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干预对儿童视屏时间影响的研究

目的分析综合干预项目(DECIDE-children)对儿童视屏时间的影响及可能的中介因素,为控制儿童视屏时间提供依据。方法于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在北京、山西、新疆的24所小学进行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纳入1392名四年级学生,以1∶1的比例分为干预组或对照组,干预组儿童开展为期一学年的饮食运动行为综合干预,对照组参加常规教学。使用基线和终期随访问卷调查儿童视屏时长和运动与视屏知识、家长对儿童视屏时间的限制相关指标。使用线性回归及广义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关联研究,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调整基线调查的年龄和性别。结果在1392名调查对象中,基线调查时视屏时间≥2h/d的儿童有289人(20.8%)。与基线结果相比,终期干预组中家长限制儿童视屏时间不超过2h/d的比例、儿童的运动与视屏知识满分率增加大于对照组(OR_(adj)=1.64、2.27);儿童视屏时间≥2h/d的比例减少大于对照组(OR_(adj)=0.57)(均P<0.05)。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家长限制儿童视屏时间不超过2h/d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4.01%,儿童运动与视屏知识满分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1.40%(均P<0.05)。结论该综合干预项目可以增加儿童视屏时间达到指南标准的比例,其中家长限制儿童视屏时间不超过2h/d和儿童的运动和视屏知识满分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中国5省初中生视屏时间和饮食行为与抑郁症状的关联

目的·了解中国5省初中生视屏时间和饮食行为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中国东部地区的浙江、广东,中部地区的江西,西部地区的四川、贵州共5省1067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健康行为情况、饮食行为情况、抑郁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初中生的抑郁症状报告率、每日视屏时间和饮食行为,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每日视屏时间和饮食行为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并分析前两者的交互作用。结果·中国5省初中生抑郁症状报告率为12.9%,西部地区、非独生子女、每周零花钱超过100元、有过吸烟行为、有过饮酒行为、每日视屏时间≥2 h、有不健康饮食行为的初中生抑郁症状报告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15.2%初中生每日视屏时间≥2 h;调整混杂因素后,与每日视屏时间<2 h组相比,≥2 h组抑郁症状报告率更高(OR=1.89,95%CI 1.22~2.95)。29.5%的初中生有不健康饮食行为;调整混杂因素后,与健康饮食行为组相比,不健康饮食行为组抑郁症状报告率更高(OR=2.16,95%CI 1.47~3.19)。6.4%的初中生每日视屏时间≥2 h且有不健康饮食行为;调整混杂因素后,这部分学生比每日视屏时间<2 h且饮食行为健康学生抑郁症状报告率更高(OR=4.26,95%CI 2.24~7.56)。调整混杂因素后,每日视屏时间与饮食行为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存在相加交互作用,超额相对危险度(relative excess risk due to interaction,RERI)为1.21(95%CI 1.02~1.51),交互作用归因比(attributable proportion due to interaction,AP)为0.19(95%CI 0.13~0.31),交互作用指数(synergy index,S)为1.35(95%CI 1.12~1.69)。结论·视屏时间过长且有不健康饮食行为的中国初中生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且两者对抑郁症状有相加交互作用。

学龄儿童娱乐视屏类久坐和教育类久坐与抑制控制的关系

目的:探讨娱乐视屏类久坐行为、教育类久坐行为与学龄儿童抑制控制的关系。方法:选取700名学龄儿童(年龄10~15岁),采用儿童青少年久坐行为问卷调查久坐总时间、娱乐视屏类久坐时间和教育类久坐时间,运用Stroop任务评估抑制控制。结果:娱乐视屏类久坐时间与色-词一致条件正确率、色-词不一致条件正确率均负关联(β=-0.15、-0.18),教育类久坐时间与色-词不一致条件反应时负关联(β=-0.09)。结论:学龄儿童久坐行为与抑制控制的关系可能因久坐类型而异,应着重限制娱乐视屏类久坐行为,以保障学龄儿童的认知发展。

幼儿期视屏行为和户外活动及其交互作用与学龄前期多动行为的关联

【目的】调查儿童一岁半时视屏内容类型及屏幕暴露频率与学龄前期多动行为的关联,并探究户外活动与视屏行为的交互作用对关联关系的影响,为儿童行为问题的预防及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及可行方案。【方法】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使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61所幼儿园中5648名儿童的家长及教师进行调查,采用Conners教师评定量表(TRS)评估儿童的多动行为,使用自编问卷调查儿童的基本信息、一岁半时视屏内容类型、屏幕暴露频率及户外活动频率。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进行统计分析,在控制儿童的年龄、性别、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条件下,探究视屏行为与多动行为的关联及其与户外活动的交互作用。【结果】儿童学龄前期多动行为总体检出率为3.2%,品行问题为2.1%、多动问题为2.1%、注意力不集中-被动问题为1.3%、多动指数为0.9%。校正混杂因素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儿童一岁半时屏幕暴露为“每周2~4次”与学龄前期多动行为的检出率升高有关,比值比(OR)[95%置信区间(CI)]为1.682(1.141,2.480)。每天均有屏幕暴露与学龄前期多动行为、品行问题、多动问题、注意力不集中-被动问题和多动指数的检出率升高均存在关联,OR(95%CI)分别为2.136(1.218,3.746)、2.321(1.185,4.546)、2.300(1.208,4.380)、2.776(1.267,6.085)和3.640(1.525,8.687),但这种关联在一岁半时每天进行户外活动的儿童中并未发现(交互作用P值<0.001)。未发现视屏内容类型与多动行为的关联(P>0.05)。【结论】幼儿期屏幕暴露频率与学龄前期多动行为问题显著相关,户外活动可以削弱高频屏幕暴露与多动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提示家长及学校应重视对幼儿视屏行为和户外活动的科学引导,合理安排幼儿一日生活,为儿童行为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过长发生率的Meta分析

目的系统评价中国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过长发生率。方法计算机检索CNKI、VIP、WanFang Data、CBM、PubMed、Cochrane、Embase、CINAHL和Web of Scuence数据库中发表的有关中国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过长发生率的横断面研究,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2年10月18日,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文献质量,采用Stata16.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28篇文献,包含143483例学龄前儿童。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过长总发生率为46.4%,视屏时间>1h、≥1 h、>2 h、≥2h的发生率分别为61.6%、56.5%、28.1%、34.1%,平均每日视屏时间为1.86小时。总视屏时间过长发生率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男、女童发生率分别为48.5%、45.6%,3~6岁发生率分别为40.9%、45.8%、45.4%、44.4%,独生、非独生发生率分别为47.9%、53.8%,父母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发生率分别为49.7%、49.9%,父母高中文化程度发生率分别为46.5%、44.4%,父母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发生率分别为41.8%、42.4%,学习日、周末发生率分别为35.3%、43.7%,2019年前、后发生率分别为43.2%、46.2%,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发生率分别为49.7%、39.4%、39.3%。结论中国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过长发生率较高,男童、年龄越大、非独生、父母文化程度低、东部地区的发生率更高,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和干预。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限制,上述结论尚需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广西初中生视屏时间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广西初中生视屏时间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防控初中生视屏时间过长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广西4个地级市共抽取2834名初中生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其性别、年龄、年级、家庭居住地、民族、父母文化程度、父母感情、学习成绩、家庭经济条件、照护人等基本情况,以及最近30 d学习日和休息日视屏时长状况,并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和9项患者健康问卷评估初中生焦虑、抑郁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初中生发生视屏时间过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初中生学习日、休息日视屏时间过长的检出率分别为18.4%、42.2%。学习日视屏时间过长与学习日视屏时间<2 h/d的初中生的民族、学习成绩、父亲文化程度、父母感情、留守情况、照护人、抑郁和焦虑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休息日视屏时间过长与休息日视屏时间<2 h/d的初中生的年龄、年级、家庭居住地、民族、父母感情、留守情况、照护人、抑郁和焦虑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学习日,其他少数民族、学习成绩中等/差、父母感情一般、重度抑郁、中度和重度焦虑是初中生发生视屏时间过长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在休息日,年级为初一及初二、家庭居住地为县郊/镇上、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父母感情一般、留守、抑郁、中度焦虑是初中生发生视屏时间过长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广西初中生学习日视屏时间过长的发生率低于休息日,民族、学习成绩、年级、家庭居住地、父母感情、留守情况、焦虑和抑郁是影响初中生视屏时间的因素,建议定期开展相关健康教育,采取学校-家庭联合监督,防控初中生视屏时间过长的发生。

上海市3~6岁学龄前儿童视屏暴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并分析上海市闵行区3~6岁学龄前儿童视屏暴露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抽取上海市闵行区21所幼儿园3~6岁儿童,于2023年4至5月对家长进行在线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学龄前儿童视屏暴露的影响因素。结果:2147名学龄前儿童平均视屏暴露时间为(2.52±1.96)h/d,其中345人(16.07%)为高暴露,1457人(67.86%)为中等暴露,345人(16.07%)为低暴露。工作日和周末视屏暴露时间分别为(2.40±2.02)和(2.82±2.12)h/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OR=1.759,95%CI为1.131~2.735)、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OR=2.649,95%CI为1.721~4.080)或大专(OR=1.811,95%CI为1.290~2.542)、家庭月收入<10000元(OR=2.321,95%CI为1.595~3.380)、晚上睡觉前使用视屏产品(OR=1.824,95%CI为1.467~2.268)、家长在儿童面前使用视屏产品(OR=1.550,95%CI为1.147~2.094)、家长支持使用视屏产品(OR=1.294,95%CI为1.066~1.570)的学龄前儿童视屏暴露的风险较高;而3岁(OR=0.658,95%CI为0.473~0.915)、独生子女(OR=0.717,95%CI为0.595~0.864)、家长陪伴使用视屏产品(OR=0.631,95%CI为0.512~0.776)及家长限制使用视屏产品(OR=0.515,95%CI为0.332~0.800)的学龄前儿童视屏暴露的风险较低。结论:上海市3~6岁儿童的视屏暴露处于较高水平,以父母的行为和认知改变为重点的干预策略可改善儿童的视屏暴露程度。

幼儿气质与视屏时长的关联分析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幼儿气质与视屏时长的关联。方法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纳入2020年身体发育情况正常的1~3岁儿童气质量表数据和每周视屏时长数据完整的幼儿1118名。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幼儿在5个维度上的气质得分与每周视屏时长的关联。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分层分析法,进行敏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结果校正幼儿年龄、性别、所在地区、城乡、父母文化程度以及抑郁情况后,幼儿在活动性、反应性、情绪性和专注性这4个维度上的气质得分每增加1分,每周视屏时长分别增加11.2%(95%CI:0.058~0.167,P<0.001)、10.2%(95%CI:0.050~0.155,P<0.001)、7.9%(95%CI:0.027~0.132,P=0.003)、11.2%(95%CI:0.056~0.168,P<0.001)。未发现上述关联在不同亚组存在差异(P交互>0.05)。未发现幼儿社会抑制性得分与其视屏时长相关(P>0.05)。敏感性分析结果与主要结果保持一致。结论幼儿较强的活动性、反应性、情绪性和专注性与视屏时长较长相关。本研究为未来基于幼儿气质对其视屏行为进行个性化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动态视屏显微检测分析系统的研制

本文介绍了一种动态视屏显微检测分析系统的设计方案,包括硬件设计、软件框图、视屏捕获、图像处理、测量与分析等功能的实现方法。

低年级农村儿童的视屏时间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随着农村儿童对电子产品使用频率的增多,电子产品的使用现状及其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值得关注。通过问卷法,调查了426名小学一至三年级农村儿童电子产品使用情况与执行功能的水平,探讨视屏时间与执行功能这一高级认知能力之间的具体关系。结果发现,大多数低年级农村儿童每天使用电子产品娱乐和学习的视屏时间在1小时以下,无论平时还是周末,娱乐视屏时间都显著多于学习视屏时间;家长娱乐和学习的视屏时间与儿童的娱乐和学习视屏时间具有密切关系;儿童平时或周末的娱乐视屏时间与其执行功能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娱乐的时间后,儿童平时或周末的学习视屏时间与其执行功能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如果要更好地发挥电子产品对儿童认知发展的积极影响,应合理控制儿童的娱乐视屏时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北京市3~6岁儿童视屏时间调查

目的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期间北京市3~6岁儿童视屏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网上问卷调查方法,2020年2月25-29日对北京市48家幼儿园11731名3~6岁儿童家长开展调查,重点调查儿童在COVID-19疫情期间视屏时间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获得11636份有效问卷,11267名(96.83%)儿童在COVID-19疫情期间使用过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6429名(57.06%)儿童平均每天视屏时间超过1 h。与儿童关系、家长受教育程度、儿童年级、居住地区是儿童视屏时间的影响因素,父亲回答(Z=4.83,P=0.028)、家长低受教育程度(Z=149.26,P<0.001)、就读大班(Z=91.61,P<0.001)、居住北京郊区(Z=34.71,P<0.001)的儿童平均每天视屏时间更长。结论COVID-19疫情期间北京市3~6岁儿童视屏时间长,儿童视屏用途广泛,应提高家长对视屏时间危害儿童健康的认识。

中学生视屏时间、心理亚健康与自伤行为

目的:调查我国中学生视屏时间及自伤行为现状,探讨在不同心理亚健康状态下视屏时间与自伤行为的关联。方法:选取沈阳、新乡、广州和重庆4个城市的中学生13817名,使用自伤行为及久坐行为调查问卷调查自伤行为和视屏时间,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评价心理亚健康状态。结果:学习日和周末视屏时间>2 h/d者分别为2085人(15.1%)、8077人(58.5%),心理亚健康状态者2997人(21.7%),有自伤行为者3899人(28.2%)。调整地区、性别、年级、吸烟、饮酒和年龄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学习日视屏时间>2 h/d在非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学生中与自伤行为无统计学关联,而在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学生中,学习日视屏时间>2 h/d是自伤行为的危险因素(OR=1.27);无论中学生是否存在心理亚健康状态,周末视屏时间>2 h/d均是自伤行的危险因素(OR=1.37、1.39)。结论:较长视屏时间在中学生中普遍存在,且视屏时间较长、心理亚健康状态可能和自伤行为存在相关。

视屏显示终端对视觉系统影响的研究

目的研究长期使用视屏显示终端(VDT)对视觉系统的影响。方法对75例长期VDT操作者进行问卷调查和眼科检查,记录其注视视屏操作史、临床症状、屈光状态、结膜炎症、角膜荧光染色、泪膜破裂时间(BUT)、泪液分泌试验(STⅠ)、每日视屏操作时间。分析VDT操作者的症状、视屏操作史、每日VDT时间与屈光状态、结膜炎症、角膜荧光染色、泪液分泌功能的相关关系。结果患者注视视屏操作史为(7.6±4.6)年,每日注视VDT(7.3±3.4)h,88.0%(66/75)VDT操作者是操作计算机者。眼部症状以眼干(49例)和疲劳感(61例)为最多见。眼部体征多表现为BUT时间缩短(68/75),81.3%(61/75)患者符合干眼症诊断标准。患者症状严重程度与每日VDT时间、每日计算机操作时间、操作计算机开始疲劳时间和看电视开始疲劳时间有关(P<0.01),与患者的注视视屏操作史、屈光状态和泪液分泌无关(P>0.05);但开始疲劳时间与每日视屏操作时间、看电视开始疲劳时间、双眼近视度数、STI和年龄有相关关系(P<0.05)。结论VDT操作者多为工作中长时间使用计算机的人群。VDT症状严重程度与每日VDT使用方式有关,可通过改善VDT使用者的职业卫生环境和适当使用替代疗法来缓解不适。

视屏终端综合征的研究进展

视屏终端(visual display terminal,VDT)综合征,是由于长时间使用VDT操作而影响眼睛和身心健康所产生的一组疾病,又称技术紧张性眼病或电脑视力综合征。VDT综合征的病因主要包括屈光与调节机制(调节痉挛)、眼表机制(泪膜功能异常)和眼外机制(显示器视觉效应)。基于VDT综合征多种病因的研究,治疗具有多向性,不仅对视疲劳进行对症治疗,也要对不良的工作环境和生活习惯行对因治疗。我们就VDT综合征的病因及治疗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视屏终端的使用对人泪膜及眼表的影响及非侵人性眼表综合分析仪的应用价值

背景目前，视屏终端已广泛用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其对眼表健康的影响受到关注，而临床上对眼表的健康评估和干眼的早期诊断尚有一定的困难。以往对眼表的检查以侵入性方法为主，影响检查结果的客观性。近年来，非侵入性眼表综合分析仪已用于临床，其在对视屏终端使用者眼表健康状况的评估方面的研究尚少。目的使用Keratograph5M非侵入性眼表综合分析仪观察青年人长时间注视视屏终端对泪膜及眼表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干预性研究方法，于2015年3月1日至11月10日在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纳入健康志愿者81人，其中男39人，女42人；年龄18～30岁，均取右眼为受试眼。受试者在自然光线和屈光矫正状态下观看和操作计算机上的同一个视频，距离计算机显示屏约3013m，使用Keratograph5M非侵人性眼表综合分析仪分别测定受试者计算机操作前后右眼非侵入性泪膜破裂时间（NITBUT）、泪河高度、结膜充血评分、角膜缘充血评分、睑板腺和泪膜脂质层等，比较计算机操作前后各项检查指标的差异和出现眼表异常的眼数。结果受试者持续操作计算机3h后出现视物疲劳、干涩感、眼胀痛、视物模糊和结膜充血的眼数明显多于试验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受试眼计算机操作后首次N1TBUT、平均NITBUT分别为（6．086±3．701）8和（9．103±4．680）s，明显低于试验前的（11．445±4．964）s和（14．626±4．467）s；操作后受试眼泪河高度为（0．190±0．032）mm，明显低于受试前的（0．212±0．040）mm；操作后结膜充血评分和角膜缘充血评分分别为0．869±0．311和0．572±0．276，均分别高于受试前的0．780_±0．306和0．509±0．26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O．01），而试验前后眼压变化及不同级别角膜荧光素染色眼数分布、不同形态睑板腺眼数分布及不同形态的脂质层眼数分布均无改变。结论长时间注视视屏终端影响泪膜及眼表健康，Keratograph5M非侵入性眼表综合分析仪是临床上客观评估泪膜及眼表情况的有用手段。

视屏作业对女性生殖机能影响的回顾性调查

目的:探讨视屏作业(Video Display Terminal,VDT)对女性操作人员生殖健康及子代健康的影响,从而制定相 应的劳动保护措施,更好地保护母婴健康。方法:制定专用调查表,由专业人员对北京地区不同行业的女性计算机操作人员504人、 对照组547人进行有关月经、孕产期健康及子代健康状况的回顾性调查。结果:接触组妊娠剧吐(15.29％)、先兆流产(13.44％)、 自然流产(8.47％)及月经异常(28.87％)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有统计学意义。妊高征、妊娠合并贫血的发生率接触 组虽高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意义。低体重儿、先天缺陷、新生儿死亡的发生率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结论:孕期VDT作业可能 会增加先兆流产和自然流产的危险性。

大学生视屏终端暴露时间与视屏终端相关眼病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大学生视屏终端(visual display terminal,VDT)暴露时间与视屏终端相关眼病的相关性。方法:对珠海市3所高校1218名在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视屏终端暴露时间、眼部症状评分,对不同年级学生视屏终端暴露时间及不同暴露强度人群眼部症状评分进行比较,并对视屏终端暴露时间与眼部症状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3所高校本科生视屏终端暴露时间平均为3.72±2.17h,随着年级的增长,视屏终端暴露时间延长,暴露时间越长,眼部症状越明显,视屏终端相关眼病与视屏终端暴露时间具有正相关性。结论:长时间视屏终端暴露不利于眼健康。应加强对大学生的眼保健教育,避免或减少视屏终端暴露带来的健康损失。

视屏作业人员职业紧张分析

目的 探讨视屏作业者的职业紧张程度、紧张反应及有关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职业紧张调查表 (OSI)对宁夏某银行 177名视屏作业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视屏作业者的紧张因素总分、工作负荷、人际关系以及家庭 /工作平衡因素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 0 5或P <0 0 1) ,工作满意感及工作本身满意感与工作组织满意感的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均P <0 0 1)。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视屏作业人员的工作满意感与心理卫生的强预测因素均为人际关系 ,躯体不适的强预测因素为工作负荷。视屏作业人员紧张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对工作的影响力。结论 视屏作业者的紧张水平高于对照组 ,主要的职业紧张因素有工作负荷、人际关系与家庭 /工作平衡 ,紧张反应主要为工作满意度的降低 ;其紧张程度与紧张反应除受职业紧张因素与中和缓解因素的影响外 。

电信视屏显示终端作业对女工神经行为功能的影响

目的 探讨电信视屏显示终端 (VDT)作业对女工的早期危害。方法 采用WHO推荐的“神经行为功能核心测试组合 (NCTB)”对某电信局 14 2名某寻呼台VDT作业女工的神经行为功能进行了测试。结果 接触组的 5项消极情绪状态得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而积极情绪状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 0 5 )。视觉持留记忆、目标追踪 Ⅱ正确打点数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平均反应时则较对照组进一步延长 ,表明电信VDT作业对作业者的心理状态、短时记忆力、注意力、视觉感知、感知运动速度、手部快速运动的准确度以及眼手协调功能都有明显影响。在控制了年龄混杂因素条件下 ,各工龄段比较发现电信VDT作业对女工神经行为功能影响的最大临界时间位于 3年左右 ,且影响随工龄增加而增强。结论 电信VDT作业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视屏作业对心理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和“康乃尔医学调查表”(CMI)方法,对655名视屏作业人员和571名对照人员进行了心理测试,结果表明:视屏作业人员个性呈外向型的人数减少,趋于内向型的比例增加;情绪稳定型的百分率降低,不稳定型的百分率升高;个性表现为外向不稳定型和内向不稳定型的比例增加,外向稳定型的比例减少;易患神经症的倾向增加等。另按工龄长短进行分组比较,上述变化均表现为在高工龄组明显,提示与工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