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对乌鲁木齐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等众多方面进行梳理,并归纳总结出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的内容、特点及内涵,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清代乌鲁木齐社会的本真。同时,挖掘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的城市文化书写,亦对当今研究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历程提供借鉴。清代西域诗中对乌鲁木齐地理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地名之多样、自然景观之奇、地域物产之丰的特点。通过对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内容的阐释,进而展现出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窥见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及西域社会生活面貌,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阳关: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间交流交往的关隘——基于史籍与出土文献的考察

西汉敦煌郡阳关、玉门关的命名与设置布局应是仿照中原关隘布局而来的,即复制或者移植了中原地区的关隘名称与布局。而悬泉汉简所载“敦煌塞”很可能就是指阳关一带的边塞,也即阳关都尉所辖边塞。阳关是西汉中原前往西域地区使用最多的关隘。西汉敦煌郡九置组成的邮驿系统向东可通达长安,向西从最西端的龙勒置就近经由阳关出塞,又经文候鄣可抵达鄯善国伊循城,至此连接西域南道。这条阳关通道相对玉门关通道更便于通行,因而,阳关通道是文书传送之路,也是戍卒、施刑士来往之路,还是西汉与西域间通使、通商之路。因此,阳关应当是为了与西域诸国通使通商需要而设置的关隘,此后成为西汉中原与西域交流交往交融的一扇大门。

新疆水利工程西域砾岩边坡加固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鉴于西域砾岩边坡长期浸没水中软化变形后失稳、因水位变动对边坡表面掏刷破坏、内外水头差过大导致的滑坡、高速水流对坡脚掏刷导致坡顶崩塌等问题,该地层条件下的水利工程高边坡广泛存在,传统的水利工程边坡加固形式已经无法解决此类边坡的问题。为了保证库区内西域砾岩高边坡稳安全定性,实现工程安全性和经济型的平衡,结合新疆迪那河五一水库工程面临库区内联合进水口西域砾岩高边坡加固的问题,提出了一套适用西域砾岩高边坡加固的方法,该方法成功的解决了西域砾岩边坡在蓄水后遇到的边坡软化失稳和长期安全运行的问题,为今后同处西域砾岩的水利工程边坡处理提供借鉴和帮助。

古典学视野下的西汉敦煌西域史探索与重构

古典学在历史学领域中,与历史文献学趋同。从这个视角而言,敦煌汉简也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敦煌汉简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在推动西汉敦煌西域史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敦煌汉简进行研究利用,西汉敦煌西域历史中的诸多细节都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解读。

唐代西域官寺及其功能

唐朝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高峰,而佛教中国化也在唐代完成。佛教与中国社会发生紧密联系,人生的许多生命礼仪都在佛教的形式下完成,从朝廷到民众莫不如此。西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维护丝路畅通投入巨大,安西四镇的驻兵,就是证明。唐朝在西域,不仅驻扎军队,也设置官寺,不仅安西四镇,北庭都护府、伊吾军都有官寺存在的证明。官寺是唐朝的官方寺院,通常由汉僧管理,使用汉语佛经,并接受中央统一领导。通过西域出土的唐代文献,尤其是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发现唐代官寺在西域主要是服务军队,慰藉将士军心,提供生活帮助,是很重要的一种存在。

西北史地学巨著《汉西域图考》论略

在清代的西北史地学中,西域是研究热点之一。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是在19世纪陕甘回民起义、西方殖民势力入侵西北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部具有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意义的西北史地学巨著。李光廷及其《汉西域图考》,以开阔的眼光、翔实的资料,配以先进的西方绘图技术,图文并茂地对汉代以来西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乃至民俗和宗教等进行了细致考证,为拓宽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的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出土汉简看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动因和路径

20世纪以来出土的数万枚敦煌汉简和新疆汉简,为汉代西域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开拓了新的思路。通过出土汉简与传世文献研究,可发现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主要动因是为了实现“四夷宾服”“海内皆臣”的政治目标,应对汉匈斗争这一贯穿两汉时期的主要矛盾。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随着汉王朝政治战略的推进,经贸政策也在不断变化,汉王朝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要路径的渐进式策略,通过应对西域各国对汉王朝的不同态度来不断调整适合于西域各国的经贸策略,最终逐步实现了中原王朝与西域的东西交流、民族融合,为后世历代王朝经略建设西域、维护国家边疆安全、实现大一统王朝治理奠定了基础。

《西域闻见录》民族志书写特征论析

《西域闻见录》是记载清中前期的西域史地、民族风俗的重要私修著作,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从民族志文本分析的视角考察了《西域闻见录》的写作意图、行文逻辑与编纂体例,探讨其在民族志视域下的书写特征。作者七十一在“自序”中完整表达了自己基于亲历见闻、为弥补相关典籍记载缺失、提供超越前人的西域地理风俗记载之主旨,刻画出“在彼处”之人的形象,建立叙述权威;该书行文、内容与逻辑协调形成了一套真确、融贯的西域知识表述,其内容详瞻、笔触细腻,在确保叙述客观性的同时,拓展了作者观点的表达空间;该书体例颇得乾嘉时期纪传体志书精要,兼采历时性与共时性记述之所长,统合“时间”与“空间”要素,成功描绘出动态变迁中的西域文化整体面貌。上述三方面书写特征使该书得以容纳清朝统一西域之初当地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复杂而多元的语言符号世界里自有其强盛之生命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文化润疆背景下西域屯垦戍边文学的时代价值探究

西域屯垦戍边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丰富的过程,从汉代到清代,不同朝代的文人墨客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了屯垦戍边的生活和故事,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西域屯垦戍边文学有多元文化融合、主题鲜明、情感丰富、艺术形式多样、时代感强烈、传承与发展并存的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西域屯垦戍边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在文化润疆背景下,西域屯垦戍边文学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交融、提升新疆地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

陈垣“中华民族”观及其影响——以《元西域人华化考》为例

在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华民族”的相关研究中,民族文化交融问题是学界最为重视的方向之一,陈垣就是很早关注“中华民族”研究中的民族文化交融问题的代表性学人。他结合多年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经验,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以“华化”为核心,系统阐述和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元代西域人之所以会“华化”,是因为他们认同并积极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问世后,其“华化”概念及论证方法对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亦受到海外学界的关注,不仅有学者直接以“华化”为名撰写论著,开拓了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民族研究,亦有学者受“华化”影响,间接撰写了多部专著或通史以探讨中国民族文化交融问题。探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华化”概念,特别是“华化”背后所反映的陈垣“中华民族”观及其演变过程,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探究在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史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知变化以及背后的思考,为今天中国史学界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近二十五年来国内明代西域研究综述

对近二十五年 ( 1978～ 2 0 0 3年 )来 ,国内学术界对明代西域的研究 ,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作了简要分析 。

《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

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是明代惟一的亲历西域实录。比勘《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确定《明史.西域传》采摭《西域番国志》的版本系统,进一步评述《西域番国志》的文献价值,以探讨《西域番国志》在《明史.西域传》中的作用。

吐蕃与西域诸族的关系

吐蕃与西域诸族的交往,在唐代各民族关系史及边疆开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就新疆出土的简牍及汉、藏文史书所载,论列如下:一、吐蕃与西域诸族的早期交往吐蕃与西域地区的联系产生于公元7世纪初期。藏文史书《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载,墀论赞(即朗日松赞)时,曾率兵万人出击苏毗,打败森波杰。

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

２０世纪初，以法国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为首的西域考古探险团深入我国新疆和甘肃敦煌，发掘到许多珍贵历史文献文物，从敦煌藏经洞中劫掠走大批文化瑰宝。伯希和劫掠的文物和文献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它主宰了法国几代汉学家们的研究方向与领域，在西方发展起了一门敦煌西域学，造就了法国几代汉学家，推出了一大批传世名著。我们对伯希和劫掠和盗窃我国文献文物的行为要永远严厉谴责，而对于他及其弟子们的研究成果亦应介绍和吸取。

两汉西域戊己校尉考

两汉西域戊己校尉考余太山如所周知，戊己校尉的设置对两汉的西域经营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资料太少，有关戊己校尉本身的一些问题，虽经许多学者研究，迄今未能很好地解决。本人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两汉戊己校尉的隶属、驻地、名称、秩禄和人数等问题...

李白诗中的西域文化考论

In the poems by the talented poet Li Bai,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cultural factors embedd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y have formulated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at area described in Li Bai’s poems and demonstrated an internal link between the poet and the Western Region culture.

汉唐西域水上交通管窥

汉唐时期西域的交通,除了陆路外,还有水上交通,且其历史源远流长。当地生活在河湖水资源丰富区域的居民利用舟船类浮运工具出行,或捕捞鱼类以获取生活资料,或赖之展开对外交往。汉唐时期在水量较大而无法直接涉过的河流设有渡口,以舟船摆渡两岸往来,进而连接陆路交通,这种交通方式在丰水季节尤为重要。此外,汉唐中原政权曾在西域人工凿渠,或利用自然河道,积极发展漕运,以运输粮食和其他物品,为其经略西域及畅通丝绸之路提供物资保障。西域水上交通是汉唐古代丝绸之路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多荒漠且地势相对平缓,河流渠道容易淤塞。地表径流季节性明显,河道多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当地的水上交通具有季节性且规模小、行程相对较短的特点。

《大唐西域记》的序文

目前已知的《大唐西域记》序文有三种。第一种是敬播序,可能写于永徽年间。第二篇是于志宁序。高宗显庆元年高宗向于志宁等人下敕曰:“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此“玄奘所翻经、论”中亦包括《西域记》。目前日本古写本等古老的文本均继承此时的修订文本,但于志宁序在唐代并没有被广泛使用,只有敬播序流传下来。日本古写本、敦煌遗书和唐五代时期传世文献都证实了这一点。于志宁作序的《西域记》远流南方,并被福州版藏经采用,与后来的刊本藏经一起流传至今。另据了解,在唐代,玄奘本人的序文(现收录于《西域记》卷1正文中)曾与敬播的序文一起作为独立的序文冠于卷首,但很早就被纳入卷1正文中。

仰观:从穹顶画到藻井画——以异域、西域和敦煌石窟为文明比较

针对敦煌石窟藻井画与异域、西域的穹顶画的不同,从西方券顶和穹顶画入手,分析双方的不同,探讨了表现神祇和人物的穹顶画为什么在敦煌几乎没有出现,认为敦煌藻井画的出现或与印度石窟平棋、阿富汗石窟三角天井构造有一定联系,但巴米扬、龟兹和吐鲁番石窟都有穹顶画,到了敦煌就停滞了空间创作与传播。敦煌藻井画由北朝隋初唐的艺术动感,发展为中唐的静态设计,晚唐五代繁复极致却僵硬成为程式化装饰,显然与异域穹顶人物画的写实本真相差甚远,并制约了后世藻井画的整体创新,失去了外来文化激活开新,影响到吸纳新艺术潮流的演变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