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行合一”的再教义化:民主原则对国家权力横向配置的规范要求

对国家权力配置原则传统通说——“议行合一”的争论,不能脱离对宪法上民主观的理解。“议行合一”集中体现了特定社会理论中的直接民主式民主观。1982年宪法修改不仅调整了国家权力配置,更重要的是将直接民主理念制度化了,强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背后的代议民主式民主观。这体现了1982年宪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价值决定,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突出了民主原则作为宪法规范的属性。宪法上的民主原则拘束国家权力的配置,从政治面向看,其强调国家权力机关与民主意志的直接关联,国家权力机关凭借“产生”“监督”“负责”的规范体系实现对执行机关的制约;从法律面向看,其要求立法机关垄断一般规范创制权,对重要事项立法权与决定权施行层级保留。

对“议行合一”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议行合一”被认为是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显著标志之一。甚至目前仍有一些颇具权威的理论工作者把“议行合一”奉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并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议行合一“就是“议”和“行”组织的同一与职能合一。“议行合一”作为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政权权力结构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不符,作为一种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有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议行合一”只有在不正常的时期才短暂地存在过,除了战争年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议行合一”的理论与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议行合一”政体论解析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分权制是防止政治专制主义的有效手段。为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主张对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进行制约。他们主张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实行“议行合一”,是以废除常备军和彻底消灭官僚制为前提的。

议行合一与中国人大制度的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一直以来,人们把"议行合一"原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混为一谈,把"议行合一"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同起来。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议行合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如若将两者混同起来,则不利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议行合一”原则: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

“巴黎公社的原则就是‘议行合一”。这在理论界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定论，有的文章还把是否实行“议行合一”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本人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特写出此文，以求教于理论界的同行们。

“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再认识

巴黎公社的原则不是“议行合一”,而是“真正民主”的原则和“必须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所体现的阶级统治的内容和实质的不同,而不是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是否实行“议行合一”。“三权分立”作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具体形式不能照搬,但在“三权分立”这种形式中所体现的制约权力原则及其民主法治精神,应当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应当遵循“必须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体现民主法治精神。

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中美体制比较的意义

议行合一体制与三权分立体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中美两国体制在法律地位、产生渠道、授权方式和活动方式与功能体现上都存在着差别。差别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制度与理论渊源。议行合一体制与巴黎公社制、苏维埃制等有关，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学说和民主集中制学说；三权分立体制与北美殖民地实践相违，主要是由于人们对自由与专制的理解，对人性的认识以及独特的政府观。两国体制的文化意义是各自不同的扬善与抑恶的政治观念。文章认为，一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与一国的体制相适应，随着社会变迁，体制需要修正、补充与完善。

“议行合一”与我国的政体结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议行合一”看成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本文在厘清“议行合一”真实涵义的基础上，认为“议行合一”是成熟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组织原则，是我国政权建设的方向。

人民监督直接参与社会管理——列宁议行合一型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思想初探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未来无产阶级国家应该采用民主共和政体。1848年革命时期,他们就提出彻底推翻君主制,把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力争把这种民主共和国变为“社会共和国”。1871年马克思又指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所向往的“社会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 列宁卓越地发挥了上述思想,在领导建设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阶段性及其特征,这就是以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共和制为基础,由人民监督过渡到直接参与,再由直接参与过渡到全部权力由国家回归到社会,从而实现社会管理和国家消亡。

“议行合一”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决策与执行模式

“议行合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体制的组织原则,然而这一原则在实际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偏离”。分析偏离的原因与存在的问题,可以为中国政治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概念解读与话语空间的建构路径——以“议行合一”的论辩逻辑为线索

话语空间的大小表征着一个问题可以辩论的可能性大小,而概念解读是话语空间得以建构的一个重要前提。很多学术争论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概念解读的差异有关。而造成概念解读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理论上的,可能是实践上的,也可能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悖离。当然,这还可能与解读主体的自主性密切相关。因此,一个论题话语空间的大小是其论辩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理论——实践逻辑以及解读主体的自主性等因素共同形成的。换句话来说,这些因素都是话语空间得以建构的基本路径。实际上,以“议行合一”的学术争论为线索,可以发现这一论题巨大的话语空间,正是按照以上路径得以建构的。从这些路径出发,“议行合一”的话语空间还可以进一步开拓。

议行合一的再认识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议行合一原则为理论基础的,是议行合一原则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为了弄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就不能不对议行合一原则予以再认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生活所提出的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议行合一”的“前世”与“今生”

学术界存在的"议行合一"两种不同的理解,认为我国"议行合一"的提法并不能恰当地反映我国政体的组织形式,相反,对于"议行合一"的争论,我们既要回归历史,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还原其本真含义,同时,又要立足我国现实,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要准确理解我国政体形式的建立是历史的产物,更要在客观认识权力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破解我国政治体制运行中的权力有效制约难题。

从“议行合一”走向“议行分立”

议行合一制作为我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之一,有其学理上的合逻辑之处。中国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基本符合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所论述的议行合一制。这一制度固有的弊端以及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昭示我们:从“议行合一”走向“议行分立”,已是大势所趋。

“议行合一”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应科学把握"议行合一"的精神实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实践"议行合一"精神的现实选择,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践"议行合一"精神的具体体现。

“议行合一”还是“民主集中制”——对我国人大制度组织原则的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当家作主。对于人大制度的组织原则 ,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议行合一”;另一种是“民主集中制”。本文通过对这两种观点的考察和分析 ,认为我国人大制度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议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