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解放区农村题材话剧的历史蕴含与当代流脉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农村题材话剧,尤其是农村话剧“三部曲”作品,在吸纳了延安戏剧传统和东北地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翻身解放、建立与巩固政权、物质生产、人的改造与“生产”等为主题,构制戏剧冲突与塑造人物,紧密配合和服务于革命夺权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诉求,属于历史和认识价值大于审美艺术价值的革命性与政治性乃至政策性话剧。但其表达的主题与揭示的问题及其叙事却具有超越历史阶段的元典性、原创性和类神话原型的结构与母题意义,在当代文学叙事与结构中被不同程度地赓续与传承,留下余脉与印痕,甚至内化于某些红色经典的型构中,成为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冀南解放区农村社会教育研究——以《冀南日报》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冀南解放区进行的农村社会教育活动,以《冀南日报》为教育宣传媒介,通过冬学、民校、识字班、广播台与黑板报等组织形式开展教育工作,旨在对民众的政治觉悟、生产技能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其作用。冀南农村的社会教育实践,不仅提高了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且开创了新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解放区各项事业的进程。因此,以冀南农村社会教育为研究个案,可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基层乡村文化教育方面的理论优势,并为当代农村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从“目视的文学”到“耳听的文学”——解放区的方言写作与文体形式的创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在改造自我的思想浪潮中更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民间,作家的思想情感逐渐融入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实践,文学创作在不断汲取民间文艺资源中得到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铸造,诗歌上产生了注重日常口语并诉诸听觉形式的墙头诗及“快板诗”运动,民间说唱艺术也大量渗透到小说文体中,赵树理开创的板话小说体式成为许多小说追摹的对象,新歌剧及新秧歌剧及融说、唱、舞为一体,这些文类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更多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民间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新形式。方言写作与民间形式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文学对口语和声音的重视,彰显出民族文学之根依然在民间具有强大生命力。

“鲁艺”在东北解放区戏剧活动史述

东北光复后,“鲁艺”分批迁入东北,“鲁艺”文工团是东北解放区戏剧运动的活动主体,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戏剧活动与实践。东北解放区戏剧运动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从东北光复到1946年7月“七七决议”为戏剧运动准备期,从“七七决议”到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为戏剧运动活跃期,从东北全境解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戏剧运动的深化期。三个时期“鲁艺”文工团的戏剧活动各有特点。“鲁艺”文工团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实现了话剧题材的开拓,掀起了东北解放区新秧歌剧运动的新高潮,促成了东北解放区戏剧艺术创新。

出版如何创制革命文艺新经典——以根据地解放区《白毛女》为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与解放区,革命文艺经典的建构普遍采用“创制新经典”的路径,《白毛女》便是典型代表之一。在众多参与建构的力量之中,图书出版是容易被人忽略却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立足于文本生产、修订再版、改编演绎、丛书运作等4个出版运作维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歌剧《白毛女》如何在政治权力的直接作用下被“定制”为革命文艺经典的过程,剖析政治权力、出版运作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内源连接关系。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社会动员方式探析--以《东北日报》新闻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创办的第一份大区报纸,《东北日报》一经问世便肩负着动员东北群众的重要历史使命。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内容挖掘系统分析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日报》的新闻报道内容,全方位勾勒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社会动员历史图景,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有经济动员、政治动员、军事动员三种方式,党的领导、利益满足、全民广泛参与、明确目标导向四个方面构成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社会动员鲜明特征。

延安解放区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延安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团结与解放的重要基石,它从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族政策等方面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在团结御辱、共克时艰的民族解放激流中,少数民族作家纷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究其原因,既有民族解放的诉求,又有个人理想的探寻,也有成长环境的熏陶,他们的文学叙事丰富了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同一性与多元化。延安解放区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将时代共振与边地异动的主题相结合,呈现出了延安文艺与西南边陲艺术风格的交融,在语言形式上体现了集体诗学与个体审美的相互关联。通过探究延安解放区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利于加深西南边地与中原内陆地区的联结,彰显各民族在共同奋斗中铸就的深厚情感与文化记忆,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丰厚的精神内涵。

红色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与时代启示——以东北解放区印钞厂为例

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实践历程伴随着红色金融机构的发展变迁。东北解放区的印钞厂作为东北红色金融机构的重要代表,见证了东北红色金融事业的起承转合。东北解放区的各家印钞厂于战争条件下艰苦创业,在时局动荡的环境中辗转迁移,从无到有,转战南北,从分区到统一,在货币印制、货币斗争、金融创新、支援战争、开展经济建设、稳定生产生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扎根于东北解放区印钞厂的红色金融人更是以艰苦奋斗、坚定信念、甘于奉献、追求卓越、实事求是、金融为民的精神,为新时代金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奋进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南下干部动员工作研究——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组建为中心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华东局为接管新解放区而从山东解放区抽调干部组建而成,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南下干部队伍。山东解放区既要保证原有工作正常进行,又要为干部南下做准备。在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山东解放区通过调整地方干部政策为动员工作提供基础保障,并从打通南下干部思想和解决实际问题两个方面着手,消除传统乡土社会秩序对于动员工作的影响。这种南下动员机制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到达新区后依然发挥着作用,并为之后西南服务团等南下干部动员工作提供了经验参照。

1949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集中整训之研究

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是中共中央为夺取全国胜利而制定的重大战略决策,华北解放区的干部南下工作则构成全国“南下”战略中的关键性环节。在南下干部的动员、抽调等工作完成之后,华北解放区下辖各区的南下干部分别在石家庄、武安、菏泽、威县、开平和正定等地开展了为期一个月左右的集中整训。此次集中整训目标明确,兼顾思想性与实用性,为南下干部适应从北方到南方、从老区到新区、从乡村到城市的工作实践转移奠定了基础。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集中整训过程中的组织整编、学习教育和军事训练,亦暗含着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常规与运动相融合的干部生成与养成机制。

山东解放区民站的粮食工作

民站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设立的以招待过往民工为主要任务的临时性支前机构,其中做好粮食的筹备、保存、支发等工作尤为重要。战争环境下,粮食的普遍紧缺和易坏特性与民站工作的临时性和机动性构成矛盾,促使民站采取多种手段筹粮,保障存粮质量,合理统筹粮食支拨。民站粮食工作的复杂样态是战争状态下前后方资源供需矛盾的实际体现,提供良好的用粮服务对鼓励民工积极支前有重要意义。

山东解放区的基层民站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基层民站干部在支前工作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呈现多样的心态与行为方式,解放区采取多种措施对该问题加以应对。山东解放区民站是以保障支前民工食宿为主要工作的临时支前机构,受工作中物质条件、安全环境、地缘等因素制约,干部存在临时观念,表现出回避、困惑及应付的心态与实践。地方政府及支前委员会从思想教育、路线引导和实际支持等方面促进解决相关困难,调整干部心态,以加强民站工作。基层民站干部在不同利益诉求下形成差异心态,各方在解决该问题过程中的动态互动体现了支前活动及中共革命的复杂性。

1947—1949年中原解放区货币发行探析

为了使解放区的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缓解财政困难,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中州钞,作为中原解放区的本位币。为了保障中州钞的顺利发行,中原局决定准备金以银元、物资为主,辅币以流通券为主;中州钞的发行途径,以公营商店卖货、银行货币兑现、财政税收、经费开支、工农商业贷款为主,根据实际进行扩展。中原局解放区发行货币,促进了经济恢复与发展,为人民币的发行及解放军南下作战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金融工作特别是干部的培养提供了经验借鉴。

解放区妇女解放运动书写的三重面向——以农村题材地方戏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解放区妇女解放运动以人民为尺度,造就其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解放运动的本质,并经过农村题材地方戏的阐释而不断强化。将妇女解放议题上升为阶级斗争、劳动生产、文化学习等以妇女为中心,却面向全体农民的纲领事件,使农民解放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体两面。表明延安文艺精神:一方面吸收民间资源孕育政治话语的生长环境;另一方面运用政治话语改造民间资源及其运作方式,使之规范化并为当前形势服务。

解放区土地改革中的诉苦运动及其当代回响——基于社会心理学情感研究的视角

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为了巩固解放区,推动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党在解放区积极推进土地改革。在此次土地改革中,党通过诉苦运动,访苦情、引苦水、算苦账、归苦因,引导农民实现从私人情感向公共情感的转变,促成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农民参与土地改革的自主性,融铸党与农民团结的情感共同体,强化了农民对党的领导的认同。新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我们积极运用诉苦运动中乡村治理的经验,将物质保障与情感关怀相结合,继续巩固党群关系,强化农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主体性。

华中解放区“人民的交通线”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邮政事业发端于交通工作,最早统称为邮交工作,战时特征明显,主要服务于党政军机关,具有保密性和隐蔽性。至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交通体制由战时形态向人民邮政形式转化,建设方针也从注重军邮向兼顾民邮的方向发展,并逐步走向正规化和开放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邮政蓬勃发展起来,并逐步向城市推进。

1947年东北解放区鼠疫流行与政府应对

1947年鼠疫再次袭卷东北大地,为防止鼠疫蔓延和稳定东北时局,成立不久的东北解放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随着各类防疫人员的安排、各级防疫组织的启动、各种防疫规章制度的出台、各项具体防疫措施的落实,鼠疫的蔓延得到了有效地控制,防疫效果较为显著。这一系列应对措施不仅展现了东北解放区政府的危机应对机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地方公共防疫体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东北解放区文艺报刊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再思考

东北解放区作为新中国文艺政策与文学创作的试验田,其在三年中所形成的文艺报刊文献资料对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迄今为止,已整理和出版了为数众多的东北文艺报刊文献集,并同时有大量依据报刊文献资料对东北解放区文艺的研究成果发表。然而,鉴于新的历史时期的研究需求,东北解放区文艺报刊文献资料整理工作仍存在诸多空白与局限,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以期为推进东北文化发展史和文艺创作史的研究提供坚实的档案文献基础。

意义的生成:东北解放区农村叙事诗的历史复杂性

东北解放区农村叙事诗意义生成有一定历史复杂性。延安《讲话》精神在东北落实与延安文艺制度在东北落地,影响东北解放区诗歌题材选择、生产运作和意义结构;同时,农村叙事诗既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话语体系下,又扎根于政治和文化局势高度复杂的东北区域话语场中。在复杂历史语境和东北土地改革政策的影响与引导下,农村叙事诗呈现出典型的战争文学样态和“人民性”的革命文艺本质意义,承担大众化红色革命诗歌应有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解放区新政权新政府之纲

晋绥解放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出巨大贡献,在民主政权和人民政府创建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性实践。《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发挥了直接的战略性指导作用,是晋绥解放区乃至全国新政权新政府建立的正确理论和科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