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司法证明的谬误与厘清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之目的,在于改善司法机关依赖口供定罪的现状,从而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真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标。但是实践中不仅存在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还存在通过异化口供形式或者形式化口供补强,以规避第55条约束的现象。异化的口供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是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形成虚假印证。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当对第55条进行实质解释,既不能通过异化口供来定案,也不能进行形式化口供补强,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应当不断降低口供在司法证明中的证明力,积极寻找其他客观性证据,并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从而达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才是《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合理适用。

被告人供述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之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195名执法人员和185名服刑犯人为被试,应用问卷技术研究了影响被告人供述的因素及其对策影响建议。结果发现(1)有10种因素被认为对被告人未能形成供述动机有影响作用,有9种因素被认为对被告人形成如实供述动机有影响作用。其中,执法人员所认为的影响作用基本上都比服刑犯人所认为的要大。同时,双方具有各自的倾向性;(2)有15种因素被认为对愿意供述的被告人未能如实供述可能存在影响作用,其中6种因素确实有一定的影响;(3)有9种对策被普遍认为对解决被告人不愿供述问题有效,有10种对策被认为对解决愿意供述的被告人未能如实供述的问题有效。同时,执法人员、服刑犯人在关于对策的有效性的评价上具有互补性。

对非法取得被告人供述的排除规则的法律思考

非法行为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能力如何确定,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及理论研究的空白。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在于通过何种程序确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能力。在判断非法供述的证据能力过程中,应当赋予司法裁判者自由裁量权,结合案情具体判断,在"有效打击犯罪"与"保障被告人人权"两种价值之间进行平衡。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几个问题

供述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本文在分析了供述的证据价值后 ,认为应当在充分肯定供述的证据价值的同时 ,更要理性的认识供述的特征 ,从而确定供述的证据资格 。

“只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司法证明的谬误与厘清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之目的,在于改善司法机关依赖口供定罪的现状,从而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真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标。但是实践中不仅存在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还存在通过异化口供形式或者形式化口供补强,以规避第55条约束的现象。异化的口供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是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形成虚假印证。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当对《刑事诉讼法》第55条进行实质解释,既不能通过异化口供来定案,也不能形式化口供补强,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应当不断降低口供在司法证明中的证明力,积极寻找其他客观性证据,并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从而达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才是《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适用规则。

被告人供述临界心理探讨

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的对立性,预示了被告人在审讯当中,不会轻易地就自己的犯罪事实作出供述。而审讯人员在整个审讯的过程中,也不会轻易地放弃突开被告人口供的一线希望。在这场揭露与反揭露、审讯与反审讯的斗争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就是彼此的心理。因此,通常把审讯称之为“心理交锋”。在审讯被告人的过程中,审讯人员要想取得审讯的主动权。

论被告人供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转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特有的诉讼制度,它横跨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个阶段,力求在一次庭审中解决相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问题,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诉难以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案结事了,在审判程序中处境尴尬,并未实现程序设计者的初衷。在当前我国两大诉讼法进行大修的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何发展完善,应当受到重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中,刑事证据向民事证据的转化,尤其是作为最重要言词证据的被告人供述的转化,是重中之重。实现程序化的证据转换,以体现程序的秩序价值,衡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论共同被告人供述的类别及其证明力

共同被告人供述的类别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为六种,共同被告人供述究竟是属于被告人供述,还是属于证人证言?还是兼有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的双重性格?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

共同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作用

我们认为,共同被告人的供述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不同意共同被告人具有双重身份。理由如下: 形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六种证据之一,经过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共同被告人也是被告人,其供述理所当然包括在内。共同被告人是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也是真正知情者,并在不少案件中共同被告人的供述具有不可代替的证据价值。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证据基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作为证据能否具有证明案件事实,其基础是心理学、伦理学和可客观三个方面。心理学和伦理学是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思想及其所受教育对自身的影响产生的不同生理反映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可客观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把证据进行客观化处理,保证其原始性,最终达到公正的事实认定。

试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的概念及范围 我国法学界对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的概念及范围有一定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就是被告人的口供。如“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向司法机关就案件的有关情况所作的陈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告人口供。”

共同犯罪中同案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力

对于共同犯罪中仅有同案被告人相互印证的供述能否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刑事诉讼法未作出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对于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分歧。目前．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几种不同的观点是：1、由于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对于其自身和其他同案犯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即使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一致、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判刑。

影响被告人供述的因素及其对策之心理学研究

影响被告人供述的因素及其对策之心理学研究罗大华，周勇，赵桂芳影响被告人供述的因素复杂、繁多，促其供述的对策也多种多样。本研究运用心理学原理，对公安、司法人员和服刑犯人进行问卷调查，要求被试就影响被告人是否形成供述动机、愿供述而未能如实供述之因素，以及...

共犯被告人之间供述一致定案能力分析——兼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共犯被告人之间的供述相互印证,但无其他证据佐证能否定案是目前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内涵入手,论证该条中的“被告人供述”仅指证明对象被告人本人的供述,共犯被告人供述是该条所说的“其他证据”,符合补强证据的要求,共犯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的情形下能够定案,而且这也是各国的立法通例。

略论共同被告人庭外供述的效力

被告人供述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经常出现共同犯罪案件中的一被告人口供被用于证实另一被告人有罪,甚至互证有罪的情况。但是共同被告人在庭外的供述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英美法系以及大陆法系国家均有明确而具体的原则、规定。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例,建立健全我国关于庭外共同被告人供述的相关制度和原则。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及其例外应当成为我国日后改革的方向。我国可以借鉴和移植日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同时规定一些例外。

被告人供述合法性确认策略

被告人当庭以受到刑讯逼供为由翻供是公诉人出庭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如何确保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是公诉人出庭公诉面临的较大挑战，也是公诉工作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消除刑事被告人的供述障碍

审讯的不能正确进行,除审讯人员自身因素外,主要是被告人头脑中的供述障碍。能否突破这种障碍,是审讯工作成败的关键。因而,审讯人员应尽全力探寻被告人头脑中存在着怎样的供述障碍,并找准其相关因素,设法打破其供述障碍,使之产生供述动机并形成供述决意,乃是审讯工作研究的焦点。大量审讯案例提示,在导致被告人拒不供述的多种因素中。

论被告人供述的证据价值

证据价值也称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意义。刑事诉讼法第31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由此可见,证据价值的有无及其大小取决于两因素:其一,证据本身必须是真实的,具有客观性;其二,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客观的联系,具有关联性。只有具备以上两个条件,证据才具有证明力和实质的诉讼意义。证据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任何一种证据的价值有无和大小。

只有被告人供述能否定案之我见

只有被告人供述能否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并不是法律作出一条规定之后就圆满解决了的问题。实际上，受法律传统、诉讼价值观念、执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这一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得出一个“普适”的结论。一、对“被告人供述”的范围之理解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

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为审查判断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明确侦控审三机关对被告人供述自愿性所负有的审查判断义务,强化对被告人供述真实性的实质要求,以刑事诉讼中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及刑事速裁程序为主要理论视角,详细分析了不同刑事程序视野下这一问题的特殊性及相应的实践情形。继而以被告人认罪供述自愿性问题为主线,提出了不同程序、不同阶段中的审查判断重点,以求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化、定型化作出一定的改革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