记游册》等重要文献外,亦发现了一些袁枚零散集外诗文,并陆续公布过若干。兹再集中公布袁枚集外诗51首,并略加考释,以推动袁枚研究的发展。这些集外诗可以增加我们对袁枚隐居生活与人际交往的了解,加深对袁枚思想的认识,并体会其独特的诗歌艺术魅力,是十分可贵的资料,弥足珍视。

袁枚集外尺牍考释

自拙编《袁枚全集》问世后,学界不断有袁枚集外诗文发现。笔者除了已发现袁枚《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手抄稿《记游册(日记)》外,又发现了一些袁枚零散集外诗文,并陆续公布过。兹再公布新发现的九通袁枚集外尺牍,以弥补《袁枚全集》的不足,并作为《袁枚全集新编》的增添内容以飨读者,推动袁枚研究向前发展。这九篇新发现的集外尺牍分别为:《与树堂书》、《与鳌公书》、《与胡书巢书》、《与璞斋三世兄书》、《谢奇丽川方伯赐裘》、《贺李香林河帅调河东》、《答赵味辛》、《与汪顺哉世妹》、《与晓园太守书》。

袁枚《随园食单》的外译本和国际影响力——兼及“中华食学著作随园奖”的缘起与回顾

清代文人袁枚因《随园食单》这部书被称为“中国古代食圣”,该书集中呈现了袁枚在美食品鉴、饮食思想与食学理论等领域的造诣。文章梳理了19世纪以来《随园食单》的海外译介版本,在语言对译、跨文化比较以及饮食文化交流的视野下,对书名翻译、译者身份和译著背景进行解读,阐明袁枚及其《随园食单》在中华食学史的地位与影响。在中国食学界学人的推动下,代表中华食学著作高水准的随园奖也应运而生,文章对这一历史背景作了相关介绍。

袁枚作品新发现及对新编《袁枚全集》的意义

二十年前,由笔者主编校点的《袁枚全集》未搜集袁枚集外作品,可谓一大缺陷。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的丰富,人们交往的开放,以及科技的进步,袁枚集外作品的搜集取得了巨大成绩。笔者还有幸结识了袁枚八世嫡孙袁建扬先生与孙女袁建中女士,收获颇多,不仅得到了袁枚极其珍贵的抄稿或手稿《纪游册》、《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还收集到若干罕为人知的刊刻本:《双柳轩诗集》一卷、《双柳轩文集》一卷、《随园集外诗》四卷,另有大量袁枚零散集外诗文。仅以诗而言,袁枚集外诗就已发现700余首,是袁枚"全集"诗集4400余首的七分之一强,可谓沉沉夥颐。这些累累硕果,将使"全集"不全的缺陷得到"全面"的弥补,也为编纂接近足本的新编《袁枚全集》准备了条件。

钱琦与袁枚交游考述——兼论“性灵说”内涵的深化

钱琦是袁枚同乡,官至福建布政使,两人相知相交60余年。前半生同学同官的人生轨迹是钱、袁成为挚友的基础,相近的思想观念与共主“性灵”的诗学观念是两人最终成为知己的关键因素。袁枚在给钱琦诗集所作之序中首次将“性灵说”阐释为“性情”和“灵机”两方面,性情之重在“真”,灵机之核在“巧”,“真”“巧”相洽,合为“性灵”。此论深化了性灵说的内涵,同时也修正了袁枚以往论诗重于探讨“性情”的偏颇之处。

袁枚“性灵说”的《庄子》色彩

袁枚雅好《庄子》,常在文学作品中化用其语、阐发其意。在审美观方面,袁枚接受《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提出“诗贵其真”,以“重视抒情”“因任自然”阐释诗歌之“真”;批评观方面,袁枚将《庄子》“齐物”的哲学思辨发展为“公道持论”的批评理念,肯定诗歌多样性,主张“不相菲薄”与批评有度;创作理念方面,袁枚崇尚“天籁”,提倡“不刻意”的创作初衷,重视“言外之意”。通过取法《庄子》,不断丰富“性灵说”内涵,袁枚得以陶铸其个人风格,显迹于乾嘉诗坛。

“性灵”之交——孙士毅与袁枚的文学交游考

孙士毅和袁枚,在彼此人生晚年的交游中都占有重要位置。钩稽孙士毅与袁枚文学交游的概貌,约略可观其人生之多个侧面,对于孙士毅和袁枚的了解可以更加立体全面,既见其主干,亦见其侧出旁逸。研究孙士毅与袁枚的文学交游,对清代中期诗界之荣辱沉浮,也可作尝鼎一脔,管中窥豹,略可见微知著。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

袁枚山水诗诗歌意象研究

袁枚是清代中叶的一位杰出诗人,他不仅创造性地提出“性灵说”的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也十分丰富,其中的山水诗更是独出机杼,性灵独具。这一特点自然也反映在袁枚山水诗意象的创造和选择上。通过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袁枚对物象的选择具有轻巧灵动的特征。而从意象的审美特点来看,袁枚的山水诗意象主要具有孤绝、富有生趣和灵趣、奇幻神异、凄寒寂寥等四个特点。除了分析袁枚的意象创造特点之外,本文更用袁枚“性灵说”的诗论观点加以观照,探究袁枚山水诗意象与其“性灵说”的相合之处。

袁枚《续诗品》与创作主体素养研究——以“博习”“尚识”为例

学生主体性丧失、创作素养不足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写作基本功薄弱、对现实生活体验不强和缺乏识别能力等方面。清代袁枚《续诗品》中“博习”与“尚识”可以培养才、学、识三者兼具的创作主体素养。“尚识”可以构建学生的主体性,“博习”中有识之学是学生进行主体性写作的前提。“博习”和“尚识”结合可以帮助学生扩大生活体验范围、增强他们选择辨别能力和形成独特见解。

十八世纪淮扬社会士商关系新变初探——以袁枚与程梦星、程晋芳交往为例

明中后期随着商业发展,商人阶层壮大,士阶层“弃儒就贾”蔚成风气,士商互动蔚为大观,并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的清中叶,这种现象呈现出新面貌:士阶层出于对商人阶层财富的钦慕而越来越浸润着商人的心理,甚至直接涉足商界,从而兼具士人和商人的双重角色特征;而商人阶层基于家族重儒的传统而潜心仕途,并最终成为士阶层的一员,表面上完成了从商人到士人的角色转换,但又不可能完全从商人的身份中剥离。欲探究这一时期士商关系的新变,可以袁枚和与其交游的程氏徽商程梦星、程晋芳为个案,考论淮扬社会一段文化与商业交游的史实。

袁枚·清朝高端“农家乐”的创始人

黄昏时分,夕阳西下,一个眼睛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中年男子站在修了一半的园子前,陷入沉思。前段时间,他学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潇洒地辞去了公职。他原本打算修完园子隐居,可突然发现,钱根本不够用!他为官清廉,如今的财力已不足以支撑到园子建完。总不能修了一半就停下来吧?这可是他下半辈子的根据地啊!

袁枚零散集外诗

自拙编《袁枚全集》问世后,学界不断有袁枚集外诗文发现。笔者除了发现袁枚《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手抄稿《记游册》外,亦发现了一些袁枚零散集外诗文,并陆续公布过。兹再公布一组袁枚集外诗,以弥补《袁枚全集》的不足,并作为笔者正在编校的《袁枚全集新编》的部分增添内容征求读者意见,以推动袁枚的研究。

清代郭麐与姚鼐、袁枚交游及早期文学思想形成考论

针对学界对郭麐皆从师姚鼐、袁枚的说法,本文通过厘清郭麐与姚、袁二人的交游情况,认为姚鼐为郭麐业师,而与袁枚无正式的师生关系。在文学上,郭麐对袁枚"性灵"说多所继承,对姚鼐的桐城文法和诗法则有微言,在对二人文学主张的取舍中形成崇尚性情、追求自然、卓然自立的早期文学思想。这种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其自负、自立的个性和对乾嘉时期桐城文派的理性估衡有着莫大的关系。

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

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

从单刻到全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双柳轩诗文集》、《袁枚全集》校读札记

该文以清代著名作家袁枚早年别集《双柳轩诗文集》和源自袁枚晚年所编《小仓山房全集》的今人整理本《袁枚全集》的校读为例,指出传统全集所收作品由于时经作者晚年粉饰删改,而大多存在历时性面貌不无缺失之憾,故研究单个古代著名作家创作的历时性问题,应当重视比全集更切近当时实况的作家生前行世的单刻别集。

姚鼐与袁枚诗学关系考论

姚鼐与袁枚的诗学论争是嘉道之际诗坛的重要事件。二人虽有不错的交情,但诗学观却有着较大的分歧。姚鼐代表的桐城诗学以理学为根基,提倡人品与诗品的统一;袁枚则反感理学,艳情是其性灵诗学的主要内容。袁枚提倡性灵,对俚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姚鼐主张人品的纯正,自然要求诗歌语言及情感格调高雅,对俗体诗表现出强烈的厌恶之情。性灵诗学注重天赋,轻视后天的努力,反对模拟;桐城诗学虽不忽视天赋,但更看重人工,主张由模拟求变化。姚鼐在与袁枚的诗学论争中,凸显了桐城诗学的特色,桐城诗派由此成长为嘉道以后诗坛的一股重要力量。

袁枚《子不语》的思想价值

文章对袁枚的志怪小说《子不语》的思想价值,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袁枚的思想情趣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指出该书体现了“人不怕鬼,人可胜鬼”;“不喜佛道,不信风水”;“嘲讽理学,鼓吹情欲”;“抨击吏治,褒扬循吏”:“贬斥八股,批判科举”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