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法律规制之探讨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问题。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宗旨,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有必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我国应在借鉴域外规制认罪协商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制,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法院上诉理由过滤机制,同时建立认罪认罚案件二审法院上诉许可审查机制。处理好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和规制其滥用上诉权的关系,确保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序运行。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讯问被告人程序改革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重心在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然而,我国刑事法庭调查阶段讯问被告人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成为了庭审实质化的明显阻碍。该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对庭审走向定调、确定被告人认罪态度及案件争点和与控方优势暗合的实际作用。比较研究表明,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讯问被告人程序的设计应始终遵循“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的基本理念。我国的讯问被告人程序,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共同形塑下的产物。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对该程序进行改革,赋予被告人选择是否作为控方证人接受检察官询问的权利,凸显被告人的主体性地位,优化调整庭审布局,以推进庭审实质化的落实,进而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我国刑事再审“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启动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有错必纠”,并不区分启动事由上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利益”或“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刑事再审的启动主体、启动事由、运行规范等都为实现纠错功能而运转。为维护法的安定性、法的权威性,应回归刑事诉讼客体理论,确立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在刑事司法程序运行中的价值,夯实刑事再审的客体内容,厘定生效裁判效力的涵摄范围;为禁止法院、检察院为“不利于被告人利益”而启动再审程序。实质上,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应确立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同一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形式上,明确“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启动事由。

晋冀鲁豫边区刑事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理性与经验

晋冀鲁豫边区刑事司法是中国式司法现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被告人权利保障是刑事司法的基本范畴,也是诉讼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通过梳理晋冀鲁豫边区刑事司法文件和相关案例档案发现,晋冀鲁豫边区刑事诉讼程序通过规范侦查程序、优化审判程序、通过重大刑事案件复判机制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这对于构建中国刑事被告人权利保障自主话语体系,完善当前被告人权利保障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人民法院不得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人民法院启动再审是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一部分,其既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也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允许人民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的做法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分离原则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部分案件中还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混合法系,无论是否允许法院启动再审,都不允许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允许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再审的制度在当今已经不具有任何正当性。从实务的角度,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停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从立法的角度,应当明确禁止人民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再审的规则。

从非法所得罪看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从非法所得罪看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李学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１１条第１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５年以下有期徒...

刑事被告人财产说明义务的加重及其规制

为弥补公诉方指控违法所得不足、解决法官裁判违法所得困难,我国刑事立法中出现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规定,以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证成涉案财产没收的正当性。这种由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而非刑事追诉方查明涉案财产性质的规定,实则给被告人施加一种说明义务,且这种说明义务存在说明对象扩张、说明属性不明、说明标准模糊的加重风险。被告人说明义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应在司法适用中确立限制规则,在侦查机关履行全面收集涉案财产证据职责的前提下,以“客观限制”标准划定被告人的说明对象,明确被告人说明义务为客观证明责任产生的主观证明责任,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的制度解构与运行保障

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诉讼程序,在追究贪污腐败犯罪大环境下得以确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从应然意义上既包括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也包括公诉人缺席审判程序,现有立法对前者作出了规定。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涉及案件关系、被告人辩护权行使、救济程序设置等问题。现有立法在形式上看似对被告人诉讼权利具有不利影响,带来了诉讼风险,但深入研究可知缺席审判并未对被告人权利造成影响,具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要明确缺席审判程序,从缺席审判的送达程序、执行方式和预防冤假错案等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完善。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为打击潜逃境外的腐败分子、完善国际追逃追赃机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应运而生。为弥补该制度引发的控辩关系失衡与审判不公,保障缺席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定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并规定了被告人一系列权利,但尚存在规定过于笼统以及制度缺乏保障等困境。我国应当从明确案件适用范围、完善送达程序以保障知情权、促进有效辩护以保障辩护权、补充上诉权及异议权行使程序等方面,加强对缺席审判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被告人上诉权问题研究

2018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的亮点之一就是增加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是,由于法律并未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被告人的上诉权是否应该保留。保护好被告人的上诉权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将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告人的上诉权的理论争议出发,结合在司法实践出现的一些问题,再提出对被告人上诉权进行适当限制、规范检察院的抗诉程序、促进值班律师维护被告人权益的积极性等措施来完善刑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被告人的上诉权的相关问题。

刑事二审程序中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部分被告人上诉引发的共同犯罪二审案件中,二审法院既要针对上诉人的上诉部分进行审理,也要针对未上诉的共同被告人的犯罪部分进行审理。同时,部分案件中,一些未提出上诉、未被抗诉、未被上诉人上诉的共同被告人亦有参与刑事二审并行使诉讼权利的需求。然而,涉及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存在着原审被告人对上诉状内容不知悉,二审书面审理时原审被告人缺少表达意见的途径,开庭审理时原审被告人自行辩护的权利受限以及原审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不明确的现实问题。对此,必须保障原审被告人对上诉状内容的知悉权,二审书面审理时应当将原审被告人纳入到讯问对象之中,开庭审理时必须保障原审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同时明确原审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方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原审被告人在刑事二审程序中的诉讼权利。

刑事被告人人权的法律保障

刑事被告人人权的法律保障罗本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国际人权运动高涨，刑事被告人人权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权利的多少及其受到保障的强度，被视为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志。本文主要对刑事被告人人在概念，刑事被...

被告人供述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之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195名执法人员和185名服刑犯人为被试,应用问卷技术研究了影响被告人供述的因素及其对策影响建议。结果发现(1)有10种因素被认为对被告人未能形成供述动机有影响作用,有9种因素被认为对被告人形成如实供述动机有影响作用。其中,执法人员所认为的影响作用基本上都比服刑犯人所认为的要大。同时,双方具有各自的倾向性;(2)有15种因素被认为对愿意供述的被告人未能如实供述可能存在影响作用,其中6种因素确实有一定的影响;(3)有9种对策被普遍认为对解决被告人不愿供述问题有效,有10种对策被认为对解决愿意供述的被告人未能如实供述的问题有效。同时,执法人员、服刑犯人在关于对策的有效性的评价上具有互补性。

被告人辩解对自首制度中“如实供述”的影响

虽然《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明确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被告人对行为性质辩解的司法认定不一,特别是其与翻供的判定界限模糊。关于如实供述与被告人辩解之间的关系,在刑事程序法层面,承认被告人如实供述的义务与被告人辩解的权利是保证被告人行使辩护权,防御控辩关系失衡的体现;在刑事实体法层面,如实供述的对象是主要犯罪事实与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身份信息,被告人辩解的对象是行为性质或犯罪事实。同时如实供述义务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对立关系。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被告人基于自身认识能力作出无罪或将此罪辩为彼罪的一种主观判断。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的判定思路是:被告人据以辩解的犯罪事实没有对应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属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如实供述的认定;即使被告人据以辩解的犯罪事实与构成要件要素相对应,但根据其他犯罪事实不影响对行为定性的,也应认定为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

去除出庭被告人“犯罪化标签”的新里程碑——新《法庭规则》体现司法文明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部分出庭被告人穿"囚服"、违法戴戒具,案件未审结之前就被贴上了"犯罪化标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罪推定的表现之一,不利于保障被告人人权,不利于展示我国司法文明。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明确废除被告人穿囚服的规定、限制戴戒具的情形,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了特别规定。去除出庭被告人"犯罪化标签"不仅是为了体现司法文明,更是为了落实无罪推定原则。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几个问题

供述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本文在分析了供述的证据价值后 ,认为应当在充分肯定供述的证据价值的同时 ,更要理性的认识供述的特征 ,从而确定供述的证据资格 。

被告人辩护权与律师辩护权之间的冲突与化解——以被告人意志为主的研究进路

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自行辩护之外,有权委托律师或者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进行辩护,辩护权的主体呈现出二元化的特征。由于我国律师辩护长期受到“独立辩护观”的影响,被告人与律师之间发生辩护权冲突的概率大大增加。随着我国法治程度的日益提升,司法实践中辩护权之间的冲突逐渐成为立法者关注的焦点。被告人与律师之间的辩护权冲突主要表现为律师违背被告人意志,作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辩护。其冲突根源在于律师违背被告人意志作独立辩护,被告人是案件结果的承受者,却在辩护过程中成了旁观者。以被告人意志为主,被告人利益及真实义务为辅的辩护原则是化解辩护权冲突的根本途径,同时建立配套的诸如被告人会见权、律师名单等机制予以辅助,以求解决辩方内部冲突,达成辩护方案共识,保障被告人切身利益。

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供述

有些国家的审判程序不认为刑事被告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供述是一种独立的证据来源,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人证。在这些国家中,被告人可以象证人一样宣誓作证,并同样要象证人一样负伪证的法律责任。苏维埃审判程序与此不同。

影响被告人供述的因素及其对策的研究

以１９５名执法人员和１８５名服刑犯人为被试，采用问卷法研究了影响被告人供述的因素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１）有１０种因素被认为对被告人未能形成供述动机有影响作用，有９种因素被认为对被告人形成如实供述动机有影响作用，其中，执法人员所认为的影响作用基本上都比服刑犯人所认为的要大，同时，双方具有各自的倾向性；（２）有１５种因素被认为对愿意供述的被告人未能如实供述可能存在影响作用，其中６种因素确实有一定的影响；（３）有９种对策被普遍认为对解决被告人不愿供述问题有效，有１０种对策被认为对解决愿意供述的被告人未能如实供述的问题有效，同时，执法人员和服刑犯人在关于对策有效性的评价上具有互补性。

从建立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到引入辩诉交易——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意义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即在我国有必要建立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具体而言,应对现行简易程序进行改造完善,主要是建立被告人认罪从轻、减轻刑罚制度,并扩大案件适用范围。还有必要探索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应着重制度建设。应对适用案件范围、适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还应建立严密的适用程序,保障制度以及司法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