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半期,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激烈论战。著名学者陈翰笙组织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从当时中国最急迫的农村问题切入,在无锡、保定开展深入系统的农村经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实际证据,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和经济结构,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扎实的论证。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近代中国农村,地权分散、捐税负担较重,农民受到地租、高利贷等的多重剥削,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由此证明了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提供了现实支撑,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理论和思想的传播。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民族新信仰的找寻:“科玄论战”与唯物史观中国化——兼论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及其实现

“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以来中西方思想文化第一次爆发激烈冲突的思想论战。在论战中,唯物史观派在科学观上肯定科学的作用而否定科学万能论,在文化观上纾解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历史观上驳斥了科玄两派对唯物史观的质疑。同时,唯物史观派巧妙地运用了投合时好与话语创新的论战策略,不断提高其在论战中的话语权。“科玄论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路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发扬,完成了对中国道路的思想启蒙,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

如何在文言文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以《曹刿论战》为例

审美鉴赏与创造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设定的语文核心素养之一。文言文具有独特的语言美、韵律美,教学文言文可以帮助学生发展审美素养、培养审美能力。以《曹刿论战》为例,为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笔者采用如下策略:朗读课文,体会文本语言之美;品读课文,赏析人物形象之美;悟读课文,领会作品思想之美。让学生在任务中品味语言、加强理解、思辨探究,进而加深审美体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媒介的力量——《读书杂志》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发展和传播

《读书杂志》是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阵地,对社会史论战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读书杂志》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公共言论空间,也为社会史论战做好了物质准备。在社会史论战的发起和发展过程中,王礼锡都深度参与,并以论战组织者和杂志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影响着论战的发展方向,扩大了论战的影响力,推动了论战的深入进行。今日所见的社会史论战的样貌,正是学术发展的自身逻辑与《读书杂志》及其编辑者共同形塑的结果。

论马克思的报刊论战方法

文章在革命实践的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从事报刊论战的方法,认为马克思在四个时期的论战方法各有特点:着眼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错位,以阶级分析法置换既有的认知基础,社会矛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实质上坚决而形式上灵活。总的来看,这是一种内在于革命实践又具有新闻传播内涵的、有机统一的方法,是新闻传播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革命实践的结构中研究马克思的报刊活动,也有助于识别所谓职业范式所造成的理论缺陷,推进马克思革命实践、理论著述和报刊活动的整体性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科学借鉴。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理论界标及其文明启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的使命任务,标志着中华文化发展进入崭新境界。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围绕中华文化的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展开,探讨东西文化古今之争、义利之辩与动静之别的性质差异,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开辟了立足本来、吸收外来、中西结合三条文化发展路径,成为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思想界标,至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主体维度上要不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实践维度上要贯彻“两创”方针,在价值维度上要坚持走“两个结合”的文化发展路径,在目标维度上要担当引领文化繁荣发展的文化使命。

从科学论战看中国科学社传播科学精神的历史贡献

科学精神的传播和弘扬是宣传科学的最重要且最终目的,由中国科学社社员组成的第一代科学家群体是中国近代首倡科学教育的亲历者、当事者、研究者和传播者。“科学论战”作为中国科学社宣传科学精神的首次战场,梳理中国第一个科学家群体在“科玄论战”中关于解读、传播科学精神的历史经验,有利于厘清科学精神在当时科学教育具体环境中成长和演变的历程,为推进科学教育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提供借鉴。

曹刿论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刻请见。其乡人日:“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刻日:“肉食者部,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日:“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日:“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日:“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曹刿论战

公元前684年,也就是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齐桓公又派兵攻打鲁国。鲁庄公对一再欺负他们的齐国忍无可忍,决心跟齐国决一死战。齐国的行径激起鲁国百姓的愤慨。有个名叫曹刿的鲁国人去见了鲁庄公,要求参加抵抗齐国的战争。鲁庄公高兴地接见了曹刿,并向他询问对策。

纸上论战

一张纸,一支笔,几块小积木,在纸上的线与格之间,可以和爸爸“战斗”大半天,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小朋友,还等什么,快准备好道具,和爸爸“纸上论战”吧!

《曹刿论战》教学的三个切入口

《曹刿论战》教学中主要抓住三个切入口,深入分析的战争背景,即齐国进攻鲁国的历史情境,分析主要人物曹刿和鲁庄公的背景,解析曹刿的战略见解,包括重视士气、善于抓住时机等,展示其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分析文学特点,强调文字简练、对话、修辞及比照和映衬的使用。

鲁庄公“何以战”——基于文化语境对《曹刿论战》的解读

重视传统篇目中蕴涵的文化历史价值,以语境视角作为基础,揭示《曹刿论战》的深层文化内涵:首先,疏通上下文语境,理解文本表层意思;其次,注意情景语境,从曹刿“乡人”身份感受对话的独特性;最后,还原历史社会语境,发掘“衣食所安”“小信未孚”“忠之属也”“小大之狱”等所折射出的“敬天保命”观和民本思想。

基于深度学习理念的初中文言文阅读教学设计与实践——以九年级下册《曹刿论战》为例

文言文阅读是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内容。基于深度学习理念的初中文言文阅读教学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为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立足深度学习理念与初中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契合性,以九年级下册《曹刿论战》一文为教学案例,设计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阅读教学活动。希望通过对文本的深度解析、思维拓展和迁移应用等环节的精心设计,为教师开展初中文言文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东”与“西”背后的“新”与“旧”——从历史观视角考察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

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明线是论“东西”文化,但暗藏一条论“到底什么是真正历史观”的暗线。这条暗线在局势混乱之时,甚至决定着明线主题的变化。本文尝试从五四运动之前进化论历史观的传入开始,探究在面对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持有怎样不同的历史观,如何在时代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兼论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对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迎合历史发展大势的重要作用。

“人生观论战”的反思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追求

20世纪中国曾先后发生两次“人生观论战”,两次论战都成为中国社会重大变革转型的前奏;反思两次论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关于如何引导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之争、文化选择之争;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在中国已真正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世界正处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种基本潮流并存的境地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充满特殊矛盾的视野下进行文化选择。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经典文言文教学应指向言意共生——《曹刿论战》课堂实录

一、教材分析《曹刿论战》一文紧扣'论'字展开,对话生动,叙事简明,详略得当,衬托精妙,生动地再现了曹刿与鲁庄公的人物形象,也揭示出长勺之战中鲁国以弱胜强的重要原因。根据文本特点,教学重点宜放在细读文本、品人物形象与综合分析取胜原因上。教学难点则为如何理性地把握人物形象。全课以诵读、对话贯之,辅以辩论、合作探究,以期在多样的学习情境中明意蕴、丰素养。

法律与道德:分离后的结合——重温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对我国法治的启示

在20世纪所发生的哈特与富勒之间的一场论战中,哈特为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辩护,并将“分离说”的内涵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而富勒则从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发强调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从表面上看,其论争的焦点在于法律与道德是分离还是结合,而实质上他们是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强调了对于实现“忠于法律”这一法治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的不同的方面。这场论战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启示是:当我们强调法律的实质正义目标时,我们不应简单地用道德的逻辑和标准去替代法律的逻辑及标准;而当我们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正义的独立性时,我们不应忽视对法律自身道德性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