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中的算法解释权——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为旨

在Web2.0时代,因自动化决策嵌入公权力所引发的算法权力异化的风险指数级上升。为了规制人工智能时代的自动化决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算法解释权。然而,作为新兴权利的算法解释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存在行权时间(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和解释程度(一般解释与具体解释)层面的解释分歧以及权力限度的适用困境。因此,有必要在对算法解释权进行公私场景类型化划分的基础上,以权力结构的对称性为标准,引入比例原则对算法解释权在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下的适用进行教义学阐释。同时,以比例原则为主、法益均衡原则为辅来构建算法解释的方式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设定的算法解释权在公法领域应为一种事后的、具体的解释,与私法领域事前的、一般的解释相区别。

法官法律解释权刍议

适用法律离不开解释法律,法官理应有权解释法律,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是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尚未明确法官的法律解释权,不利于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法治国家的构建。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或《立法法》的有关条款或者以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承认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一种应用性解释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主要是立法性解释权和最终解释权,承认法官享有在司法实践中事实上就在行使的法律解释权与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并不相悖。

从“许霆案”看我国刑法解释权的分配

"许霆案"作为一个"浓缩了司法积年弊端的典型样本",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刑法解释权分配模式的弊端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次根源。刑法解释权分为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立法解释权设计上的局限使得立法解释面临虚设的危险,不仅受到司法解释权扩张的威胁,而且其内部也有分权的趋势。司法解释权被"两高"垄断,限制了司法解释建议的来源,造成裁判权与法律解释权的分离。

算法解释权适用的不同区分及其实践路径——基于公私两域划分的视角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规定,个人认为自动化决策对其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此条被认为是对算法解释权的明文确定。但是,对于权益主体的确定、权益影响的程度以及解释内容的要求,第24条并未进一步做出具体规定,考虑到公私领域对算法解释规范对象和规范目标的不同,在私人领域中,算法解释的权益主体应为确定型主体,其形式权益遭受影响才能提出算法解释的主张,而信息处理者只需对算法进行事物性解释,在公共领域中,算法解释的主体应为确定或相关型主体,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权益遭受影响都可以提出算法解释的主张,而信息处理者需对算法进行事物或事理性解释,此举有利于促进技术发展与权利保障、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价值平衡。

论我国算法解释权的构建——以公安领域为例

算法的运用有效提升了公安执法的效率,但不透明的人工智能决策机制易引发算法权力滥用风险,亟须提升算法透明度,以实现可信、规范化公安数字执法。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发布引发了学界对算法解释权的争论,算法解释权对于公安机关数字执法透明度与可信度的提升以及监督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且具有法律与技术双重层面的可行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范为构建我国算法解释权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但有待进一步完善与体系化。应以我国现有算法解释权的法律渊源为基础,立足算法模型,从算法解释权的主体、适用范围、解释标准、解释内容及配套机制方面构建我国算法解释权。

算法解释权:赋权争议、适用逻辑与适用机制

自动化决策算法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日渐广泛,算法治理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在算法治理探索的路径上,算法解释权的引入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规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算法解释权,但在权利构造上依旧模糊。因此需要围绕算法解释权的构成要件展开分析,从主体、时间和内容三个方面着重讨论算法解释权的适用机制,有助于为算法解释权适用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具体的操作指引。

宪法解释权归属初探

宪法解释对于一国宪政具有重要意义,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则是宪法解释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从理论及实践上来看,两者均不具备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己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从宪法解释、宪法解释权自身的特点出发,结合立法本身规律,去寻求更为合适的宪法解释权的归属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具体应用法律解释权的规范分析

《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就审判活动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拥有解释权,该解释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了司法权的统一特别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解释权,并不意味各级人民法院和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裁量解释权被剥夺。在现实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些已经明显超越了法律赋予的行使解释权的范围,呈现出"立法化"的倾向,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规范解释权必须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得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权

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和前提，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应能保证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基于此，本文从法理学的角度，探索了现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在解释主体和解释权限方面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以及对刑事诉讼法本身的影响，提出了完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权的具体出路。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异化及反思

根据现行中国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对"具体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权。但最高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解释权的过程中由行使"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权异化为抽象法律解释的制定权,并不断对现行法律进行漏洞填补、内容更改,成为事实上的立法者,破坏了现行的中国宪政体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故针对实际情况应将法律解释权统一赋予最高司法机关,在此基础上杜绝其对法律漏洞的填补、修改、废止等立法性工作,同时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监督和制定法的立、改、废工作。

算法决策规制——以算法“解释权”为中心

算法决策正成为经济与社会体系的一部分,一方面,它创造了显著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但另一方面,不公不义的预测或推断会损及个人自主与尊严从而使算法备受质疑。由于算法无法解决自身导致的妨害问题,且算法控制者与数据主体间存在明显的信息或权力不对称,因此,有必要赋予个人一项具体的数据权利——算法“解释权”,以强化其对于己不利的算法决策提出异议的权利,进而促进算法正义、保护个人自主与尊严。不过,利用“解释权”对抗算法妨害虽然必要但并不充分,其在技术上面临可解释性难题,且与商业秘密存在紧张关系。因此,算法决策需要统合规制,需要进一步增强算法决策的社会控制,优化算法应用监管。

算法解释权:科技与法律的双重视角

算法社会的来临,使得算法失灵、算法歧视、算法欺诈、算法垄断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威胁。在诸多制度因应中,算法解释权是落实算法问责,实现算法公正的基础性权利。然而,自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提出该权利以来,其一直遭至各种质疑,在实践中亦被边缘化。对此,只有从“实用主义解释理论”出发,采纳“黑盒之内解释”的技术方案,明确解释权之主体、对象与范围,充实解释的层次内涵,才能弥合理想与现实、法律与科技之间的鸿沟,构造出兼具法律理性与技术操作性的算法解释权制度。

谁来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思考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体制中,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可以解释法律,带来了法律解释的混乱,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解释权最终都掌握在司法机关和法官手中。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体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部法律解释法来规范法律解释活动,明确赋予司法机关法律解释权,实现最高人民法院被动统一的法律解释与法官在个案中的法律解释的结合。

论法律解释权的构成要素

法律解释权是法律解释学的重要问题,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对此问题却鲜有研究,这既可能会影响法律解释学与规范法学的结合,也可能会影响“法律解释法”的建设。本文是在传统法律关系原理的基础上,从规范法学的角度论述了法律解释权的概念以及作为构成要素的主体、客体和内容。

司法解释的错位与回归——以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为切入点

法官在个案中作出解释是法律解释活动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司法活动复杂性的客观需要,是消除我国司法活动中诸多弊端的有效措施。要保障法官在个案中作出法律解释,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并为法官独立审判提供良好的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统一解释,是维护我国法制统一的需要,是法官在个案中寻求权威性解释的需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的体现。可以考虑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设置大法官会议,按照严格的程序,专职作出统一的法律解释。

论审判权的限度——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合理界限为视角

司法解释权被看作是广义的审判权应有的内容。实践中很多学者都认为审判权有入侵立法权的倾向,而入侵的途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立法化"的问题。我们在承认司法解释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着手对其进行完善,明确其合理限度。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要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的精神,也要符合立法原意和法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要克服自身的问题,回归本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解释工作顺利进行。

权力本位:司法解释权运行状况之分析

中国司法解释权的运行具有明显的权力本位特征:强权、越权和集权。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奉行权利本位;在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实行权力制约;在权力意志与审判经验之间,注重知识积累。

法律解释如何统一——关于司法解释权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的思考

目前我国宪法解释权以及法律统一解释权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人们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填补这一权力空白。然而根据我国宪法所规范的国家权力结构,最高人民法院是无力承担起这一重任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是有限的,只能统一各级法院的审判解释。我国的司法改革应着眼于通过构建合理的审判制度、判例制度以及合理划分最高人民法院与各级法院解释范围,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统一解释功能。

“法律解释权”行使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

由于执法、司法活动等都离不开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因而"法律解释权"的存在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没有法律解释法,这就难以把实际存在的解释权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对"法律解释权"进行规制、矫正的宪法原则。在我国的法律解释法没有出台以前,需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融入法律思维或者法律方法之中,以防止"解释权"的误用、滥用。法律思维不仅包括根据法律的思考,还包括对人权价值、制度的尊重以及对法律思维规则的遵守。这是在不改变现有体制机制的前提下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公共服务领域算法解释权之构建

算法自动决策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知情权和救济权,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欧盟和美国对算法解释权分别采取内部监管模式和外部问责模式,这两种模式在解释对象、解释标准、解释时间方面存在差异,目的都在于促进技术安全发展、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个人权利。算法应用到公共服务领域时带有公共利益属性,不得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设立了事前解释原则,以透明性和公正合理为解释标准,赋予个人对自动化决策的拒绝权,比GDPR保护个人权利更进一步。中国特色算法解释权在规范上应进一步明确透明性的内容、规范定期审计以加强监管;在技术层面公开算法模型,公开源代码、公开算法运算基本规则、因素及权重;同时由政府主导核心领域算法开发以促进算法造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