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伦理规范判断机理

行为之所以被认定为犯罪是因为它突破了现实社会伦理道德底线。在刑法规范中存在大量的道德价值判断,这种判断遵循着特定的机理。从宏观上伦理价值观可被分为政治伦理价值观、社会伦理价值观和个人伦理价值观,每一种伦理价值观在对犯罪的伦理规范判断中的地位、作用及发生作用的机理等都有所不同。

论法律选言规范判断

法律选言规范判断不同于传统逻辑中的选言判断,从逻辑层面上分析三种不同类型的法律选言规范判断,有助于准确地理解法律、正确地适用法律。

网络帮助行为刑事处罚的规范判断

网络时代下如何处理网络帮助行为的归责是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学界现有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之争与中立帮助行为理论的应用,但均无法真正解决网络帮助行为的归责问题。一方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之争未能揭露网络帮助行为作为共犯从属性原则的例外的本质;另一方面,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及理论本身存在诸多争议。有必要转换研究思路,经由规范判断的方法论,辅之以针对网络帮助行为的事实性分类,通过多重检验规则的构建进行判断:如果帮助行为专门指向违法犯罪行为,则应从规范评价上直接肯定归责。如果帮助行为并非专门指向违法犯罪行为,则需要考察行为人对不法行为是否具有特殊认知,由此肯定归责。在反向的判断标准上,如果帮助行为符合行业规范,则应当否定归责。

论法律规范判断

根据法律规范判断的特点，法律规范判断可分为简单法律规范判断和复合法律规范判断两大类。根据法律规范词，又把简单法律规范判断分为“应当型”、“禁止型”和“允许型”三种，把复合法律规范判断分为联言法律规范判断。

关于规范判断分类

规范逻辑是现代逻辑的一个分支,它以表达人们道德观念及行为规范的各类判断和推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谓规范是指在一定社会集团中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行动原则,它的外延包括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纪律规范,语言规范及风俗习惯等等。涉及行为规范的判断遍及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各行各业各个不同领域,在法律和道德方面尤为显见。

论正当防卫制度的复双层结构及其规范判断的路径指引功能——以“两高”的指导性案例为分析样本和切入点

当前,正当防卫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陷入价值不彰、功能不显的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对正当防卫制度的结构缺乏充分认识,从而严重影响了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基于正当防卫的本质乃是一种权利行使制度这一认识,正当防卫应当构建“防卫前提→防卫行为”的宏观双层构造和防卫行为中“行为→结果”的微观双层构造,并在这种复双层结构中实行“防卫前提优先于防卫行为”“行为优先于结果”的顺次判断检验机制,如此方能充分释放认定正当防卫的规范判断的路径指引功能,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正确适用。

非法获取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其他方法”的规范判断

刑法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了“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缺乏行为定型性,难以准确认定本罪中的非法获取行为,司法认定过于宽泛,需要确定实质判断规则。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规范实质在于个人信息利用主体范围的扩大,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由于转移手段的非法性而升高被非法利用的危险。手段的非法性作为实质理解非法获取行为的抓手,其实质根据在于手段的法益侵害性,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民个人信息之上的人身财产权益和公共信息安全流通秩序,前者既是本罪保护的核心法益,也是对后者的侵犯是否达到实质可罚程度的重要判断依据。对“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的判断,形式上要违反前置法规范,产生信息权益利用主体扩大的效果,实质上需要进一步结合获取目的和后续处理活动等判断其行为非法性是否达到实质可罚程度。

“网络暴力”治理研究中规范判断与理论依据的学理分析

网络暴力事件频频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有关研究也持续升温,但一些基础性的学理问题亟待澄清。本文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采用多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暴力治理研究中的规范判断与理论依据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对样本案例中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与司法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对案例中行为究竟是何种违法行为的认定,大多不符合规范判断的标准;将样本案例定性为网络暴力的理论依据大多似是而非,理论误用比比皆是。结果,论者对网络暴力案例中行为的定性呈现出扩大化、模糊化、片面化的倾向,不仅不能为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持,反而可能误导对网络暴力治理的政策导向与司法实践,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自洗钱入罪后共同犯罪认定的规范判断

自洗钱入罪作为刑法修订的现实变动,虽然对接了从严惩治洗钱行为的政策立场,但同时也给洗钱罪共同犯罪认定的规范判断带来了现实难题。自洗钱入罪后共同犯罪的实践认定应立足本土化犯罪成立要件,结合二元区分制的犯罪参与体系进行形式和实质的综合判断。自洗钱与他洗钱结合实施的共同行为,根据主观意思或者客观行为难以区分正犯与共犯,相互协作与共同加功的特质也较难界分支配地位,需要结合因果作用力进行个别判断。洗钱共同犯罪的认定不能泛化随意,应当以共同违法行为的存在为中心轴,对第三方参与的洗钱行为进行审查与筛选。第三方介入事前通谋的行为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需要结合具体通谋的内容判断责任可谴责性和罪刑评价的妥当性,不应把单纯针对洗钱的通谋行为穿透到上游犯罪之后进行并罚论处。

“网络暴力”治理研究中规范判断的学理分析

近年来,被称为“网络暴力”的社会事件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2023年9月25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强调充分认识网络暴力的社会危害,依法维护公民权益和网络秩序,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规范判断的特征与功能

事实判断以事实为描述对象,其语气是直陈的,具有真或假的特征。价值判断可分为评价判断与规范判断。评价判断直接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这一价值事实,其语气可能是直陈的,也可能是感叹的。相对于特定的主体,直陈的评价判断也具有真或假的特征,而感叹的评价判断则无真假之分,只有真诚与否的差别。规范判断不直接描述价值事实,其语气是祈使性的,只有合理不合理之分而无真假、真诚不真诚之分。规范判断具有提供关于行动的知识、引导主体行为、表达态度或者情感、建构和维持社会共同体的功能。

规范判断、规范动机与VM患者案例

内在主义认为一个人如果真诚地提出第一人称的规范判断,那么必然能够激发行为动机。外在主义通过VM患者的案例表明腹内侧额叶皮质受损的病患可以提出规范判断,但是没有任何行为动机,所以内在主义是不成立的。但是外在主义无法保证VM患者确实在实验中提出了真诚的规范判断,把SCR作为测量受试者动机的指标也很可能是一种误解,所以VM患者的案例并不能真正驳倒内在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规范理论研究的旨趣具有理想性和超越性的特点,所以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只能帮助人们理解规范判断、规范行为产生的生理基础,并不能构成对该理论的直接反驳。

规范性的本质与规范判断内在主义

对于什么是应该的,即人们应该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规范性"问题,韦奇伍德提供了一种规范言谈和规范思想的语义解释,提出了一种规范判断内在主义的解决方案,认为在规范判断与意向以及实践推理之间有一种本质的或内在的关联。但是规范判断内在主义的解决方案受到了来自霍尔顿、科拉等人的挑战,他们试图表明,内在主义的解决方案是不全面的,即一种规范言谈和规范思想的语义学解释并不足以说明规范判断的效力以及一个人如何从合理的推理贯彻到行动。

法律东方主义的规范性判断及其回应方式——以孟德斯鸠、韦伯与昂格尔的中国法律研究为中心

孟德斯鸠、韦伯和昂格尔都对古代中国法律进行了专门研究并认为"中国无法治",这是一种法律东方主义的规范性判断。国内学界从政治理想和论证逻辑视角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两种回应方式能够从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和二元对立思维角度解释西方学者作出这种判断的原因,但未能解释这种判断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面对这一问题,需借鉴吉尔兹文化诠释的观点,从中国与西方生活方式比较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这样既揭示西方学者因忽视中西方生活方式不同而对中国法律作出误判的现实,又揭示西方学者因受限于其自身的文化前提而在作出"中国无法治"判断时体现了顽固的规范性特征的规律。

规范性判断

在日常道德生活中,我们总被告知应该如何行动。这实际上表达了关于行动的一个规范性判断。然而,规范性判断是否具有普遍客观性却受到了很大的质疑。本文通过依次考察西方当代几个著名的哲学家有关该观点的论证表明,规范性判断是我们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而且,它不但具有客观性,还具有实践性,正是这种客观性与实践性的双重特征使得规范性判断能够成为我们的日常行动的道德指南。

规范模态判断的概念管见

随着被称为人类知识基础学科之一的逻辑学在我国学坛上的正名、复位作为形式逻辑学的应用逻辑的一个新的分支——法律逻辑学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规范模态判断以其与法律特有的紧密联系的特点,作为法律逻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则更加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并在短短的几年内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就笔者所知,目前供高等学校文科使用的逻辑教材之一《普通逻辑》(《普通逻辑》编写组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1986年5月出版的第三版(修订本)中新增加了规范判断的内容。作为法律逻辑学早期专著之一的《法律专业逻辑学》(石子坚、阳作洲、杜辛可、郭虹、雍琦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在1985年8月第二版(修订本)

人工智能主体性论与刑法中的法规范主体判断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出现引发了能否赋予其主体性的思辨。法规范主体判断是以一定的标准或条件将法规范主体与其他事物相区分的判断,法规范主体则是凭借某些特质而接受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适格主体。法规范主体判断在位阶上先于责任能力,内容包括人的意志、目的性意图、主观要素,实质则是人的不法。法规范主体是构成要件主体的上位概念,构成要件主体是法规范主体的具体化。立法新设构成要件主体只能以人为核心进行构建。人工智能无法通过法规范主体判断的检验,立法确立其法律主体地位不具有实质意义。

量刑的价值判断与公正量刑的途径

量刑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量刑的事实判断以犯罪的主客观事实为基础,量刑的价值判断体现国家和社会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特殊需要。《刑法》第61条规定的是量刑的事实根据与法律根据,在价值判断上有所缺漏。量刑的价值判断与规范判断并不相同。影响量刑的非规范性价值评价因素主要包括:情势变迁、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犯罪人的家庭、生活状况等。公正量刑的途径在于: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适时调整量刑的依据和标准;赋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程序机制。

价值的歧义与判断的迷失——对我国司法判断模式之反思

"价值"一词的诸多歧义及人们对它的误读导致司法判断模式上的迷失以及该领域内"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其在刑事法学领域亦有突出表现。这带来的诸如将规范判断误认为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引入事实判断中等谬误对当下中国法治造成深远的负面示范效应。必须在司法判断领域将此种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驱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