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

“伦理”与“道德”关系的演变——基于“西学东渐”进程中语汇翻译的考察

在汉语学术语境中,“伦理”与“道德”通常被视作两个“相近相通”甚至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从“西学东渐”进程中的语汇翻译视角看,“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呈现出三种形态:一是“道德”隐没于“伦理”;二是“伦理”与“道德”的关系相当于ethics与virtue的关系;三是对“伦理”与“道德”关系的理解,开始融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理”之关系的探讨。二者关系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接受进程,也为现代学术概念的使用规范奠定了基础。“伦理”与“道德”的分译,对于理解它们各自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伦理”与“道德”关系演变历程的研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东西方伦理观念的碰撞与交流,也为我们进一步明晰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提供了历史依据。

阅读史视角下的“西学东渐”问题——评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书,以阅读史视野展开对“西学东渐”这一近代思想变迁问题的研究。阅读史研究侧重读者和书籍关系、读者的阅读实践和书籍在阅读过程中的意义重建等向度,为探究近代知识生成和思想流变构建了具体的历史场景。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研究,对分析士人心态、重塑近代历史人物形象、探析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晚清士人的阅读史,可以超越既存历史认知,探知历史本来面目,在时代变迁的潮流中寻绎历史的意义。通过阅读潘光哲著作,既可从阅读史研究视野窥探晚清士人思想变迁之路径,亦可体悟文献研究之方法,更能从著者征引的史料和注释出发,见微知著。

新概念的翻译与西学东渐——中国近代概念翻译史的研究模式

概念翻译史连接了语义演变与社会变迁,这种纽带联系的两端相互影响:新概念的考察可以凸显翻译的社会建构功能,社会变迁也影响着新概念的引介与容受。本文通过考察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新概念的形成模式,探赜翻译对科学思想与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在回顾概念史的理论基础后,以启蒙运动的概念翻译史为案例,建立一套关注多元历史条件的概念翻译史研究模式,有助于解读汉语词汇的历史语义演变,拓宽概念翻译史研究的方法论路径。

“西学东渐”语境下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可以上溯到近代的“西学东渐”,这一时期掀起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学习西方的思潮。梁启超将近代西学划分为器物学习、制度学习和文化学习三个阶段,以这样的视角审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可以了解到大规模学习西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此时因受到接受选择性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起初的接受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和偶然性,体现为接受主体的盲从、无意识以及理解的偏差与混乱等,在认知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逐渐得到认知并被重视。从整体的接受活动看,“西学东渐”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奠基和孕养意义,它一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一方面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容闳西学东渐思想与两次西学东渐思潮的渊源探析

容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重要先驱之一。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就读期间产生了用所学知识回馈祖国的坚定信念。西学东渐思想指引容闳先后参与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并率先发起幼童留美运动。容闳波澜壮阔的一生在中国科技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关于容闳的现有研究中,多集中在其具体的西学东渐实践上,虽然有少部分涉及容闳思想的探析,但都以单一的或陈述性罗列为主,缺少关于容闳西学东渐思想如何产生的深入思考。既有研究未从根源上并从多角度进行探究,这对从根本上和全面地认识容闳十分不利。结合容闳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及救国实践,可以十分清晰地认识到其西学东渐思想的发展与两次西学东渐思潮的兴起息息相关,本文将就此方面展开论述。

浅谈“西学东渐”背景下景德镇陶瓷装饰艺术的变化

晚清、民国时期正处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期,中国面临着列强侵略和国内政治变革的挑战,为寻求现代化和对抗外来文化入侵,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思想、技术、艺术、文化等,中国社会出现了“西学东渐”的社会现象。景德镇作为中国陶瓷的重要产地,当时的景德镇瓷器独树一帜,在这个时期积极与西方接触并吸收了不少的西方装饰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欧洲的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风格。随着西方思想、文化、技术等的传入,推动了陶瓷装饰艺术在风格、技术和国际化方面的发展。本文将从艺术风格变革、设计创新、技术创新、技术改进、文化交流以及国际化的视野等方面来论述“西学东渐”背景下景德镇陶瓷装饰艺术的变化。

西学东渐中的迷失与寻获:陈桂生“教育学辨析”的旨趣

《教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教育学辨析》一书(下文简称《辨析》)是怎么来的,时间跨度有多长?对于一位著作颇丰、跨度较大的学者而言,弄清《辨析》成书的原委始末,或可帮助我们走进(近)陈桂生的精神世界。《辨析》果真只有“辨析”这一条“明线”吗?是否尚有其他“暗线”?陈桂生教育学辨析的旨趣究竟何在?以下略谈笔者阅读《辨析》的感受。

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清末民初,社会学传入中国,调查之风在各地兴起。中国早期的调查大多集中在社会状况与自然资源等客观领域,今日研究者也主要关注这一层面。然而,有可能是西学东渐发展初期学科边界不明导致内涵延伸,“社会调查”被拓展至社会心理等主观领域。与此同步,心理学被移植到中国,并在早期心理学家努力下,中国心理学获得长足发展。由于社会学重视调查,所运用的统计学方法为民调学者采纳,心理学注重测验,致力于探求社会及个人的心理及意愿,“调查”与“测验”结合,加之近代国人对已在国外流行的民调价值与方法论的认识接纳,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兴起遂完成了起码的学术铺垫与学科预备。

从“Picasso”到“毕加索”——译名嬗变视角下的西学东渐

甲午海战后,西学翻译范围扩展至人文学科,毕加索在此期间被引入国内,其引介过程反映出中国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具体侧面。本文对毕加索的定名过程进行考据,阐释了民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变化与译名变化的内在联系,并从翻译制度、翻译理念和发音特点等方面探讨了译名多样化的成因。

《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简介

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新著《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于20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十章:前五章主要讨论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来华传教士所作汉文地图文献和地理图说,涉及利玛窦世界地图、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坤舆图说》、蒋友仁(Micheal Benoist,1715-1774)的《坤舆全图》《地球图说》等内容;后五章则聚焦晚清时期中国学者编译的西学地理文献,包括林则徐主译的《四洲志》、叶圭寿与六严合作完成的《万国大地全图》《大地全球一览之图》、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邝其照的《地球五大洲全图》、吴宗濂的《澳大利亚洲新志》、沈恩孚的《澳大利亚洲志译本》等。

西学东渐与中国文体批评的近代转型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学东渐与中国文体批评的近代转型研究”(批准号:22BZW017)由赵静博士主持。晚清民初,社会变局引发思想、文化诸层面之激流动荡,中西学术交汇,变革纷呈,作为文化载体的文体,在类型、形式、内实诸层面,突破原有体制体式传统而演变生新,相应的理论批评观念也缘西学东渐全面铺开之大背景同步更新。

西学东渐背景下晚清桐城派的经世思想——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为中心

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学人,承继桐城派的经世思想,“采西学,制洋器”、振兴商务、革新教育制度及学习西方政治,适时而变,顺应时代潮流。他们的经世思想及实践,既突破了长久以来的“夷夏之防”观念,也对传统义利观作了修正,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戊戌时期西学东渐与改良派论报话语的新变

戊戌时期,改良派继续沿袭了“附会”的论报方式。然而,随着西学影响的加深,西政知识成为他们接受的突出内容。他们的论报话语由此逐渐融入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元素,明确强调报刊要输入西学尤其是西政知识,并对报刊与君、民的关系做了初步的现代化阐述,体现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急剧转型。

西学东渐视域下的《郴州直隶州乡土志》研究

《郴州直隶州乡土志》是郴州旧志中最后一部志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郴州知州查庆绥编纂,郴州州岁贡生罗云阶、谢馨槐,州禀贡生杨彬元同辑。它是一部官修的乡土教育教材,作者主要记载了郴州直隶州的政治沿革,丰富的文化,落后的经济。作者深受清末时期西学东渐的影响,希望向西方学习,变法自强,使郴州迅速发展起来。该志书的富强志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异曲同工,我们应当把这种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地域红色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共同助推民族伟大复兴。

“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影响

我国的书籍装帧形态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的漫长的岁月,随着社会的进步书籍形态也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变化。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艺术潮流席卷而来,带来了先进的印刷制版技术,逐渐改变了我国书籍装帧艺术的形态,中国的书籍装帧艺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此时的书籍设计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以鲁迅、陶元庆为首的一批文人和艺术家为书籍设计封面,以他们浓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审美意识,创作出了富有个性丰富多彩的书籍作品。鲜明的艺术风格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从史料角度再读《西学东渐记》

容闳作为近代联通中西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用英文写成的自传被译成中文,以《西学东渐记》最为著名。容闳个人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不仅是经历者,还是参与者,因此该文从史料角度再读《西学东渐记》,不仅通过容闳的视角探究了其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交往,也了解到“留美幼童”计划的成型和夭折,还通过容闳经商之路再现了近代的中国社会图景,使读者强烈感受到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以及不断为祖国前途命运而寻找出路的努力和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历程。

探析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建筑实践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影响下的现代建筑实践改变了中国的城乡面貌,也带来了自然环境恶化、城乡差距拉大、地域特色消失等一系列问题,限制了中国人居环境的品质提升。通过对中国现代建筑实践的历程、特征及规律进行分析,指出现代建筑只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创新是现代建筑实践前进的内生驱动。应以客观的态度批判对待现代建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筑理论体系,以持续性的思考与研究促进建筑技艺创新,推动建筑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人居环境的高质量发展。

从世界看中国的爱国者——读《西学东渐记》札记

通过研读《西学东渐记》,对容闳在致力于探索救国之路过程中的重大表现,力图作出较细致的分析解读。从他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谋求“教育救国”的方案及其实施以及契合近代历史演进脉络的人生轨迹等几方面,论述了容闳凭藉自幼年开始所接受的西方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留美经历所赋予他的世界视野和眼光,满怀拯救祖国的热望,从世界反观中国,使得他的一生能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前行,保持思想的前瞻性和实践的先进性。容闳不愧为近代从世界看中国的杰出的爱国者。

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是考察晚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两个基本维度,西方传教士在其中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重要角色。美国传教士卢公明所编撰的《英华萃林韵府》这一工具书,汇合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和特征,拓展了"中学西传"的内涵,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