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访华与五四时期的地方教育界

杜威访华是五四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意义的文化事件。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界,在促成杜威访华和安排其在国内的行程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杜威的译介侧重于其实验主义哲学,希望借助杜威在北大的课程与演讲,提升北大的学术水准;而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却主要在地方教育界觅得知音。这一分途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具症候意义。透过杜威的眼光以及杜威访华所关联的诸多人事,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地方教育界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赓续:美籍华人科学家张捷迁的访华活动及其影响(1972-1979)

20世纪70年代,美籍华人科学家的跨国科技活动对中美民间科技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1971年杨振宁访华以来,美籍华人科学家的访华活动亦随之展开。其中,美籍华人科学家张捷迁曾于1972年、1973年、1975年和1979年多次访华,参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力学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活动,并在清华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张捷迁的多次访华活动是对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赓续,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双方对科技交流的重视、美国对中国的友好姿态,以及张捷迁身为华人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旅人之眼:堀田善卫1957年访华的视角辨析

1957年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访华活动一直未获得足够关注。然若将这群日本作家在中国的旅程加以还原,即可发现中国接待方在考察地点的择取等方面彰显出极为积极的政治意图。面对“安排”的风景,堀田善卫立足于中日的历史关系,对日本人的新中国认识敲响了警钟,明确提醒日本人要重视中日之间的“内在差异”,并对中国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这一点与中野重治、本多秋五等其他代表团成员认识中国的视角有所不同,尤其围绕“周扬印象”表现出了迥然相异的态度。

日本大规模经济团访华欲与中国构筑新型合作态势

近日,由日中经济协会和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等组成的日本经济界代表团来华访问。自1975年来,日本经济界代表团每年都会对中国进行访问。但受新冠疫情影响,2019年秋季后便停止。此次是时隔4年零4个月后,日本经济界代表团再访中国。据日媒称,此行重点是希望通过与中方会谈,就两国之间的经济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日本共同社方面称,能否带动两国关系的改善亦是此行关注的焦点。

朔尔茨访华:中德合作是机遇不是“风险”

4月14-16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携环境、农业、交通与数字化3名内阁部长,以及由西门子、宝马、梅赛德斯-奔驰等重量级企业的相关负责人组成的商业代表团一同访华。在出发前,朔尔茨曾呼吁,在贸易领域重新平衡欧盟和中国的关系,传递续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意愿。德国政府亦强调了此访的重要性,并认为“最高层级的持续交流”至关重要。

美国“援华”问题与蒲立德《访华观感》

美国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都对国民政府提供了援助,但两次援助的性质与结果截然不同。借助于对战后(二战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分析,通过中美外交的一个侧面,即蒲立德1947年的非正式访华,对蒲立德的访华结果和访华影响进行分析,来达到对当时"美援"问题的再探究,同时实现对蒲立德及其事件的专题性研究。

外交评论话语中的语言学因素——以奥巴马访华的6篇述评为例

近年来,话语分析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跨学科特征,研究者对话语的关注正在超越语言学视域,更多地落实在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本文以中外媒体对奥巴马访华的6篇述评为例,揭示外交评论话语中所包含的众多语言使用元语言和话语分析元素,探讨话语分析的元理论角色对话语意义建构所起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外交话语分析模式。

胡适与泰戈尔访华

1 92 4年 ,泰戈尔应邀访华 ,宣扬东方价值观 ,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胡适一贯推崇西方文化 ,对泰戈尔的思想也没有真切的了解 ,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对泰戈尔的人格表示敬重 ,为泰戈尔在华期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进行辩护。两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 。

访华日本国际客源市场之细分研究

日本作为国际客源市场形成于其高速发展的经济成长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一市场对中国国际客源市场的发展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依其市场规模和显在的经济实力,实际访华的日本客源市场规模远未达到预期,这对中国在今后争取更大的日本客源市场乃至亚洲客源市场来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想透过该问题的研究,全面分析访华日本国际客源市场的状况,并据此为中国在争取日本国际客源市场方面提供一个科学的参考依据。

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和转化——以杜威访华时期为中心

本文围绕杜威访华,分析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和转化。杜威访华前,胡适已对杜威教育思想有所吸收并大力宣传实用主义,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阐述精辟,但也反映出其选择倾向、阐释的缺失和过度现象。杜威访华期间,胡适对杜威大量演讲的通达翻译,体现了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系统吸收;一些误译和漏译虽会招致误解,但却集中传达了杜威教育思想要旨,影响深远。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运用体现了他改良中国社会的努力,透露出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转化。杜威离华后,胡适持续吸收杜威教育思想,并对先前的吸收有所反思和修正。胡适并未全盘吸收杜威教育思想,他在某个层面可能借助杜威之旗推进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主张,但总体上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中国化”以应对当时社会现实之需。

学习雷夫好榜样——美国《第56号教室的奇迹》作者雷夫首次访华带给我们的思考

像所有老师一样，我也总是遭遇失败，我只是努力去教好每个学生。”2012年3月上旬，（《第56号教室的奇迹》作者、美国小学教师雷夫·艾斯奎斯首次访华。在北大百年讲堂，我们与1700余名中国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一起品读雷夫，感受到一样的教室里发生的不一样的故事，一样的教9币所选择的不一样的路径，一样的学生所经历的不一样的成长。

华莱士访华: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最终成行

二战后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作为整个战争期间,甚至近代中美关系史上最高级别的访华者,其出访目的至今仍有争论。究竟是像当时美国国内有人猜测的那样,是罗斯福总统竞选政治战略致使将华莱士调离美国?还是如蒋介石希望的那样充当中苏冲突的调解人?又或像延安期待的那样,充当国共关系的中间人?通过对华莱士访华经过及同时期其他历史事件的整体考察,尤其考虑到美国时在中国实施的马特霍恩计划"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具有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最高有限权",为马计划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促成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成行就成了华莱士访华充分而必要的动因。

斯坦法尼访华与中意关系

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意大利之间,曾保持过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墨索里尼执政时期,意大利也曾对华保持过比较友好的双边关系,其在政治、军事、航空工业等方面,对中国有过一定的影响。而斯坦法尼则是30年代前后,意大利与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对中意关系的认识、贡献及其使华经过,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中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大正时期日本作家访华游记中的江南形象

大正时期,众多日本作家来华旅游,江南几乎是他们的必游之地。当时中国正值社会变革之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动荡变化之中。不同的访华作家从迥然不同的审美角度,对中国江南进行了各自的观察分析,塑造了不同的中国江南形象。令人流连忘返的水乡江南、散发着魔力的魔幻江南、使人厌恶的颓败江南——这些矛盾的江南形象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大正时期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江南形象。

泰戈尔1924年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

泰戈尔 192 4年访华是近代中印交往中的一件大事 ,在当时中国知识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不少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学者对泰翁的思想、言谈亮明自已的态度 ,发表坦率评论 ,从一个侧面生动、深刻地反映了 2 0年代国内知识精英阶层对文化认知、东西方文化比较、文化危机与社会改造等问题的基本看法。

峰回路转与行稳致远之际——安倍访华评估与中日关系的走势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华,中日双方以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结合两国关系的现实,就增强政治互信达成诸多共识,同时进一步确认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两国深化经贸合作的新平台,并就此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通过安倍此次访华,中日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虽然中日关系还面临诸如历史、领土、海洋权益等复杂问题的挑战与风险,但珍视双边关系改善的重要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无疑是双方需要努力的方向。

邀请美国教育家杜威访华的台前幕后

美国教育家杜威的中国之行是由胡适等一批杜氏中国弟子直接促成的。但是,关于邀请杜威来华讲学的是哪些学术机构团体,邀请者、被邀请者和后来的研究者各有不同的说法。虽然也许有人会认为搞清楚这个问题意思不大,但是在这看似琐碎的问题深处却隐含着重大的信息。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希望在杜威来华讲学的具体史实层面,根据中国当时各大报刊有关杜威行踪的报道,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探寻这一引人瞩目的学术交往的实态。

佩洛西、盖特纳访华寓意

气候变化为“三十而立”的中美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合作契机；而在经济层面，只要中国还继续保持顺差。

周恩来与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

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他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了中美军事情报合作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条秘密热线,如苏联发动对中国的核打击,美方可及时向中方提供预警。对于基辛格提出的这一建议,双方虽有讨论,但中方并未接受。此后,这却成为周恩来受到批判的一个缘由。关于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这段中美关系和周恩来生平的论著虽有提及,但大都语焉不详。但这件事涉及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语)和"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国内政治,对于周恩来研究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蒋介石对待华莱士访华的态度——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材料的分析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是抗战期间美国最高级别领导人对中国的一次访问,对二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对美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蒋介石对待华莱士访问的态度经历了从访问前对其反感到访问中对其"甚表敬爱"再到访问后对其反感的过程。蒋对华莱士反感,是由于罗斯福政府干预国共之争,蒋介石感到"憋屈"和压力。他深知允许美国介入国共关系,对其权力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他认为华莱士和美国政府官员受到中共宣传的蒙蔽。蒋对华莱士"甚表敬爱",是表面上的一种姿态,因为无论是战时和战后,在解决抗日、反共、中苏关系、战后发展及中国大国地位等问题时,由于中国国力较弱,他必须求得美国的援助、支持和合作。